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引進外籍移工時間點在民國60、70年代，較少青年進入勞動市場，對需要體力且具危險性之行業較不喜歡，而女性意識的抬頭，走向就業市場；人口高齡化，導致家庭照顧者人力的需求的驟升，於是家事工作人力需求大，重大工程與製造業缺工情形變多，家中有幼兒或老人需要照顧的情形也越趨於普遍。然而，台灣勞力薪資上升，為降低成本，民國七○年代，有不少外籍勞工入境台灣，逾期停留，在台非法工作；其中甚至有持假護照或偷渡的方式進入台灣。這個情形一直延續到民國81年『就業服務法』通過，才對外勞引進有了正式的規範。正式引進外勞後，不論是營造業或製造業，為節省成本，外勞人數快速增加；尤其前三年幾乎呈倍數成長，例如民國81-83年。民國90年5月全面凍結外勞引進後，外勞總人數開始減少，其中以營造業為甚，製造業也略為減少，可是監護工不減反增（圖一）因為營造業與製造業主要是男性外勞，且大部分來自於泰國與菲律賓，監護工近年菲律賓減少，取而代之主為印尼與越南（圖二）。引進外勞的前期，業者想到的是，配額爭取與工資水準的問題；民眾所感受到的，則是工作機會、外勞的生活適應、治安與管理問題。以民國91年資料來分析，拿失業率最高與最低的幾個縣市來比較，(表一)呈現失業率最高五縣市外勞數，勞動力人口數，失業數，以及前者之於後二者的比率。(表二)呈現失業率最低三縣市之外勞數，勞動力人口數，失業數，以及前者之於後二者的比率。根據這兩個表，失業比較嚴重縣市的外勞，佔勞動力人口數比率或佔失業人口數比率，均沒有高過於失業率較低的三個縣市。雖然這樣分析，並不支持「外勞排擠本勞」的說法，但也不能因此證明外勞具有補充的功能；因為地區的差異較為攏統，除非有較長期且充分的的資料，按各類職種與各類失業人口、失業原因來建立關聯性，才比較可靠。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一條「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的就業機會」的政策目標外，更採取如「限業限量」、「徵收就業安定費」和「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招募」，雇主必須負擔的就業安定費標準和國內招募的程序及要件等具體辦法，自由貿易港區設置條例草案第十之二條：「外勞薪資不受勞基法基本工資限制」之規定，勞工團體反對貿易港區內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理由除了「不可踐踏外勞人權」與「一國不應兩制」，也擔心，一旦外勞薪資降低，可能導致區內本國勞工的薪資隨之跟著調降，使本國勞工的薪資待遇惡化。影響廠商投資意願最重要的因素，依次是勞工成本、能源成本與原料取得難易度等。因此，上述條例即在降低外勞的勞動成本，未來若結合放寬港區內廠商之外勞配額，將可吸引大批企業進入自由貿易港區經營，一旦各地爭設自由貿易港區的結果，影響到本國勞工的薪資水準，是極為可能的。我國當前面臨了基層人力不足，中級人力競爭力下挫，高級人力青黃不接的窘境。企業對於藍領外籍勞工可能產生一種長期的依賴，尤其雇主在配額下循環使用外勞，使得外勞長期佔有勞動市場，對本國勞工產生的就業機會替代威脅即更高。人力的引進對於本地勞工在職業階梯的向上流動具有正面的意義。即有利於本勞職業的向上流動，例如由初級體力功轉擔任領班或工頭、組長等。職業的流動需借重制度和市場的運作。只要本國低職業層級接受一些轉亂所需的訓練，本地勞工仍可在其它行職業中覓得就業機會，甚至促進向上流動。看護或照顧品質，是僱主最為擔憂的事情，偷竊、虐待、暴力、婚外情、對小孩的不當教導、甚至縱火與兇殺事件也時有所聞。此外，也擔心在台灣出現，所謂的「家庭階級化」。在台灣家中有幼兒或老人需要照顧的情形，隨著高齡化以及婦女就業率的提昇，不僅是目前更是未來迫切的需求。卻宥於台灣勞力薪資相對偏高，一般聘僱一位女傭，若為本地人每月薪資甚至高達六萬元。是一個沈重的負擔。女傭的引進因其薪資水準較低，帶動了婦女不受家庭羈絆而進入勞動力市場

摘要：80年代，找不到工人，總共缺少約32萬名員工，臺灣近年經濟成長，年輕人投入服務業，製造業面臨缺工。

在美國堅持下臺灣通過勞基法，加上臺幣升值，中小企業被迫歇業，部分工廠私下引進非法外勞，而政府也是積極查緝，態度一直採反對，時任勞委會主委趙守博說明引進外勞的社會問題，我們應以西德(德國暫時引進勞工，而停止引入後原本的勞工並沒有離去，最終政府花大量資金鼓勵他們回國、設計一連串服務供他們融入社會)為前車之鑑。

解嚴後政府一面取締外勞，一面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但這對許多中小企業需付出的代價太高昂了，上百家傳產業者積極陳情，主張引入合法外勞。

過去，臺灣不穩定的工作一般是由婦女或原住民做，而當勞工意識抬頭，這些工作才成為不會挑剔工作的外勞做。

許多企業強烈要求及工程進度緩慢下，1980年代尾，政府已有引入外勞的想法，最終在1989年開放，行政院長郝柏村認為引進外勞得以讓老舊產業繼續存活，且在外交上也有好處，與東南亞國家擁有更親密的外交關係，而為消弭治安疑慮，政府全面搜查非法外勞，並修訂《就業服務法》，說明雇主需負責外勞的相關事務。

衛生局擔心外勞是疫病來源，因此國家制定一系列檢查，如離開前需做健檢，入國三日再到指定醫院體檢，有任何檢查不通過，必須立即遣返回國。

勞工團體擔心搶走本地人工作，因此制定需在國內公開招募三天而無法招募到國內工人才准許引進移工。

1992年政府首波開放三萬兩千名移工，搶不到的產業大喊缺工，接續三年陸陸續續開放10波，幾乎已遍佈所以製造業。官員將移工當成獎勵，鼓勵投資新設備等可以增加額外移工名額，短短三年移工數成長了63倍。

政府限業限量的政策失手，移工數大量自家，失業率也飆升，1997年來到25萬人失業，工廠惡意倒閉，申請勞資調解人數超過10萬，而統一集團董事長高清愿說，台灣失業率的根本是企業出走，因此還是要多引進移工，甚至大陸工人來臺。

但無論哪一方都沒有提到移工人權的問題，1992捷運淡水線出現第一起罷工，抗議在冬天不給保暖夾克，早餐只吃稀飯，餓肚子也不許外出買食物，2001又出現抗議拖欠工資，2004抗議資方不按契約給薪，且讓他們不論晴雨露天飲食。有的雇主怕移工跑了，連上廁所都派管理員，有的逃跑了同寢採連坐處分………。

直到2000年，這個問題才開始被重視，陳水扁擔任總統後宣布每年減少1萬5千名移工，直至歸零。同年，臺灣赴中國投資高達26億美金，2002達67億2千3百美元，企業抱怨減少移工根本逼企業出走。

2001年宏碁電腦解僱千名員工(含500多名移工)將工廠移至中國，中國將取代臺灣成為最主要電腦代工基地，經濟部長林信義說，臺灣的命脈是產業，故產業政策比緊縮外勞重要。

最終緊縮外勞的政策沒有堅持太久，2005年便開始讓大型企業引進外勞，而後通過《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允許港區企業僱用4成外勞，而後也不再有政府提出縮減外勞。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低薪問題包含過度資本深化，分配給勞工報酬比例下滑、人力資源管理二元化，企業傾向以臨時或派遣人力取代非核心勞工引進外勞不能說是造成台灣勞工低薪的元凶，但隨著這幾年外勞人數迅速飆升，聘僱外勞的確是造成薪資水準下降的幫凶

件數增加 624 件，一般外僑減少 59 件。

摘要：國際間人（物）流移動愈趨頻繁，使犯罪型態日趨國際化，外籍移工涉案件數占比介於 5 成 8 至 7 成 1 間，近 5 年外籍人士在臺犯罪以 104 年 2,150 件最低，後呈逐年遞增趨勢，外籍人士在台犯罪概況比例上升，而外籍移工占比也有上升趨勢，以公共危險為主要類別，大多是越南籍

摘要：移工分為產業移工以製造業為主而社福移工以看護為主，引進比例有上升趨勢

摘要：為保障移工權益，法令明訂雇主需全額給付工資，如未給全額或遭仲介超收服務費，可透過1995申訴專線申訴，有超過70萬名移工投入國內市場，部分仲介要求雇主自移工工資直接扣繳移工仲介服務費，並轉交給仲介業者，或以假借扣繳方式，增加其他不明借款及虛偽不實的扣款項目，導致移工權益受損，雇主將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43條及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9款之規定被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廢止聘僱許可。另仲介業者更將就超收費用之金額，處10倍至20倍罰鍰，並面臨停業處分。

雇主除了明列的法定費用外，其餘全額工資都不得代扣。雇主依勞動契約給付第二類外國人工資，應檢附印有中文及該外國人本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交予該外國人收存，並自行保存五年。常見雇主代仲介公司非法向移工扣款之項目有：服務費、國外借款、居留證費、體檢費等，上述費用因非屬法定收取之項目。

摘要：

疫情期間臺灣不斷出現忽略、歧視、污名化移工的情況。

例如疫情爆發之初，口罩吃緊，享有健保的民眾可以領取配發口罩，但這卻忽視70萬以上的移工，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的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的汪英達主任,就以「口罩實名制上路：移工能以健保卡購買嗎？」文章指出移工買口罩可能會發生的困境，如移工不一定都有健保卡，就算有，被雇主扣留也是常態，且家庭看護並沒有時間排隊買口罩，移工們的工作狀態也無法分單雙日買口罩。

兩名因在路邊洗澡沒戴口罩被高雄市衛生局開罰的外籍漁工，可發現法律用在他們身上太過嚴謹，且也牽出淋浴間不夠等問題。

苗栗縣三家電子廠爆發群聚感染，擅自在臉書公布全縣移工禁止外出的禁令，此事不僅引起大量反彈，也登上許多國際新聞版面，紛紛報導臺灣歧視移工的醜聞。苗栗縣長徐耀昌解除上述禁令時，來說菲律賓移工喜歡群聚而不戴口罩，衍生出沒有保持社交距離的問題。這種偏見導致沒打疫苗的移工常被視為防疫破口。

臺權會表示接到外籍移工表示遭到雇主強制施打疫苗的個案，於是詢問疫情指揮中心，得到了禁止強迫施打的回覆，而後勞動部也出面表示禁止此事，若發生將移送法辦。

國際審查委員指出臺灣移工轉換雇主的限制等，是不合理的，但臺灣移工政策從開始就是以高度歧視及違反人權的方式對待移工。疫情期間勞動部不但沒有給出相對應的政策，反而還增修一定期間內不得跨界轉換的規定，這與兩公約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

勞動部於2021/8/27正式宣布以上公約實質施行，焦點事件報導筆者認為這種明顯違反平等且帶歧視的條約根本不應通過。

摘要：

每週一至二次的監獄聚會，阮文雄會提供娛樂項目給受刑人解悶，同時進行一對一談話。

他接觸的受刑人，曾有長年監禁而飽受精神疾病痛苦的，但獄中沒有外語心裡醫療服務，吃藥也沒有用，直到參加定期聚會才逐漸好轉。也有人說當初若有人願意跟他這麼聊，他應該不會喝酒誤事。久而久之，許多受刑者開始找他聊天。

他說明東南亞缺乏心裡教育，許多人不知自己為何痛苦，這是過去台灣人較少看見的困境。而移工的心理健康也漸成關注的目標，阮文雄從監獄獄友起，鼓勵發起勞工心理健康調查，發現移工有67.4%處於壓力環境，其中14.3%處於極高壓環境，許多移工提出雇主的不人道監視及控管，導致他們心力交瘁。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宜明、簡意玲等人也於2023年研究台灣看護工的睡眠品質與精神狀況，發現超過4成受試者有睡眠困擾，約6成5認為 「照顧工作壓力很大」，而解決壓力的辦法之一是「遠離工作環境」，而看護該怎麼遠離工作環境？

並且，被照顧者的離世，往往讓看護自責，他們卻無暇顧及自己的感受。杜光宇說，有一名印尼看護不斷妄想有人想傷害他，甚至藏刀於枕頭下，最後診斷為思覺失調，他的無能為力令他更關注移工心理問題。

資訊心理師邱逸芳試圖改善，她第一次遇到主動拜訪，並願意自費醫療費的菲律賓移工，她發現這位移工工作環境長期高壓、沒有可分擔情緒的好友、又背負來自家庭的經濟壓力。她說自己並不想出過，卻是家裡的經濟支柱，邱逸芳說，這群人先因家庭關係受挫，又在職場中成為失語的底層勞動力，她曾聽過多名移工感嘆：「為什麼是我？」她認為，臺灣應培養專業的心理諮商翻譯，但臺灣設有的免費心理諮商，卻門可羅雀。杜光宇指出，此項服務缺乏宣傳，制度也不適用，許多雇主發現移工出問題便將他們送返母國，為此許多移工把心理健康和精神病劃上等號而不敢使用服務，常常是0人申請，就算有申請也因「無法請假」而作罷。

來台32年的英塔利是移工界知名人物，透過倒垃圾將信封塞給樓上的另一名看護而開始傾訴彼此。來台9年的印尼看護工Vicky也有類似經驗，她曾被第一任雇主的家人惡劣對待。所幸後來遇到好雇主，她不希望其他同鄉人走過一樣的辛苦路，便加入印尼移工聯盟SBM服務，更在2022年成為SBMI台灣分部的幹部。

這些年，社會上開始意識到「移工不只是勞動力，更是活生生的人」，有心理壓力及疾病的移工不能只仰賴原鄉工作者或有或無的互相支援，移工們的心靈健康也需要雇主、仲介、政府的關注和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