1975年蔣中正逝世後，台灣進入新的政治階段，黨外勢力開始串聯整合，並透過《台灣政論》等刊物凝聚支持。1977年「中壢事件」爆發，揭露國民黨作票，引發民怨，成為戒嚴體制下的首起群眾抗議活動。

1978年5月蔣經國就任總統，並規劃同年12月舉行中央民代增額補選。為此，黨外成立了串聯全台的「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一時之間，選舉演講會及各地民主牆吸引大量民眾。然而，就在投票日前一週，美國宣布與台灣斷交，蔣經國迅速宣布停止選舉與所有競選活動，令黨外助選團的努力戛然而止。

隨著選舉的取消，國民黨開始全面加強對黨外人士的壓制。情治部門密切監控，包括余登發在內的黨外重要人物均成為特務竊聽和跟蹤的對象。政治集會場合，特務頻繁潛入會場，記錄發言，甚至深夜探訪家屬進行恐嚇，進一步激發黨外人士的反抗決心。

國民黨一方面通過特務手段嚇阻黨外行動，另一方面利用媒體大規模抹黑黨外運動，將其描繪為「台獨分子」或「共產黨同路人」，誇大謠言來煽動社會敵意，進一步分裂民意。例如，媒體誇大報導余家「私藏槍械、軍服」的謠言。

在黨外勢力內部，康寧祥與黃信介因理念分歧逐漸疏離，團結力量受挫。為整合地方勢力，黨外人士推舉余登發為精神領袖，並於1978年12月25日召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重申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試圖穩住士氣與支持基礎。隨後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首次公開宣示「台灣的命運應由1700萬人民決定」。然而，該聲明遭到所有媒體拒絕報導。

國民黨對此更加警惕，通過特務系統密切監控其行動，並策劃進一步打壓方案。余登發及其家族如何在壓力之下平衡民主追求與生存安全，黨外人士又能否團結應對國民黨的高壓政策，成為未來局勢的關鍵。

1979年1月21日，國民黨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逮捕余登發及其子余瑞言，引發各界震動。余登發作為高雄「黑派」領袖，以清廉形象與政績深得支持，特別是他推動農民保險及地方建設。然而，他也因與國民黨對抗而屢遭停職與入獄，此次逮捕使余家與黨外面臨空前危機。

地方輿論對余家的評價分化。一部分鄉民支持余登發的政績，視其為地方保護者；但部分因土地變更案與收租而不滿的民眾則被國民黨政敵操弄，成為打壓余家的工具。

國民黨控制下的主流媒體渲染余登發「危害國家安全」，誇大其與叛亂分子勾結的指控，企圖削弱黨外聲勢。同時，少數記者試圖揭露真相，卻難以突破嚴密審查。

此次事件不僅攸關余家的政治存亡，也成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余登發及黨外人士的處境，對後續台灣政治局勢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