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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之社会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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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之社会面面观：

▲民国建立后，当时不少报纸命名中都含有“民主”“民权”“民国”字样，全国报纸发行总数达4200万份，报纸发表的意见，连普通百姓也受其宣传。……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辛亥革命后，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如：禁缠足、废跪拜、倡女权、易服饰等。

▲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后独揽大权，接受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袁死后，中国出现了长达十多年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整个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袁世凯与俄国成立特殊谅解，确定日本在满、蒙的地位；承认英国的势力范围在长江、西藏；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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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大事记：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其提出的革命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立革命政府。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1912年2月12日，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下诏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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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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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则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 [161]  。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161]  。
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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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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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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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功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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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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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辛亥革命虽然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进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风浪中，随机转投向了革命而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构建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数人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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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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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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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開始有人對這種把革命視為正面影響、進而可能衍生「革命崇拜」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章士釗晚年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66]又如中國大陸的思想史學家李澤厚、劉再復等人，認為在20世紀初的中國，保留君主的漸進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國在穩定中發展，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嚴復、楊度等君主立憲的主張比孫中山更適合於當時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