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乡会馆主要以血缘、地缘划分为两大类别。两大类别有密切关系，功能性质却也有所区别。目前新加坡仍有超过200个宗乡团体。

目前，宗乡总会共有约245家会员团体（含18家准团体会员，包括文化艺术组织和校友会等华社团体）。宗乡总会首任会长为黄祖耀（1929－2024），管理层分为中央理事会和工作委员会两个层级。首届中央理事会（1986／1988年）共有九位理事，分别来自七家发起会馆。理事会属下的工作委员会则有五个小组，即：行政组、出版组、文化组、学术组及文史资料中心管委会。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向中央理事会提呈活动建议，将理论转化为行动，并付诸实行。

2010年10月，蔡天宝接任宗乡总会会长，出台了许多与时俱进的创举，包括设立奖学金、颁发杰出会馆奖、创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以及出版《源》《华汇》两份季刊和中英文专著《新加坡华人通史》等。

海南人重视子女教育，海南父老从家乡南来，一般受教育不多，收入微薄，但大多希望让子女多读书，争取好的人生前程。于是，本地海南先辈出钱出力创办学校，如英汉公学，是一群住在东陵一带打洋工的乡亲父老出资创办的。当时海南人办的学校，分布在岛国各处，有育英、培群、英汉、小坡醒华、星华、化蒙、振群、平民、培达和汉光。上世纪70年代，政府组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搬到组屋居住，乡村也日渐减少，造成学校招生困难，市区与乡村的海南人学校相继关闭，仅存育英中学和培群小学；“育英”在后港，“培群”在大巴窑。

育英学校（1947年更名育英中校，1985年更名育英中学）是上世纪海南七位乡贤创办的：王绍经（1860－1939）、黄可辉、云昌郎、何玉麟、卢熙耀、陈开国与符昌邠。¹他们出钱出力，到处筹款，1910年成立了“育英”，当时只办小学，学生只有20人，到了1925年，学生人数增加到400人。日治时期停办，1946年复校后增办中学，1956年增办高中。

1830年《恒山亭碑》载，为了让客死异乡的侨民有个安息之处，当时闽帮领袖人物薛佛记（1793－1847），利用“慎终追远”的传统，创办了恒山亭，其主要的功能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管理福建塚山。恒山亭不仅发挥坟山的功能，还兼具其他社会功能，正规的邦人聚会、议事，都在这里举行。

当薛佛记退居第二线，并在1839年返回马六甲接任青云亭亭长后，也是来自马六甲的陈笃生（1798－1850年）便晋升为新一代的闽帮领袖。是年，陈笃生率闽帮绅商创建天福宫于直落亚逸街，并于1842年正式落成。天福宫成立之初，闽帮领袖便放眼整个新华社群，旨在通过崇祀天后圣母以联系与团结整个华社。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中，陈笃生等大董事不但以意义较宽的“唐人”自称，也明确表示天福宫也兼具“会馆”功能，如：“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之‘会馆’议事之所”。

有关这座庙宇的建立时间，老一辈的客家耆老指在莱佛士（1781－1826）登陆新加坡时，南来的客家移民早已在这个地方供奉大伯公，后来香客越来越多，才有庙宇的建立。以此来看，这所由客家人创立的庙宇，拥有接近两个世纪的历史。

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舶踞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先后得有孟剌甲、新地坡、新加坡等处。

随着坚夏书院中文书刊流传到中国，“新嘉坡”一词漂洋过海远至神州。1841年，清代文人魏源（1794－1857）编纂《海国图志》时，案头有坚夏书院书刊与叶钟进的书，因此，书中袭用坚夏书院书名页的“新嘉坡”，也采用叶钟进文章中的“新加坡”。此后，这二个译名便在中国流传开来，清廷官员奏折、朝廷谕令与士人学者著作，有的袭用“新嘉坡”，也有使用“新加坡”。19世纪80年代末，因着清廷官员与士人学者到访，“新加坡”从中国传到新加坡，被本地华社接纳，就此逐渐出现在碑刻和报章上。一地有几种译名的混淆情况，时有所见。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地名、人名字典，它们统一了马来半岛南端的这个岛屿译名，称之为“新加坡”，人为地把“新嘉坡”从角逐舞台上排除出去。不过，在新加坡，这两个译名依然共存通用90多年，直到1972年4月25日，新加坡文化部成立的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华文名称统一委员会，决定选择“新加坡”作为正式的中译国名。从此，使用了130多年的“新嘉坡”逐渐淡出舞台，成为一个历史地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