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开始专栏写作。

70年代，参与编辑《中国学生周报》。

在香港浸会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任职报社和当中学教师。

1978年，赴美攻读研究生。

1984年，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也斯任教于香港大学英文及比较文学系，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任教文学与电影、比较文学、香港文学、现代文学批评、中文文学创作等科目。

2010年，向媒体证实患上肺癌。

2012年，香港书展特邀也斯先生为年度作家，表彰他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坛的卓越成就和贡献。

2013年1月6日，在香港去世，享年65岁
在很多人看来，也斯用他的文学作品确立了香港的文化主体性和认同。廖伟棠说，“我觉得也斯不只是诗人，不只是文学家，他对整个香港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香港文化的本土认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跟很多政论家、文化批评学者靠呼吁、立论不一样，他真正用作品奠定了文化认同基础。没有文化作品，再怎么鼓吹香港有本土文化有文学，都是没用的。他实实在在地在用诗和小说、跨界的艺术等奠定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观点和廖伟棠相似，他对早报记者说：“也斯很早就清楚，香港要有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方法去说话，对外来观点看香港，代替香港说话的论述，有他批判性的反驳。虽然他的人很温和，文章也温和，但对外来论述有反抗。他是整个香港主体性慢慢觉醒的最早一批人之一。”陈冠中从1970年代就开始认识也斯：“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读他作品，比如在当时的《中国学生周报》上发表的作品。我们认识很久，他也在我主编的《号外》做过几个专题，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是交到他手中，在他主编的一个系列中出版。”

梁文道没有用“主体性”这样的词来定义也斯的创作，他用的是“文化感性”，梁文道对早报记者说，“我想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他办过多少杂志，引进过多少新的思潮，教出了多少学生，办了多少文艺社团，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没有一件事情重要。他的写作，尤其是他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末的写作，在我看来，塑造了一种文化感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香港的文化人跟大陆和台湾很不同。大陆的朋友比较雄壮，写的东西毫不介意要写大东西，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认同是毫无异议的;台湾有一种温情，甚至有时候到了滥情;香港有一种冷，这种冷并非是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兴趣，恰恰是很坚持，但不会说出来自己在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很怕感情的流露。更多思辨、怀疑和犹豫不决的这种香港文化感性，很大部分是也斯的作品去界定和塑造的。他那一代香港文化人，他、陈冠中、荣念真等都有这种奇怪的冷冷的调子，而从也斯特别看得出来。

他早年小说《剪纸》非常重要，1980年代三地文学作品没有这么写的，非常香港。一个在媒体上工作的文化人，退后一步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从这里看出，香港最早迈入当代资本主义都市，他最早思考这样一种都市是什么，这种都市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关系是什么?他很早做了反省。这种反省不是猛烈批判，不是很直接的坦白，而是总有些犹豫、自嘲。

第一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双年奖《布拉格的明信片》

第四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新诗组双年奖《半途：梁秉钧诗选》

第十一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双年奖《后殖民食物与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