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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從禁絕到依賴，台灣跨國勞動政策無法逆行的轉向 (作者：簡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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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從禁絕到依賴，台灣跨國勞動政策無法逆行的轉向 (作者：簡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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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從缺工到因移工大量來台導致失業率大增(1997就有25萬人失業)的群體抗議/關於移工的衛生問題，擔心傳染病等，其實都有做足每半年一次健康檢查

摘要：80年代，找不到工人，總共缺少約32萬名員工，臺灣近年經濟成長，年輕人投入服務業，製造業面臨缺工。

在美國堅持下臺灣通過勞基法，加上臺幣升值，中小企業被迫歇業，部分工廠私下引進非法外勞，而政府也是積極查緝，態度一直採反對，時任勞委會主委趙守博說明引進外勞的社會問題，我們應以西德(德國暫時引進勞工，而停止引入後原本的勞工並沒有離去，最終政府花大量資金鼓勵他們回國、設計一連串服務供他們融入社會)為前車之鑑。

解嚴後政府一面取締外勞，一面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但這對許多中小企業需付出的代價太高昂了，上百家傳產業者積極陳情，主張引入合法外勞。

過去，臺灣不穩定的工作一般是由婦女或原住民做，而當勞工意識抬頭，這些工作才成為不會挑剔工作的外勞做。

許多企業強烈要求及工程進度緩慢下，1980年代尾，政府已有引入外勞的想法，最終在1989年開放，行政院長郝柏村認為引進外勞得以讓老舊產業繼續存活，且在外交上也有好處，與東南亞國家擁有更親密的外交關係，而為消弭治安疑慮，政府全面搜查非法外勞，並修訂《就業服務法》，說明雇主需負責外勞的相關事務。

衛生局擔心外勞是疫病來源，因此國家制定一系列檢查，如離開前需做健檢，入國三日再到指定醫院體檢，有任何檢查不通過，必須立即遣返回國。

勞工團體擔心搶走本地人工作，因此制定需在國內公開招募三天而無法招募到國內工人才准許引進移工。

1992年政府首波開放三萬兩千名移工，搶不到的產業大喊缺工，接續三年陸陸續續開放10波，幾乎已遍佈所以製造業。官員將移工當成獎勵，鼓勵投資新設備等可以增加額外移工名額，短短三年移工數成長了63倍。

政府限業限量的政策失手，移工數大量自家，失業率也飆升，1997年來到25萬人失業，工廠惡意倒閉，申請勞資調解人數超過10萬，而統一集團董事長高清愿說，台灣失業率的根本是企業出走，因此還是要多引進移工，甚至大陸工人來臺。

但無論哪一方都沒有提到移工人權的問題，1992捷運淡水線出現第一起罷工，抗議在冬天不給保暖夾克，早餐只吃稀飯，餓肚子也不許外出買食物，2001又出現抗議拖欠工資，2004抗議資方不按契約給薪，且讓他們不論晴雨露天飲食。有的雇主怕移工跑了，連上廁所都派管理員，有的逃跑了同寢採連坐處分………。

直到2000年，這個問題才開始被重視，陳水扁擔任總統後宣布每年減少1萬5千名移工，直至歸零。同年，臺灣赴中國投資高達26億美金，2002達67億2千3百美元，企業抱怨減少移工根本逼企業出走。

2001年宏碁電腦解僱千名員工(含500多名移工)將工廠移至中國，中國將取代臺灣成為最主要電腦代工基地，經濟部長林信義說，臺灣的命脈是產業，故產業政策比緊縮外勞重要。

最終緊縮外勞的政策沒有堅持太久，2005年便開始讓大型企業引進外勞，而後通過《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允許港區企業僱用4成外勞，而後也不再有政府提出縮減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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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 章節，由春山出版授權刊登，標題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移工，這群跨海來台工作的異鄉人撐起了台灣的製衣產業、鋼鐵機械、自動機具、塑膠原料⋯⋯，從農漁、營建到科技業都有其血汗付出，他們也為一個個家庭承擔長照與看護之責，他們不是台灣人，卻已是台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當他們出現在公眾視野時，時常顯得扁平、晦暗，連結的意象往往也與剝削、勞動傷害甚或死亡有關⋯⋯真實的他們，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

作者簡永達在《報導者》任職期間，走進台中第一廣場以數月時間田調，認識穿梭於此的東南亞移工與移民角色，從此展開長期研調、更前進越南跨國追蹤，深刻書寫來台移工的真實血肉與人生，以及他們在台灣所築起的「地下社會」。

除了人物故事，簡永達亦從制度面與國際政經結構檢視移工與台灣的連結，本文揭開台灣移工政策30年來從嚴防封鎖到大開門戶的過程，看見內政與外交、資方與勞權對於政策的影響。

當時大廈的胡總幹事跟著瞻前顧後，我們在樓裡碰過幾次，他似乎不喜歡有記者四處探聽，生怕我攪局，「市政府跟我們有心想要做啦，我們要讓第一廣場再現風華。」他見一次、說一次。

財團買下大樓的消息，很快在店主圈傳開。

來自越南的阿萍，她的生意遍及6樓酒吧、2樓越式餐廳，及延伸至電梯口的茶水攤，已經在一廣開店超過10年。當她知道有財團預計買下大樓後，沉默了幾秒問：

「那我們租金會不會提高？」「如果有變化的話，這家餐廳我就要收起來了。」「我講真的，沒有辦法做了。」

大樓改名成東協廣場以後，商圈日益蓬勃。一年以內，周遭10坪店面的租金，從2萬漲到4萬5,000，只要有人退租，馬上有人承接。

某天，當我回到一廣，想再品嘗最道地的越式烤豬肉時，阿萍的兩間越南餐廳、複合式KTV，與2樓電梯口最熱鬧的茶水攤與理髮鋪，全都消失了。

當土地開發、城市拉皮等計畫出現，就會有人想要把這些移工，連帶他們聚集的隱蔽空間清理乾淨。「就像核電廠一樣，每個人都需要用電，就是不要蓋在我家隔壁。」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比喻。

不過，移工在台灣的故事最好從頭說起，透過對於歷史的簡單回顧，或許能讓我們對移工能多理解一點，說教意味也會淡一些。

80年代：缺工、升值、勞權意識⋯⋯台灣產業轉型十字路口

缺工問題是社會結構轉變的結果。一是台灣從戰後嬰兒潮的高出生率，轉為低生育率，勞動人口規模縮小。其二，1960年代以來，台灣維持近20年的經濟高成長，資本湧入服務業，讓許多年輕人離開工廠，投入光鮮亮麗的服務業，致使製造業面臨嚴重的產業缺工。

「政府對引進外籍勞工，自始至終都是採反對姿態，不會因任何因素而改變想法。」

除了德國的前車之鑑，台灣政府也有意引導產業轉型。1980年設置新竹科學園區，選定資通訊產業為重點發展工業後，政府逐步減少給勞力密集產業的補貼。這是因為在資本發展過程中，如勞力密集的紡織業、成衣業是典型的夕陽工業，這種只需簡單的科技，仰賴便宜工人的產業，從歷史上看是各國工業化的先鋒，也是在國家轉型成富國後最早被割捨的部門。

成為軟性威權的國民黨當局擔心，經濟衰退可能從而影響統治的正當性，於是開始拉攏居領導地位的台籍企業家，允許他們組織的工商團體介入政治。

「政府不能再否認國內已有不少外籍勞工的事實，應該要務實處理，而非刻意忽略。」豐群水產董事長、時任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的張國安多次向政府呼籲。

逐漸對社會失去控制力的黨國，在1987年宣布解嚴，兩年以後完成立法委員增額補選，民進黨拿下21席，近三分之一席次，他們得以透過質詢施壓政府。當時，台灣政府一面強力取締外籍勞工，一面實施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此條例帶有強迫傳統產業自動化的構想。但對許多中小規模的公司來說，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昂了。上百家傳產業者進而成立「全國廠商缺工聯誼會」，積極向剛通過補選的民進黨立委 ，主張合法引進外勞，來彌補不足的人力。

台灣缺工的狀況，並不是在充分就業下，有些工人還是沒有工作做，為什麼資本家仍經常施壓國家開放勞工市場？對此，遷移學者以「分割勞動市場」（segmented labor market）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後期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一種是有保障、有技術、待遇又好的工作，還有一種沒保障又辛苦，在英文裡被形容為3D（Dirty, Dangerous, Difficult，亦稱3K）的工作。大部分本國人都想做有保障的好工作，可是勞累的工作還是需要人力，想要有人做，雇主當然可以提高底層工作的薪資，直到有人願意接受為止。
過去，這類不穩定工作經常由婦女、青少年或原住民來從事，但當勞工意識抬頭，開始跟著要求提升待遇或福利後，最終雇主願意做出的調整，就是僱用不挑剔工作、也不會斤斤計較的外籍勞工。
於是，資本家把台灣勞工描述成投機的工人，不是資本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

把台灣勞工塑造成好逸惡勞的對象，可能也與解嚴後的抗議活動有關，這時的抗爭以環保運動與勞工運動為主，前者集中在自力救濟的反公害行動。1986年反杜邦設廠成功以後，成為後來反公害運動的範本，被繼續運用在「 反五輕 」、「反六輕」、「反李長榮化工廠」。這類抗議經常造成企業停工、做出補償，對石化產業影響最大。
資本集團將缺工論述成，台灣勞工妄想一夜致富、勞工運動對企業允取允求，引進外籍勞工才是解方。「紡織業已經對一般勞工不具吸引力，面對工人不足的情況，業界希望政府能盡快引進外籍勞工。」
企業強烈要求、重大工程進度緩慢，加上非法外勞日益猖獗，到了1980年代尾聲，台灣政府已經有引進外籍勞工的想法。為了挽救低迷經濟，政府大筆投資公共建設來創造內需，規劃了台北捷運、北二高等14項重大建設，但工程一直延宕。當時勞委會的調查，攸關國家建設的重大工程，勞力不足高達16％，之後的6年國建計畫如果同時動工，預估短缺40萬名工人。

最終，政府在1989年開放重要工程的承包商引進外勞，揭開台灣合法引進外勞的序幕。

政府只小開大門，讓資本家頗感不滿，決心暫停國內投資，逼迫政府加速引進外勞。1989年，台塑總經理王永在率先宣布停止在台灣投資，隔年，台塑更宣布放棄在宜蘭興建六輕，改以在中國福建投資設廠。

這項決定敲響國家警鐘。台塑作為石化工業上游，又是台灣產業核心，萬一台塑真的外移至中國，對台灣經濟與國家安全都是極大威脅。

事己至此，政府沒有理由再反對，畢竟它亟需尋求企業家的支持。勞委會頻繁派員考察東南亞國家，洽談合作的勞工引進國，繼任的行政院長郝柏村更在院會說：

「國內工人嫌染整工作又髒又臭不願從事，但如果沒有外籍勞工來做，紡織工業就會受到重大影響。」

這番話意思明明白白，引進外籍移工對於高汙染、勞力密集產業是帖續命丹藥，說明台灣的移工政策在本質上更接近經濟考量，藉由引進外籍勞工讓老舊產業得以繼續存活。

何況引進移工也有外交上的好處。⋯⋯當1990年台灣傳出引進移工後，東南亞各國的外交代表頻敲勞委會大門，泰國簽訂雙邊貿易協議、菲律賓移民局長多次來台拜會政府官員、馬來西亞允諾支持台灣加入 關貿總協定（GATT） 。

90年代：竭力管制變專案獎勵，移工人數3年飆63倍

除了享受廉價勞工的好處，政府亦欲力避其害。

為了消弭治安疑慮，以及確保國家發給配額的權威性，政府從1990年展開好幾波非法外勞的全面清查與取締，對僱用非法外勞的雇主施以重罰，後來修訂 《就業服務法》 ，規定移工來台前，必須向母國申請良民證，來台以後，限制移工轉換雇主，且雇主有掌握移工行蹤的責任，曠職3日須向警察機關報備，凍結雇主遞補該名移工，直到尋回工人為止。

衛生單位擔心移工是疫病來源。一名主管公共衛生的高階文官在內部聯席會議上直接說：「引進大量外籍勞工，可能會造成國內愛滋病蔓延。」他在會上做出總結：外籍勞工是登革熱與愛滋病的帶原者，引進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國家制定一系列檢查，例如外籍勞工在離開前必須通過健康檢查，入國3日後，到指定的醫院再做一次體檢，項目除了一般理學檢查外，還包含愛滋病、梅毒、腸內寄生蟲、以及 女性移工增加妊娠檢查，確保沒有懷孕 。只要有其中一項檢查沒有通過，必須立即遣返，等到正式工作以後，仍要每半年進行一次健康檢查。

勞工團體擔心搶走本地工人工作，政府對此做出具體安排：雇主引進外籍移工前，必須先在國內公開招募，並且在就業服務站辦理求才登記、在報紙刊登求才廣告3天，經主管機關確認無法在國內招募到工人，才能准許引進移工。

為了維持經濟公平，政府再要求雇主針對每名移工繳交就業安定費，費用彈性調整，目的是讓聘僱本勞與外勞的成本趨於一致。

制度上路以前，勞委會的官員設想了所有的不利影響，並且竭力避免，但看似萬無一失的規定，能夠抵擋外界對外勞需求的狂浪嗎？

1992年，政府首波開放的外籍勞工名額只有3萬2,000人。便宜的勞力創造大量需求，搶不到名額的產業大喊缺工，頻頻動員向政府施壓。接續3年，政府連續10波開放外勞名額與行業，到了1995年，幾乎所有製造行業均被納入其中。

官員不再被動管理，反而把移工當作獎勵，主動提出新的配額專案。1993年，政府鼓勵企業設置新廠、或投資新設備，可以取得額外的移工名額；隔年，再宣布製造業或營造業只要投資達2億元，即可再向勞委會申請新的移工配額；1995年，勞委會配合六輕施工，特別以專案方式再為台塑核配1萬名外勞。

短短3年，政府開放的移工配額一路狂飆，從原本的3萬名，增加至30萬，而實際在台灣工作的移工人數將近20萬，成長了63倍。

失業的台灣人、被壓榨的移工與需要更多便宜勞動力的資方

政府限業、限量的管理手段全面失守，當外勞人數不斷增加，台灣的失業率亦一路飆升。光是1997年，就有約25萬人失業，原因都是工廠惡意關廠或倒閉，1998年，申請勞資調解的人數即超過10萬人。1998年，台灣工人團體串連發起「秋鬥」遊行，隔年，全國總工會再次號召3萬人上街抗議，訴求之一就是凍結外勞。

工商界繼續說服政府，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國內經營環境更為艱難，「如果企業找不到勞工，則關廠或將生產作業移至大陸，受害更深的可能是更多的本國勞工。」一位工總代表說。

當時的統一集團董事長高清愿也在一場國是會議上說，台灣失業率高跟外勞沒關係，根本原因是企業出走，所以不只要多引進外勞，還要開放大陸工人來台。

但無論哪一方的代表，移工人權都不是談判桌上關注的主題。

抱有「台灣夢」的移工，很快就被職業災害、拖欠薪資和差別待遇的現實驚醒。1992年，正在施工的捷運淡水線傳出第一起移工罷工，上百名菲勞聚集，抗議軌道公司種種不人道的做法，冬天不給保暖夾克，早餐只吃稀飯，工人就算肚子餓想買食物，管理員也禁止他們外出。 類似狀況層出不窮，2001年，華隆紡織廠的移工聚集抗議積欠薪資；2004年，雲林六輕數百名移工抗議資方不按契約給薪，而且讓他們露天飲食，不論晴雨。

其他一些違反人權的做法，有的雇主害怕移工逃跑，連上廁所都派管理員盯著；有的則實施一旦外勞逃跑，同寢室的人接受禁假的連坐處分。

為了省去管理上的麻煩，人力仲介商通常與移工另簽一份不平等的工作契約：

乙方在契約期間內，如果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得中止契約並遣返乙方回國。乙方應立即無異議配合，且自行負擔來回機票⋯⋯受僱期間在中華民國境內結婚、懷孕或生產者；喪失工作能力者；有違公序良俗者；不服從工作指揮，經3次或以上警告者。

初試凍結外國勞工、再遇企業出走威脅，一切都回不去了⋯⋯

直到2000年民進黨上台，關於移工權益的主張才納入政策討論。陳水扁在競選時即主張緊縮外勞，當選總統後，首任勞委會主委派陳菊出任，隨即宣布凍結外勞，每年減少1萬5,000名移工，逐步歸零。

同一年，台灣製造業赴中國投資達高峰。2000年赴中國投資金額約26億美元，已創下歷史新高，到了2002年，投資金額再創新高，達到67億2,300萬美元。不只傳統製造業，高科技產業老闆也抱怨政府減少外勞名額，等於是逼企業出走。

台灣最大的宏碁電腦在2001年大幅裁員，一口氣解僱近千名員工，包括500多名外勞，將工廠移往中國，引發國內震撼。根據資策會統計，同年台灣赴中國投資案，有6成集中在電子產業，中國取代台灣，成為全球最主要的電腦代工基地。

當時出身商界的經濟部長林信義，不同意勞委會的做法，「產業是台灣的生存命脈，產業不能生存，勞工也活不下去，」他說，「因此，產業政策比競選政策（緊縮外勞）更重要。」

最後，民進黨的緊縮外勞政策沒有堅持太久。2005年，先是恢復重大工程案引進外籍勞工，再通過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允許港區內的企業得以僱用四成員工的外勞名額，比製造行業20％的外勞上限高出許多。
經歷2000年初嘗試緊縮外勞政策，企業界以出走威脅，不但造成經濟發展停滯，民眾也將失業問題怪罪政府，在這之後，台灣的外勞政策大致抵定，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再提出縮減外勞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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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從禁絕到依賴，台灣跨國勞動政策無法逆行的轉向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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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火車站前的「第一廣場」是簡永達認識移工的起點，但移工來台的起點又在哪？透過爬梳歷史文獻，看見台灣在內外交迫下，開放外國勞工政策從堅持不讓、謹慎管制到全面失守的不可逆過程，誰在其中推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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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權益問題(作者：施逸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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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權益問題(作者：施逸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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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勞工權益保障不佳問題：許多法律沒有考量到臺灣大量移工的權益，禁止移工跨行業轉換也明顯是不平等的條約，卻仍然通過法案

摘要：

疫情期間臺灣不斷出現忽略、歧視、污名化移工的情況。

例如疫情爆發之初，口罩吃緊，享有健保的民眾可以領取配發口罩，但這卻忽視70萬以上的移工，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的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的汪英達主任,就以「口罩實名制上路：移工能以健保卡購買嗎？」文章指出移工買口罩可能會發生的困境，如移工不一定都有健保卡，就算有，被雇主扣留也是常態，且家庭看護並沒有時間排隊買口罩，移工們的工作狀態也無法分單雙日買口罩。

兩名因在路邊洗澡沒戴口罩被高雄市衛生局開罰的外籍漁工，可發現法律用在他們身上太過嚴謹，且也牽出淋浴間不夠等問題。

苗栗縣三家電子廠爆發群聚感染，擅自在臉書公布全縣移工禁止外出的禁令，此事不僅引起大量反彈，也登上許多國際新聞版面，紛紛報導臺灣歧視移工的醜聞。苗栗縣長徐耀昌解除上述禁令時，來說菲律賓移工喜歡群聚而不戴口罩，衍生出沒有保持社交距離的問題。這種偏見導致沒打疫苗的移工常被視為防疫破口。

臺權會表示接到外籍移工表示遭到雇主強制施打疫苗的個案，於是詢問疫情指揮中心，得到了禁止強迫施打的回覆，而後勞動部也出面表示禁止此事，若發生將移送法辦。

國際審查委員指出臺灣移工轉換雇主的限制等，是不合理的，但臺灣移工政策從開始就是以高度歧視及違反人權的方式對待移工。疫情期間勞動部不但沒有給出相對應的政策，反而還增修一定期間內不得跨界轉換的規定，這與兩公約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

勞動部於2021/8/27正式宣布以上公約實質施行，焦點事件報導筆者認為這種明顯違反平等且帶歧視的條約根本不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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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開始，COVID-19新冠肺炎病毒（中國武漢肺炎）全球大爆發，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互動模式，更大幅影響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情勢。但身處在台灣的「我們」，卻在這波凶險的疫情期間，逐漸被全球看見台灣作為一個亞太地區的國家，所扮演的重要位置與角色。不管是2020年長時間的確診數清零狀態、台灣國家隊所創造的口罩外交與後續的各國政府疫苗贈與、台灣政府在防疫政策的資訊公開與問責態度（雖然台權會仍嚴厲批評防疫政策的法制不健全與數位監控侵害個資隱私）、以及公民社會高度努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種種亮眼的防疫表現，都讓台灣忽然成為國際社會的先進國家，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主體性，越來越清晰。唯獨號稱自由、民主與尊重人權的台灣政府與社會，卻在疫情期間不斷展現出忽略、歧視、與污名化外籍移工的作為，讓台灣在對待移工的情況，全然成為一個世界落後的國家，甚至可說是恥辱。
防疫政策反射性遺忘外籍移工
疫情爆發之初，台灣還沒有口罩國家隊，在吃緊的口罩供給量情況下，行政院在2020年2月初開始以健保卡實名制讓人民去健保特約藥局購買口罩的方式，來進行限量的口罩分配。這樣的政策對於健保納保率非常高的台灣公民而言，不至於產生大問題，但對於台灣70萬以上的外籍移工，就會有政策遺漏特定族群與思慮不周的問題。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在「因應2019年COVID-19新冠病毒指導方針」中就指出「不放棄任何一人」的原則，也就是在疫情下「訊息和相應的工作，需要特別注意確認出可能被遺漏或被排除的人們」，而台灣的移工正好就是這項原則所要保護的對象，指導方針特別提到：「國家人權機構、民間社會和地方社群可協助查明可能遭到遺漏或被排除的人們，支持為這些族群提供可及的資訊傳遞，並向政府反映各項措施對各個社群的影響。」

但在初始的口罩政策底下，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的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的汪英達主任，就以「口罩實名制上路：移工能以健保卡購買嗎？」這篇文章清楚地指出各種移工買口罩可能會發生的困境。首先，並非所有外籍移工都有健保卡，比如「境外聘雇」的外籍漁工就因為沒有強制納入健保卡，所以靠岸並在陸地活動期間，當時就根本沒有健保卡可以去購買口罩。再者，移工的健保卡等證件被雇主扣留是常見的樣態，也可能因此無法買口罩。第三，家庭看護工的行動自由是嚴重受到限制，以及他們的工作對口罩需求很高，因此當時的七天兩片口罩以及大排長龍買口罩，其實都不符合他們的需求。最後，像是移工的工作樣態讓他們無法配合單雙日買口罩，以及移工健保空窗期的狀況，也會是移工可能面臨的問題。

疫情期間外出戴口罩固然是重要的防疫措施，嚴重時不勸導直接開罰當然可以有效遏阻防疫破口，但這樣的落實執法，用在欠缺港口洗澡空間的外籍漁工身上，實在是苛刻的峻法。首先，我們就先不論誰洗澡會帶著口罩，若有室內盥洗室誰會想露天洗澡？以這次被高雄市衛生局開罰的兩位前鎮漁港外籍漁工為例，前鎮西岸碼頭和魚市場有三處共15間淋浴間，但前鎮作為全台最大遠洋漁業中心，就有約一千多名外籍漁工活動，15間淋浴空間夠用嗎？

所幸輿論出來之後，高市府緊急召開公關危機應變會議，並決議「考量國際移工為弱勢處境、因語言隔閡無法即時掌握最新疫情政策，若外籍漁工有違反防疫規範，應先妥為說明規勸，並要求雇主船東輔導後監督落實防疫措施。」才讓這起荒謬的開罰事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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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才是真敵人」已經是台灣政府民間從上到下一再呼籲的觀念，但苗栗縣長徐耀昌因縣內三家電子廠爆發群聚感染，就跳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擅自在臉書公佈「全縣所有移工禁止外出」的禁令。此事不僅引起苗栗在地團體、勞工團體與人權團體的嚴厲批評，甚至因為苗栗縣府與這些電子廠以惡劣的方式對待移工私人物品、以及環境惡劣的宿舍和近乎對待奴隸的防疫便當，導致包括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衛報》、《每日電訊報》、《金融時報》、法國《解放報》、瑞士《新蘇黎世報》、日本《經濟新聞》、菲律賓《GMA新聞》等媒體紛紛深度報導台灣歧視移工的醜聞。

事件爆發後，不僅苗栗縣府有禁令，台權會也陸續接到申訴得知，全台的私人機構、仲介宿舍、養護機構、以及有新南向專班的學校，早在苗栗禁令前就自行施行禁止移工外出的禁令，在苗栗禁令之後，更有許多仿效的作為。台權會遂於6月18日發文給相關部會要求具體說明，究竟苗栗縣全縣移工禁止外出禁令，與各地私人機構禁止移工外出之規定，是否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第三級疫情警戒標準」以及《憲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關人身自由的保障。

儘管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終於在7月29日回文明確指出：「對於苗栗縣長於縣內會議口頭宣布移工禁外出，並於其個人臉書宣布全縣移工禁外出等作為，恐有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疑慮，依前開規範（指憲法、兩公約、傳染病防治法）應無法律上之拘束力，本中心陳副指揮官已於110年6月9日指示，請苗栗縣遵照三級警戒標準實施防疫措施。」但這個時間點苗栗縣已經自行解除禁令，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沒有第一時間阻止苗栗縣的違法禁令，造成許多移工廣受歧視與污名，實在令人憤怒與遺憾。

苗栗縣長徐耀昌在今年6月月28日解除荒謬的「全縣移工禁令」時，還是不忘歧視污名菲律賓移工，他說：「菲律賓移工很喜歡群聚，下了班以後三五成群席地而坐，也不戴口罩，衍生出沒有保持社交距離群聚問題。」正因為類似徐縣長這樣的偏見，台灣社會可能會普遍認為，沒有打疫苗的移工可能會是防疫破口。

台權會就有接到外籍移工的申訴個案，表示遭到雇主與仲介在沒有徵詢意願的情況下，強迫移工以切結的方式強迫接種疫苗，於是台權會立即撥打1922請問疫情指揮中心是否可以強制移工打疫苗，電話中的答覆是禁止強制。不久後，媒體也報導指出，勞動部表示：「疫苗接種不屬強制性，雇主或仲介公司應鼓勵移工接種疫苗，並協助移工預約，但應該尊重移工接種意願，不可以強迫移工一律接種。」若雇主違背意願，已涉及違反刑法強制罪，不僅會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也會依就業服務法來開罰。

2013年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審查的結論性意見，當時國際審查委員就已經指出，台灣外籍移工的權利被濫用與欠缺，尤其是「轉換雇主的限制」，審查委員當年就具體建議台灣政府，「移工轉換雇主的權利必須被擴大」。

令人遺憾的是，台灣的移工政策，從一開始就是以高度歧視、違反基本人權的方式在對待外籍移工，這次COVID-19疫情期間，勞動部不但沒有因應疫情給予移工更多的保護措施，反而利用疫情的衝擊，在原本就歧視藍領移工、形同蓄奴鎖鏈般的禁止轉換雇主制度上，又再次修法，想要加上一定期間內禁止跨業轉換的規定。對於已經公佈提交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的政府，並號稱要落實兩公約的勞動部，這樣的修法，無疑是與國家報告的內容，以及兩公約審查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

勞動部已於8月27日正式公告實質禁止外籍移工跨行業轉換，焦點事件報導就評論：「對於過去二十多年緩步放鬆移工轉換工作限制的一次大倒退」。筆者認為，兩公約國家報告不是政府隨便寫寫的文件，這是代表台灣政府既定政策的文件，且兩公約施行法規定，政府依照職權應尊重人權保障人權與充分實現人權，且不應該產出違反公約的法律命令與行政措施，今天勞動部公然修法違背已經寄給國際審查委員的國家報告內容，修法內容也仍然歧視藍領外籍勞工，明顯違反公約的平等與不歧視原則，這樣的條文，不應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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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蔓延時，歧視移工讓台灣成為落後國家／施逸翔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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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開始，COVID-19新冠肺炎病毒（中國武漢肺炎）全球大爆發，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互動模式，更大幅影響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情勢。但身處在台灣的「我們」，卻在這波凶險的疫情期間，逐漸被全球看見台灣作為一個亞太地區的國家，所扮演的重要位置與角色。不管是2020年長時間的確診數清零狀態、台灣國家隊所創造的口罩外交與後續的各國政府疫苗贈與、台灣政府在防疫政策的資訊公開與問責態度（雖然台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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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要交五次健檢報告，移工受不平等待遇（作者：彭杏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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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要交五次健檢報告，移工受不平等待遇（作者：彭杏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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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由於職災舉證困難，囿於經濟問題與等待時間太長，移工多數妥協以較差條件和解，有的甚至連一毛錢都沒拿到，法官傾向以移工居住地的平均薪資計算賠償金額，律師也會以「移工是短暫性工作」來抗辯，導致很難拿到合理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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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舉例，東南亞移工申請簽證，應檢具衛福部認可母國醫院所核發3個月內合格健檢證明，且來台後3個工作日以內、工作滿6個月、18個月及30個月前後的30日內，都要到衛福部指定的台灣本國醫院定期健檢，費用約3000元，由外勞自行負擔，總計3年內要做五次檢查。

家庭看護工最低領17K，沒有休假保證

其他外國專業人員，除短期補習班外語老師3年內需辦理一次外，其餘均無須提供證明。「這一條款擺明就是歧視移工，」陳秀蓮說。此外，不同類型移工都有各自的問題，其中以家庭看護工最嚴重，至今未享有勞基法，薪資遠低於其他類型移工。2015年9月基本薪資才從1萬5840元調到1萬7000元，而且沒有保障休假，須與雇主協商同意才能請假。

外籍家庭看護工並未納入勞基法，因此基本薪資僅17K，而且大部分都沒有休假，必須24小時全天候待命。

3月底，移工國際台灣分部、印尼工人聯合會台灣分部等響應「十億人起義」快閃活動。移工國際台灣分會主席布倫加（Gilda Banugan）表示，這個活動已舉辦7年，但台灣對女移工的規定並無明顯改善，看護工每天都有額外工作，且口頭肢體暴力，性騷擾、性侵情況層出不窮。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主任汪英達很感慨，台灣引進移工近30年，連最基本的休息權利都無法落實。

再來是漁工，境內漁工因工作性質特殊，雇主可有彈性協商工作時間。但多數漁工幾乎全年無休，就算天候差不出海，還是有很多岸上工作。 聖多福天主堂神父陳文鐵多次訪視後，對其處境感到不捨。這些漁工被船長約束行動，幾乎無法接觸人群，三、五漁工僅能借酒澆愁。「他們雖被納入勞基法保障，等同沒有，」他強調。

外籍漁工的工作環境不佳，行動也被約束，僅能三五好友抽煙、閒聊，打發短暫的休息時間。

台灣平均每年約有1000多名移工尋求庇護被安置。 桃園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社工員鄭玉琦就彙整指出，移工最常遇到四類問題。 最多的是勞資糾紛，包括雇主提前解約、工作環境不佳、工時過長、未據實給薪等。陳文鐵感慨地說，有漁工一年吃不到一次豬肉，尤其冬天海邊寒風刺骨，僅穿T恤或薄襯衫工作，他才發起企業捐助，送冬衣給漁工。

其次是，轉換工作很困難。3月22日傍晚5點多，《遠見》正在採訪桃園八德聖母升天堂神父阮文雄時，一位26歲的越南移工（化名阿凱）匆匆跑進來求救。原來他跟越南親友、台灣仲介借了6000美元，滿心歡喜到台灣，沒想到3月14日上班，才發現被安排在一家大理石工廠，僅46公斤的他每天要扛十幾塊2至3公尺長、40公斤重的大理石，還要做很多雜工。他在充滿粉塵的工地忍了七天後，跟仲介說想換可以負荷的工作，但仲介說不行，若不願意在那裡工作，就必須被遣返。他拿合約書給神父看，不僅企業名稱跟在越南時所談的不同，工作內容也不是扛大理石。

職災風險高，截肢失能最普遍

第三類是職業災害。勞動部數據顯示：去年全體投保勞保的勞工（含移工）職災千人率僅2.612，意即每千人有2.612人傷病、失能與死亡等，外國人（移工占九成）卻高達3.43人。勞動部勞發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組長薛鑑忠坦承，外勞職災千人率較全產業平均值高，與多從事製造業、營建業和漁工等風險較高的工作所致，已透過輔導、宣導，提升職場安全。

鄭玉琦說，移工職災以截肢居多。雇主常忽略安全設施與教育。據她了解，九成的教育訓練都不合格，尤其是沖床、開模的工作，移工不是被重物壓到腳，就是手被壓碎或被輸送帶捲入受傷。再來是化學工廠所造成的職業病，有移工被藥水濺傷，視力模糊僅剩0.2，甚至失明。還有很多罹患異位性皮膚炎，看醫師吃藥也不會根治，「除非離開化學工廠，否則不會好，」鄭玉琦說。

由於職災舉證困難，囿於經濟問題與等待時間太長，移工多數妥協以較差條件和解，有的甚至連一毛錢都沒拿到。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曾處理過印刷廠的案子。一位移工被雇主交代，發現油墨過多時要用刀刮除，卻意外被滾輪捲入而截肢。事發後，雇主主張移工不小心跌倒才受傷。由於無人作證，勞工求償100萬台幣，法官僅判賠30萬，目前還在審理中。鄭玉琦無奈地說，法官傾向以移工居住地的平均薪資計算賠償金額，律師也會以「移工是短暫性工作」來抗辯，導致很難拿到合理賠償金。

最後一類是性騷擾與性侵案。多數人會以為台灣的性侵案，已大幅下降，但實情並非如此。監察委員王美玉去年5月提出調查報告，直指台灣每年發生百餘女性外勞遭性侵案，不僅未符合兩公約所定的基本權利保障，更嚴重影響台灣的國際聲望。

外籍移工們遇到性騷或性侵案件，避免仲介找麻煩或遭遣返，通常都是忍氣吞聲不敢通報。(圖中人物非新聞事件人物)

根據衛福部最新統計，2007年至2018年底，有1076件移工遭性侵案件被通報，其中以印尼移工最大宗；行業別以「家庭看護或幫傭」最多為836件，加上養護機構的看護，總計863件，占比80.2％。顯見女看護遭性侵的嚴重性。

但社工人員推測，移工因害怕丟工作，無法償還仲介費，多數不敢報警或通報，官方數據並未納入「黑數」，因此性侵案不止於此。當性侵案發生時，仲介通常僅口頭勸說雇主，卻不報警，甚至會對移工語帶威脅，「妳要申訴嗎？妳沒有證據，小心被告誣告而坐牢。」連移工母國的仲介都會向家人施壓。陳秀蓮曾處理一起印尼看護性侵案，受害者要告老闆，結果在台工作的阿姨請她趕緊與家人聯繫。

性侵外，性騷擾更是天天上演。印尼看護琳達（化名）第三次來台工作，後兩次全是照顧高齡阿公。30出頭的她說，第一個阿公想摸她胸部，還說「你的屁股很大很漂亮、胸部像木瓜，我給你錢、紅包，你陪我睡覺」；第二個阿公還在她面前手淫，甚至要求她搓洗其下體。言語與肢體的性騷擾讓琳達很困擾，但個性溫和的她為保住工作，不敢跟阿公的家人說，這幾年她中文表達能力變強了，對阿公曉以大義：阿公，我跟你孫女一樣大，我是來工作的，你不可以這樣，不然我就不照顧你了。不只琳達，其他看護被性騷擾已成家常便飯。

陳秀蓮感嘆地說，2007年進入協會服務時，有九成民眾都罵協會，為何要幫移工？直到現在，還是有人無法接受移工上街頭爭取權益，認為他們是來賺台灣人的錢，憑什麼抗爭？

陳文鐵神父呼籲，外勞也是人，不是商品與機器，應給合理的工作與生活條件，唯有讓他們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提高生產率，讓雇主、移工與社會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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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要交五次健檢報告，移工受不同等待遇｜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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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開放移工滿30週年，但來自東南亞的移工竟然還有著一堆「不平等條約」，他們除了三年內要交五次健康檢查證明，還有哪些不合理的待遇束縛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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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統計通報（警政署統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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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統計通報（警政署統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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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臺犯罪外籍嫌疑犯以涉公共危險、毒品、詐欺及竊盜案較多；外籍移工占比近 7成 9，近年來國際間人（物）流移動愈趨頻繁，使犯罪型態日趨國際化，4,329 件最高；外籍移工涉案件數占比介於 5 成 8 至 7 成 1 間，近 5 年外籍人士在臺犯罪以 104 年 2,150 件最低，後呈逐年遞增趨勢，108 年70.92％。108 年較 107 年增加 565 件（+15.01％），其中外籍移工涉案

件數增加 624 件，一般外僑減少 59 件。

摘要：國際間人（物）流移動愈趨頻繁，使犯罪型態日趨國際化，外籍移工涉案件數占比介於 5 成 8 至 7 成 1 間，近 5 年外籍人士在臺犯罪以 104 年 2,150 件最低，後呈逐年遞增趨勢，外籍人士在台犯罪概況比例上升，而外籍移工占比也有上升趨勢，以公共危險為主要類別，大多是越南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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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數量與台灣勞工就業的關係（作者：林昭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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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數量與台灣勞工就業的關係（作者：林昭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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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我國當前面臨了基層人力不足，中級人力競爭力下挫，高級人力青黃不接的窘境。引進的人力對於婦女、青少年、原住民和弱勢族群的就業機會產生衝擊較為顯著。人力的引進對營造和製造等行業中同職業層級的本地勞工會產生就業上的影響。

摘要：引進外籍移工時間點在民國60、70年代，較少青年進入勞動市場，對需要體力且具危險性之行業較不喜歡，而女性意識的抬頭，走向就業市場；人口高齡化，導致家庭照顧者人力的需求的驟升，於是家事工作人力需求大，重大工程與製造業缺工情形變多，家中有幼兒或老人需要照顧的情形也越趨於普遍。然而，台灣勞力薪資上升，為降低成本，民國七○年代，有不少外籍勞工入境台灣，逾期停留，在台非法工作；其中甚至有持假護照或偷渡的方式進入台灣。這個情形一直延續到民國81年『就業服務法』通過，才對外勞引進有了正式的規範。正式引進外勞後，不論是營造業或製造業，為節省成本，外勞人數快速增加；尤其前三年幾乎呈倍數成長，例如民國81-83年。民國90年5月全面凍結外勞引進後，外勞總人數開始減少，其中以營造業為甚，製造業也略為減少，可是監護工不減反增（圖一）因為營造業與製造業主要是男性外勞，且大部分來自於泰國與菲律賓，監護工近年菲律賓減少，取而代之主為印尼與越南（圖二）。引進外勞的前期，業者想到的是，配額爭取與工資水準的問題；民眾所感受到的，則是工作機會、外勞的生活適應、治安與管理問題。以民國91年資料來分析，拿失業率最高與最低的幾個縣市來比較，(表一)呈現失業率最高五縣市外勞數，勞動力人口數，失業數，以及前者之於後二者的比率。(表二)呈現失業率最低三縣市之外勞數，勞動力人口數，失業數，以及前者之於後二者的比率。根據這兩個表，失業比較嚴重縣市的外勞，佔勞動力人口數比率或佔失業人口數比率，均沒有高過於失業率較低的三個縣市。雖然這樣分析，並不支持「外勞排擠本勞」的說法，但也不能因此證明外勞具有補充的功能；因為地區的差異較為攏統，除非有較長期且充分的的資料，按各類職種與各類失業人口、失業原因來建立關聯性，才比較可靠。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一條「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的就業機會」的政策目標外，更採取如「限業限量」、「徵收就業安定費」和「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招募」，雇主必須負擔的就業安定費標準和國內招募的程序及要件等具體辦法，自由貿易港區設置條例草案第十之二條：「外勞薪資不受勞基法基本工資限制」之規定，勞工團體反對貿易港區內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理由除了「不可踐踏外勞人權」與「一國不應兩制」，也擔心，一旦外勞薪資降低，可能導致區內本國勞工的薪資隨之跟著調降，使本國勞工的薪資待遇惡化。影響廠商投資意願最重要的因素，依次是勞工成本、能源成本與原料取得難易度等。因此，上述條例即在降低外勞的勞動成本，未來若結合放寬港區內廠商之外勞配額，將可吸引大批企業進入自由貿易港區經營，一旦各地爭設自由貿易港區的結果，影響到本國勞工的薪資水準，是極為可能的。我國當前面臨了基層人力不足，中級人力競爭力下挫，高級人力青黃不接的窘境。企業對於藍領外籍勞工可能產生一種長期的依賴，尤其雇主在配額下循環使用外勞，使得外勞長期佔有勞動市場，對本國勞工產生的就業機會替代威脅即更高。人力的引進對於本地勞工在職業階梯的向上流動具有正面的意義。即有利於本勞職業的向上流動，例如由初級體力功轉擔任領班或工頭、組長等。職業的流動需借重制度和市場的運作。只要本國低職業層級接受一些轉亂所需的訓練，本地勞工仍可在其它行職業中覓得就業機會，甚至促進向上流動。看護或照顧品質，是僱主最為擔憂的事情，偷竊、虐待、暴力、婚外情、對小孩的不當教導、甚至縱火與兇殺事件也時有所聞。此外，也擔心在台灣出現，所謂的「家庭階級化」。在台灣家中有幼兒或老人需要照顧的情形，隨著高齡化以及婦女就業率的提昇，不僅是目前更是未來迫切的需求。卻宥於台灣勞力薪資相對偏高，一般聘僱一位女傭，若為本地人每月薪資甚至高達六萬元。是一個沈重的負擔。女傭的引進因其薪資水準較低，帶動了婦女不受家庭羈絆而進入勞動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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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進外勞的背景

民國六、七○年代台灣的經濟快速成長，不僅對外貿易大幅提昇，政府的各種重大公共建設也在積極推動，且當時台灣地區之失業率仍維持在相當低的水準，例如在1996年之前一直維持在百分之二，甚至低於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於是開始有引進外勞的需求。此後十年台灣產業進入轉型階段，勞動力結構也開始有明顯的轉變，同時，台灣高等教育擴張減少了年輕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加上因經濟的蓬勃發展，帶來國民所得與消費能力的提升，民眾對於基層製造與營造業等需要體力且具危險性之行業望之卻步，所謂的三K行業更是乏人問津。在另一方面，女性教育程度的提昇，就業機會與能力的增加，以及女性意識的抬頭，越來越多女性跳脫家事勞務的羈絆而走向就業市場；再加人口的高齡化，導致家庭照顧者人力的需求的驟升，於是家事工作人力需求也產生落差。

二、外勞政策的推拉與兩難

正式引進外勞之後的幾年，不論是營造業或製造業，競相引進以節省成本，於是外勞人數快速增加；尤其前三年幾乎呈倍數成長，例如民國81年引進15,924人，82年97,565人，83年151,989人。最多時（民國89年底）台灣地區的外勞引進總數326,515人，實際在台人數近40萬，佔台灣總人口數約1.6%，勞動人口2.5﹪以上。民國90年5月全面凍結外勞引進後，外勞總人數開始減少，其中以營造業為甚，製造業也略為減少，可是監護工不減反增（見圖一）。 因為營造業與製造業主要是男性外勞，且大部分來自於泰國與菲律賓，監護工近年菲律賓減少，取而代之主為印尼與越南（見圖二）。

引進外勞的前期，業者想到的是，配額爭取與工資水準的問題；民眾所感受到的，則是弱勢族群（如原住民）的工作機會，以及外勞的生活適應、治安與管理的問題。最近幾年，因為國內景氣不佳，失業率高居不下，尤其是五個百分點的失業率，不僅代表50萬以上的失業人口，更可能波及150萬陷於生活困境的本國人民。 因此，要求檢討外勞引進政策的聲音更大了，究竟外勞是不是搶了本國勞工的工作？還是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助力？

民國七○年代以後，重大工程與製造業缺工情形越來越明顯，家中有幼兒或老人需要照顧的情形也越趨於普遍。然而，台灣勞力薪資水準節節上升，國內業者之生產成本跟著上揚，同時，東南亞地區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產業競爭力在快速提昇，對國內業界形成壓力。為了降低成本，增加產業競爭力，外勞的引進成為一股潮流。於是民國七○年代中葉，即有不少外籍勞工持短期觀光簽證入境台灣，然後以逾期停留的方式，在台非法工作；其中甚至有持假護照或偷渡的方式進入台灣者。這個情形一直延續到民國81年『就業服務法』通過，才對外勞引進有了正式的規範。

然這個問題，就像是肚子餓了要吃東西，但又怕吃東西後會拉肚子，並且引發身體更嚴重的問題！最好的解套，當然不是不吃東西，而是要有「健康的身體」；偏偏台灣目前身體已經有了問題，所以需要吃東西補充養分，但體質虛弱又怕吃下東西後繼續拉肚子。這種兩難，至今仍困擾著政策的制定。且由於學者專家的研究，並未能明白指出，外勞數量的多寡與國內勞動力的關係。

以民國91年資料來分析，拿失業率最高與最低的幾個縣市來比較，如表一乃呈現島內失業率最高五縣市之外勞數，勞動力人口數，失業數，以及前者之於後二者的比率。表二乃呈現島內失業率最低三縣市之外勞數，勞動力人口數，失業數，以及前者之於後二者的比率。根據這兩個表，可以發現失業比較嚴重縣市的外勞，佔勞動力人口數比率或佔失業人口數比率，均沒有高過於失業率較低的三個縣市。雖然這樣的簡單分析，並不支持「外勞排擠本勞」的說法，但也不能因此證明外勞具有補充的功能；因為地區的差異較為攏統，除非有較長期的資料，並且有充分的個體（individual）資料，按各類職種與各類失業人口、失業原因來建立關聯性，才比較可靠。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網站http://dbs1.cla.gov.tw/stat/。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網站http://dbs1.cla.gov.tw/stat/。

三、從我國勞動力市場看外勞衝擊

外勞是否真的搶了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應就目前我國產業的人力資源需求狀況加以分析。根據經建會的分析資料顯示，以目前就業市場中就業者之職業及教育程度分配，若將就業市場所需要的人力區分成高級專業及管理、中級、基層三種技術層次。我國未來人力供需情勢，除了前述因素顯示某些職種基層人力的不足，高級專業及管理人力（係指相當於大學程度畢業人力再經數年工作歷練之主管與經理人員及專業人員）也較為不足。中級人力因近年從大專學校畢業之人力供給數量仍大（因第二波嬰兒潮介於19-25歲之間），量方面尚可充分供應；惟在品質方面，因鄰近國家近年來積極提昇大學的專業訓練與外語能力，我國中級人力品質若未能加速提昇，未來競爭力實令人擔憂。可以說，我國當前面臨了基層人力不足，中級人力競爭力下挫，高級人力青黃不接的窘境。

四、外勞引進措施之省思與建議

長期以來，儘管政府主管機關以「限業、限量」做為藍領外籍勞工數量管理的依據，但是，對於該引進少的數量和該如何加以分配，一直未曾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及說明。結果，人力引進政策經常成為社會各界爭議的重點。因此，就人力引進的數量管理而言，除了要將白領及藍領外籍勞工的引進數量加以統籌管理外，首先要確立的是究竟引進的總量應該為何？然後，根據所訂定的總量，進一步研擬出工業及服務業各產業分配的數量，以及各產業的白領及藍領的外籍勞工引進的比例與數量。當然，為確定總量、各產業數量和白領及藍領外籍勞工的比例，建構一勞動市場技術（白領）與非技術（藍領）人力供需的動態調查系統，有其必要和重要性。缺少客觀數據與未來發展需求的評估，在引進數量調查與分配機制缺乏的情形下，人力的引進不僅無法具體反映國內經濟和產業發展的需要，也勢必無法達到人力引進政策補充性與暫時性的既定方向和目標；外勞總量與分配將成為各說各話、甚至是政治或勞僱之間的角力。

註釋

註一：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國情統計通報」92年六月外勞在臺總數294,557人，比去年同期少了0.4﹪，佔基層（國中以下教育程度以下）勞動力9﹪（http://www.dgbas.gov.tw/dgbas03/bs3/report/N920814.htm）。

註二：以民國91年為例，平均廣義失業率為7.26﹪，達74萬人。平均狹義失業率為5.15﹪，達51萬5千人；其中失業率以15-23歲最高（11.91﹪），失業人口以24-44歲者最多（27萬9千），近年來失業率上升最快者為45-64歲勞動人口。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國情統計通報」，最近民國92年八月，因畢業季節，失業率上升至5.21﹪，全台15歲以上民間人口1759萬3千，其中勞動力為1014萬2千，962萬3千就業，失業人口達52萬9千人（http://www.dgbas.gov.tw/dgbas03/bs3/report/N920922.htm）。

註三：至於去年台灣女性嫁給外國人者有四千四百五十七人，其中一千七百七十八人嫁給中國及港澳地區人士、九百七十七人嫁給東南亞地區人士、其他地區有一千七百零二人。

基於國內經濟與產業發展的需要，人力引進固然有其必要，但在國內失業率居高的情況下，當前人力引進政策應以「保障本國勞工權益」為優先。除了以此作為政策方向，仍應就管理與執行面來全面檢討我國人力引進政策。除了前述的分析與呼籲，本文最後臚列以下數點建議：

(一)為落實保障本國勞工權益，應當建立並落實人力引進之總量管制；由勞、資、政三方及學者專家定期就外來人力引進總量討論及研擬，以期藉由總量的訂定達到勞工權益保障與經濟發展兼顧的目的。

(二)在總量之下訂定各業外來人力引進的數量，並配合總量的討論定期地加以調整與修正，而各業分配的比例及數量應以外來人力與本國勞工就業機會的替代或競爭關係做為考量原則。

(三)在確立各業人力引進的數量之後，應以技術能力做為標準，就各業的技術與非技術人力引進比例加以確定。

(四)建立勞動市場技術與非技術人力供需的動態調查系統。為確立前述技術與非技術人力引進的比例，以及為確保這樣的比例及人數總量是符合產業發展需要，勞動市場技術與非技術人力供需的動態調查系統應儘早建立。

(五)設立國際人力延攬、審查與管理的專責機構，負責勞動市場人力供需動態的調查與國際人力延攬、審查及管理的工作。目前雖然勞委會職訓局設有外勞組、經濟部設有投審會來負責人力引進審核的工作、青輔會負責海外學人的延攬和國科會負責國際專業人士的延攬，但是，不是層級太低，就是彼此間的工作無法整合。因此，宜儘速加以整合，進而建立國際人力引進審查與管理的專責機構，負責勞動市場人力供需動態調查與人力延攬、審查及管理的工作。

(六)訂定個別企業運用藍領外勞期限的上限，最長以六年為限，避免有限的外勞配額為少數企業不斷的循環使用，進而影響到其他企業運用的權利。根據現行規定，當企業申請獲得藍領外勞的聘僱權時，在不違反法令和不關廠、歇業的情形下，經常能不間斷的使用該聘僱權。結果，不僅少數企業酖於藍領外籍勞工的運用，人力引進補充性的原則也受到影響。因此，建議將企業運用藍領外勞期限的上限訂定為六年，以激勵企業自動化與產業升級的動力。同時，可以在有限的配額情形下，滿足其他企業運用藍領外勞的需求。

(七)加強勞動檢查，以避免藍領外籍勞工勞動條件受到不當待遇，以進一步保障本國勞工的工作權益。

(八)提昇勞動檢查機構與警政機關的人力與能力，以落實非法外籍勞工的查察與查緝工作，避免非法外籍勞工對社會治安產生不利的影響，並進而保障本國勞工與合法外籍勞工的就業權益。

(九)推動薪資補貼措施，吸引企業僱用本國勞工。儘管外勞的薪水多以基本工資（新台幣15,840元）為標準，然若加上食宿及勞健保費用，平均成本超過兩萬五千元，政府如果能以鼓勵的方式，讓這些聘僱外勞的企業改聘本國人，例如，將五百億公共工程擴大就業計劃改以補貼企業用人成本，即企業僅需支付基本工資，政府補貼受雇的失業勞工每人每月一萬五千元，如此受僱者每月可領到三萬元的薪水，企業也可以減少外勞管理、食宿、保險成本。這樣的雙贏策略，預計每年可以補貼十萬人，不僅超過行政院原案預估的55,175人，而且補貼期間可以長達3年。◎

（本評析報告曾於台北市政府92年10月舉辦之重大勞動議題座談會中發表）

在基層人力方面，目前除應繼續加速生產自動化，激勵國內的潛在勞動力投入就業市場之外，似乎仍須仰賴外來人力補充國人不願擔任之職位空缺。但是，在國內失業率居高之際，人力引進政策是否已經脫離補充性的原則，也值得檢討。過去政府相關單位曾多次委託學者研究，不論是從理論或實證資料來加以判斷，外籍勞工對於就業的替代和補充效果，研究結果大多顯示係同時存在的；而根據過去研究經驗，外籍勞工的引進所造成的替代效果，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幾點：

第一、引進的人力對於婦女、青少年、原住民和弱勢族群的就業機會產生衝擊較為顯著，尤其對於處於同職業層級的前述勞工影響最大。以開放項目來看，主要為重大公共工程之營造業，重大投資的製造業，以及監護功三類。

第二、人力的引進對營造和製造等行業中同職業層級的本地勞工會產生就業上的影響；例如，製造業當中外勞最多的前五個行業，為電子及電子機械、紡織、金屬製品、塑膠製品、金屬基本工業等。

第三、企業對於藍領外籍勞工可能產生一種長期的依賴，尤其雇主在配額下循環使用外勞，結果將使得補充性原則大打折扣，外勞長期佔有勞動市場，對本國勞工產生的就業機會替代威脅即更高。

第三、人力的引進對於本地勞工在職業階梯的向上流動具有正面的意義。前兩項「替代」效果，對本國勞工來說是為負面的；然替代效果也有可能帶來一點正面功能，即有利於部分本勞職業的向上流動，例如由初級體力功轉擔任領班或工頭、組長等。職業的流動，通常需借重制度和市場的運作。簡言之，只要勞動市場中行職業轉換的管道暢通，就算引進的人力對低職業層級的本地勞工會產生替代效果，只要本國低職業層級接受一些轉亂所需的訓練，本地勞工仍可在其它行職業中覓得就業機會，甚至促進向上流動。

第四、至於外傭（含監護工與家庭幫傭）的影響，雖然沒有製造業與營造業來的嚴重，但以目前（民國92年8月底）監護工與家庭幫傭人數分別為113,844與5,590人，以此規模來說，對國內的可能就業機會超過十萬，也是每年數十億的產業。若慮及看護或照顧品質，不僅是僱主最為擔憂的事情，偷竊、虐待、暴力、婚外情、對小孩的不當教導、甚至縱火與兇殺事件也時有所聞。此外，學者們也擔心在台灣出現，女傭隨伺在旁，所謂的「家庭階級化」的現象。

在台灣家中有幼兒或老人需要照顧的情形，隨著高齡化的加速以及婦女就業率的提昇，不僅是目前更是未來迫切的需求。卻宥於台灣勞力薪資相對偏高，一般聘僱一位女傭，若為本地人每個月少說要三萬元，若是24小時之看護，每月薪資甚至高達六萬元。這樣的給付水準，對一般有此需求之家庭，是一個沈重的負擔。於是以看護為名的外籍女傭「俗又大碗」，成為家庭勞務市場搶手的對象。的確，女傭的引進因其薪資水準遠較本國為低，可帶動了婦女暫時脫離家事與照顧家人的羈絆而進入勞動力市場；且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婦女勞動參與率超過50%（如美國約60%），台灣當前之婦女勞動參與率（約46%）仍有提升的空間。雖然，沒有小孩之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在近年來急速上升（約65%），接近男性的水準；可是，有六歲以下小孩之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仍偏低，而過了四十歲的婦女（通常為家庭主要的照顧者）勞參率更為偏低。對於期待提升婦女就業意願者來說，外籍看護與外傭的引進似乎仍有正面的意義。

第五、近年來因外籍通婚頻繁，藉由婚姻方式引進「外勞」，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以民國91年來說，根據主計處統計，有四分之一結婚的台灣男人娶的是「外籍新娘」，人數高達四萬四千八百四十三人，其中中國及港澳地區新娘佔61.9﹪，東南亞地區新娘，佔37.3﹪；中國新娘平均結婚年齡較高，達三十點三歲，東南亞新娘平均結婚年齡僅二十二點九歲。 台灣男人娶外籍新娘的人數有逐年升高的趨勢，累計至今年上半年登記有案的外籍新娘已達二十五萬人。這批外籍新娘最在乎在台灣的工作與居留問題，也是目前政府單位相當頭痛的課題，另外，語言的教育、生活的調適，也讓相關部會十分困擾。也有不少人擔心，這些非本國新娘是否也會「排擠」本國人的工作機會呢？當然，他們若獲得工作許可或取得本國人身分，工作權其實和我們任何人是一樣的！

其次，外籍新娘所生的子女人數也在增加當中，民國91年統計結果，在全國出生的廿四萬八千名嬰兒中，有12.5﹪是由外籍或大陸、港澳地區新娘所生，總數達三萬人之多，亦即平均每八個新生兒中，就有一名來自非本國籍媽媽。台灣女性生育率降低，外籍媽媽所生嬰兒佔所有新生兒比例卻快速增長，五年來已成長超過七個百分點。這些所謂的「新台灣之子」，我們不能予以歧視，而應去注意其家庭生活與孩童的教育，希望在社會化過程能「正常」發展，融入社會並健全發展。

其實外勞的引進是否會對本勞產生衝擊，在政府正式開放時已有所顧慮，因此除了於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一條明白宣示「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的就業機會」的政策目標外，更採取如「限業限量」、「徵收就業安定費」和「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招募」等做為達成前述目標的措施。儘管配合這些措施，政府訂有引進外籍勞工的行業別、雇主必須負擔的就業安定費標準和國內招募的程序及要件等具體辦法，但實施幾年下來，是否就意味著外勞對國內就業機會替代的威脅因此而消失了呢？

答案顯然不是，而且可能因近年的情勢演變或修法方向，問題可能更為複雜。例如，立法院上個會期臨時會中審議的財經立法與公投法，其中最受矚目的「自由貿易港區設置條例」，因草案第十之二條：「外勞薪資不受勞基法基本工資限制」之規定，勞工團體深表不滿。勞工團體反對貿易港區內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理由除了「不可踐踏外勞人權」與「一國不應兩制」，其實也擔心，一旦外勞薪資降低，可能導致區內本國勞工的薪資隨之跟著調降，進而擴展到港區以外，使本國勞工的薪資待遇進一步惡化。根據調查顯示，影響廠商投資意願最重要的因素，依次是勞工成本、能源成本與原料取得難易度等。因此，上述條例第十之二條之目的即在降低外勞的勞動成本，未來若結合放寬港區內廠商之外勞配額，將可吸引大批企業進入自由貿易港區經營，一旦各地爭設自由貿易港區的結果，影響到本國勞工的薪資水準，是極為可能的事。

上述的現象說明了業界與本國勞工在外勞的引進與薪資水準的議題上，存在一些的矛盾。此外，跳出台灣作為一個地區的思考模式，全球化的趨勢銳不可擋，今天資本與技術移動比過去更為快速，商人們不斷地到世界各地尋找有利潤的生產基地，今天還在中壢工業區的就業機會，也許明天就到了曼谷、深圳等地方。值此失業率高居不下之際，外勞與勞動條件間如何取捨？正考驗著當局的智慧。

圖一 外勞人數變化－按行業分

圖二 外勞人數－按國籍分

表一 民國91年失業率最高的五縣市之外勞人口數量及勞動比例

外勞人數（1）

勞動人口數（2）

失業人口數（3）

失業率（﹪）

1/2（﹪）

1/3（﹪）

表二 民國91年失業率最低的三縣市之外勞人口數量及勞動比例

外勞人數（1）

勞動人口數（2）

失業人口數（3）

失業率（﹪）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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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數量與台灣勞工就業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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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進外勞的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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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移工，台灣人的替死鬼？作者：文字：簡永達。設計：鄭涵文\黃禹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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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移工，台灣人的替死鬼？作者：文字：簡永達。設計：鄭涵文\黃禹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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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外籍勞工在台灣的困境死亡率很高有許多的逃逸移工是政府沒有掌握到的與日本相比日本有完整的機制並對勞工從嚴檢查對比台灣的人力不足及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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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台灣卻成為他們眼中的危險之島。

台灣，移工們想像中賺錢的天堂，實際上是職災死亡頻傳的國家。據勞動部統計，台灣每年職災死亡人數約500人，2016年有563人因職災死亡，平均每天就有1.5人死在工作崗位上，高於許多先進國家。

移工來台，大多從事台灣人不願投入的 3K

日本用語，指骯髒（kitanai）、辛苦（kitsui）、危險（kiken）。

行業，其中產業外勞集中在製造業與營造業。

但是，這兩個產業也是職災死亡率最高的兩個產業。

台灣高職災死亡率的背後，其實是移工變成台灣人的替死鬼。同樣在製造業跟營造業裡，外勞的職災死亡率皆高於本勞。據勞動部統計，過去10年已經有1,540位移工死在台灣。

實際上，這1,540條人命還是被低估的。因為台灣政府根本就沒有掌握確切數據，勞動部的移工死亡數字來自雇主通報，如果雇主不主動通報就沒有資料登錄。

另外，在台灣約有5萬多名官方追蹤不到的「逃跑」（或稱失聯）移工，萬一有人死亡，他們不會被記載在官方數據裡；這個族群裡又以越南人最多，約2萬4千多人。

進一步分析勞動部數據， 死亡的1,540名移工，約8成4集中在製造業與營造業。而從事營造業與製造業的產業外勞，超過4成都是越南人。

依此推論，職災死亡最慘重的移工族群是越南人。但準備出國工作的越南人可能不知道，他們手中的機票更像是彩票，因為選擇到台灣或日本工作，命運大不同。

台灣是越南移工輸出第一大國，日本其次。但是，日本從移工死亡人數到死亡率，都遠低於台灣。

日本政府1981年開放外籍勞工，稱為「研修生」或「 實習生 」，然而，不管是台灣之「外籍勞工」還是日本的「實習生」，皆是移工（migrant workers）。

據台灣與日本官方統計，近6年，台灣移工死亡人數共864人，而日本移工死亡人數則是158人，台灣移工死亡人數是日本5.46倍。

近6年，台灣移工平均死亡千人率為0.28，而日本則是0.17，換算下來，台灣的移工死亡率是日本1.64倍。

越南移工赴日工作前，需上4～6個月的培訓，雇主與政府代表會共同面試，通過者才能赴日工作。抵達日本後，前2個月還要繼續上文化及語言課程。

反觀台灣針對移工入國前沒有嚴格要求，只需完成台灣風俗文化、交通工具使用，以及勞動紀律等74小時的課程即可。因此，移工在語言不通以及缺乏操作機台的職前訓練下，更容易遭遇職業災害。

專長勞動法的高知大學教授根岸忠認為，日本對職災相當重視，若單一工廠發生職災，政府會公布工廠名單，且隔年調漲該產業的勞工保險費。

日本國際研修機構（JITCO）規定，每月檢查員應至少檢查一次移工的工作與住宿環境，並成立專門監督機構「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在關東和九州等地設置13個監督事務所，各地配備約150名檢查人員，對雇主進行突擊檢查。

台灣則是第一線稽查人力嚴重不足，讓職業安全網漏接連連。據勞動部統計，目前全台約67萬名移工，通報約50萬個住宿地點，政府卻僅編列274名移工生活訪視員。

台灣與日本同為越南輸出大國，且多數由仲介公司引進。日本的規定是，技能實習生進入日本後，不再跟實習生收取費用，轉而跟雇主收取服務費。

儘管越南勞動部規定，仲介費不可高於4,000美元，但國際勞工組織（ILO）官員私下透露，台灣廠商普遍私下收回扣，導致越南移工到台灣的仲介費高達6,000～7,000美元。

據 國外研究 指出，高額仲介費會增加移工的脆弱性，因為他們在母國背負龐大債務，因此不會抱怨工作、也不會主動檢舉雇主提供不安全的勞動環境。

ILO在2015年開展 金三角計畫 （Triangle Project），關注東南亞移工在海外的職業災害，陸續在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國設立辦公室。「我們很關注越南勞工在台灣的死亡情形，因為台灣是最多越南勞工選擇出國工作的國家，」越南金三角計畫負責人阮氏梅水說。

當各國竭力調查移工的死亡與原因，我們致電勞動部、衛福部、移民署、外交部，卻沒有任何部會掌握相關統計。

ILO在2015年估計，全球約有1億5千萬名移工，而東南亞國家是主要勞動力輸出國。當勞動力供不應求，他們將更嚴格檢視各國勞動環境。

2018年初，菲律賓因安全問題，率先暫停勞工輸往科威特；印尼政府也將在2019年前，逐步落實「 零國際幫傭計畫 」。

各國都在積極爭取外籍藍領移工，台灣若持續不將移工的死當一回事，恐怕成為國際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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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移工想像中賺錢的天堂，職災死亡率卻遠高於已開發國家。過去10年有1,540位移工死在台灣，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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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不同，產生許多不必要的誤會

移工可能會增加在地犯眾率

﻿移工在火車站群聚，可能造成觀感不佳

影響台人薪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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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變移工首選──越南一條街，預警台灣搶工危機 作者 ：文字：簡永達。 攝影 ：簡永達  設計：黃禹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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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變移工首選──越南一條街，預警台灣搶工危機 作者 ：文字：簡永達。 攝影 ：簡永達  設計：黃禹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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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橋郡（Quận Cầu Giấy）是座新興的開發區，坐落在越南北部的河內市近郊，周圍都是大樓林立的工地。來到下午時間，主要街道上空蕩蕩，一排雜貨店沒人光顧 。

直到傍晚5點45分的晚餐時間，寂靜被打破了。數千名年輕男女走出訓練中心的大門，其中許多人都穿同款的藍白polo衫上衣，上頭印著越南與日本的國旗。在這條越南最著名的「勞務街」上，短短不到600公尺的街道聚集上百家「勞務輸出公司」──也就是人力仲介──他們負責招募、訓練越南的年輕人，輸出到日本、韓國、台灣等地做工。

一條街，是國際勞動力變化的縮影。

過去，越南移工首選出國工作的國度是台灣，但這個情況在過去兩年間改變。2018年，日本首次超過台灣，成為越南勞工最大輸出國。根據越南政府統計，2019年全年約15萬名越南勞工出國工作，超過5成前往日本，約8萬人，台灣只有5萬4千人，差距持續拉大。

「我看再過幾年，沒什麼越南人要到台灣工作了， 」一位專門輸出越南工人到台灣的越南仲介阿義（化名）說。他能說流利的中文，經營台灣市場已16年，但過去半年，他已多次聘請翻譯陪同他赴日本拜訪客戶。

日本政府預定5年內引進約34萬外籍勞工，保障其領有與日本國民相同的最低工資，介於16到20萬日圓間（約新台幣4到5萬元）；工作滿5年後，只要通過語言檢定與技能測驗，外籍移工甚至能取得永住資格。

如此高規格的勞動條件，讓越南總理阮春福在2019年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時強調，越南勞工出口「將時時刻刻以日本為最優先考量」。

一場國際搶工的大浪來襲。國際勞工組織（ILO）在2017年調查國際移工的 數據 ，發現全球約兩成移工集中在亞洲，約3,300萬人，其中從東南亞移往東亞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台灣，是勞工遷移最主要的路線之一。
東亞高齡社會來臨，面向東南亞外籍移工的搶工大戰即將開打，日韓早已提前布局。
時間倒回至4年前，韓國採取國對國的直聘制度，已陸續和16個勞工來源國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日本仲介則前仆後繼至越南尋找仲介公司合作設立語言學校。

在河內這座城市的周圍已經湧現大量日語學校。人力仲介公司的高級主管秋水，站在剛落成的日語學校二樓陽台，這是一棟五層樓的藍白磁磚樓房，一二樓作為教室與辦公室，三四樓是準備出國工人的宿舍。她的公司投資房地產、遊樂園與五星級飯店，也跨足經營人力仲介，每年向日本、韓國、台灣以及波斯灣國家輸出數千名勞工，「這棟已經住滿，我們的另一棟宿舍正在加緊趕工，」她指著馬路對面的工地說。

秋水經營台灣市場將近20年時間。過去，她每季飛一趟台灣拉攏仲介業者，甚至在台北派駐員工以便服務客戶；如今，她改成每月至少飛一趟日本拜訪客戶，「台灣的市場我們就會慢慢放掉了，」她的語氣充滿對日本這個新市場的嚮往。

不過，她認為日本開放「特定技能」的移工，因計畫才上路，目前還看不出對台灣的影響 。台灣與日本的傳統產業都在使用不具技術的體力工，引進管道仍來自實習生制度（Technical Intern Training Program, TITP），這群移工同樣需要繳仲介費與訓練費給母國的仲介，但在近年赴日本工作的費用已有明顯下降。越南經濟起飛後年輕人出國意願普遍降低，再加上日本傳統產業對移工依賴增加，「 越南工人去日本要支付的費用大約在3,600美元左右，這跟來台灣動輒6,000美元還是差別很大， 」藍佩嘉說。

對越南年輕工人來說，赴日本打工薪資高、仲介費又相對低，台灣不再是出國工作的首選。

當我們向勞動部詢問這個國際移工市場的巨大變化時，負責管理外籍移工事務的跨國勞動力發展署組長薛鑑忠的回應是，台灣外籍移工人數從2010年的39萬人，至今已超過70萬人，10年間人數幾乎翻了一倍。「你說的情況應該不存在，我們外籍移工的人數每年都是成長的。」

「那個數字只代表媒合成功的移工，看不到潛在勞動力的變化，」曾有4年人力仲介公司經驗的王裕衡解釋，只要一名來自海外的移工和一個台灣的工作機會媒合上，勞動部的統計數字就會往上累加一筆。不過， 勞動部的數字看不出潛在的市場變化，對仲介業者來說，他們更習慣用「選工倍率」來衡量移工市場。

所謂的「選工倍率」指的是每招一名工人，雇主有多少倍的人力可供選擇。曾經，台灣的工作機會是市場裡最有價值的商品，每招一名工人，雇主可拿到3倍以上應聘者的履歷表，選工倍率很高。

在1980年代，台灣工資上漲，製造業老闆不停喊出「缺工」，不惜以「出走」要脅政府開放外籍勞工。直到1992年，當時的勞委會公布《就業服務法》作為引進外籍勞工的法源，態度謹慎，初期僅開放紡織業在內68個行業，不但對雇主資格限業開放，引進的外籍勞工數量亦採取總額控管。

台灣的移工政策採限業開放、總額管制，加上保障廠工領有與本地勞工相同的基本工資，所以2000年前後，台灣是不少東南亞移工出國工作的首選。

可如今，日本與韓國對移工都已保障基本工資，超過新台幣4萬元。 台灣的薪資對東南亞移工失去吸引力，「台灣雇主現在要請一名外勞，可能只能拿到一張履歷表，這還是越南仲介去拜託來的，」王裕衡回憶，從2014年起，台灣仲介業的圈子陸續傳出海外缺工的消息，後來就連台灣的雇主都能感受到這項變化，「雇主確認履歷表的時間一直在縮短，就怕工人被搶走。」

「我最怕的是他們國家本身就缺工，要是薪資繼續漲，他幹嘛還來台灣？」說話的是中華民國人力協會的理事長胡中裕，理著三分頭，圓臉大耳，他在人力仲介業超過30年，甚至早於台灣立法引進外籍移工。他的擔憂不無道理， 從2017年起，越南的經濟成長率維持在7％以上，韓資與外資陸續赴越南設廠，它被視為最有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雇主要找好一點的工人，我都會問：『你可以給多少薪水？』總不能只23,800元；你也要有證照有經驗的工人，你怎麼跟日本、韓國拼，人家鋼鐵廠的薪水起跳就是4萬5了，」胡中裕使勁拍了拍膝蓋說， 「現在不是從前那樣，你給一萬多、工人都要搶著來，時代真的不同了。」

在競爭國際移工的市場裡，比拼的還有外交實力。台灣自1992年修訂《就業服務法》以來，引進外籍移工將近30年，實際的移工來源國只有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 4國，相較於日韓合作的國家都有10國以上。儘管台灣政府多年來努力想與緬甸、寮國、孟加拉等國洽談引進外籍移工，但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多數的移工來源國與台灣合作皆是興致缺缺。

在採訪中，不少仲介業者都提到 泰國移工 的變化。在1990年代，泰工曾是台灣最主要的移工來源，負擔高鐵、北二高等重大建設，但在2000年之後，當泰國大都會區如曼谷的工資上漲，工人來台人數一直掉，現在已是在台移工人數最少的。

「他在泰國都有1萬6了，來台灣拿基本工資兩萬出頭，扣掉每個月服務費跟其他的費用，拿的其實差不多，那他還來台灣工作幹嘛？」胡中裕直指，「如果他們（東南亞）經濟成長起來了，像泰國這樣，現在越南經濟也在成長，請問你勞動部，台灣下一個引進的是哪一國？」
囿於國際現實，台灣很難開展新的移工來源國，而薪資、居留權等條件也無法與日韓等國比拼，可以想見，來台的移工人數很難再有成長。
台灣政府或許對國際移工的競爭沒有警覺，但作為勞工輸出國的越南政府卻是高度關注。《報導者》透過越南仲介，私下拿到一份由越南海外勞工管理局，針對日本、韓國、台灣三國的外籍勞動力市場所做的調查報告。

過去越南勞工到台灣工作，經常被收取高達6,000到8,000美元（約新台幣20萬元）的高額仲介費，導致工人前兩年需要爭取加班，為了還債而工作，被國際人權團體詬病為現代奴隸。

而在這份報告中特別指出，「受到來自日本與韓國的競爭，台灣的勞動力來源勢必會減少，⋯⋯不過，這是一個機會，有望減少越南勞工到台灣工作所付出的高額費用 。」

這是經濟學的基本邏輯，當外籍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越南勞工能夠從而獲得市場上的好處。勞動部也同意這項說法，過去20年來，「我們對外籍移工的依賴是持續增加的，可是國際上引進移工的國家也在增加，⋯⋯所以變成你（雇主）引進的成本勢必也會提高，」薛鑑忠說。

不過，越南政府以為在國際競爭越工的情況下，能減少移工支付的仲介費用的期待是落空了。當局規定越南勞工到台灣工作的費用不得超過4,000美元（約新台幣12萬元），但實務上，工人仍須繳交約6,000美元以上的仲介費，相當於他們在越南20個月的工資。費用未如預期下降，因為在輸出與接收國政府之間，存在一群穿針引線的人馬，他們是龐大且體系複雜的人力仲介。

無可否認地，串起跨國勞動力供需兩端的人力仲介，正是讓這個龐大的機器得以運作的關鍵，當兩地的工人與雇主依賴仲介愈深，替仲介業者創造龐大的 尋租

尋租（rent-seeking）是指某些人極力向政府遊說，壟斷社會資源，而獲得的額外利潤。

常見的尋租情況如：政府給某些行業的經營特許或是配額管制。台灣的移工制度，政府規定人力仲介業特許行業，必須擁有執照才能引入移工，而且透過配額管制，決定雇主擁有的配額數量；限定哪些行業取得配額。在這個國家高度介入的市場中，配額成為有高度價值的商品，許多雇主、仲介不惜動用政治網絡取得更高配額，再轉賣給海外仲介或移工。

空間。

膨脹的人力仲介，來競爭雇主手中有限的「配額」，讓台灣製造業的雇主在市場中的喊價力量不斷被抬高，也創造了跨國移工供應鏈中獨一無二的「回扣制度」。即使 法律規定

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 ，仲介得向雇主收取一次性的登記費與介紹費，登記費是指幫移工辦理求職過程的費用。這個費用以不超過移工4個月的薪資為限，而對單一移工每年不得向雇主收超過兩千元的服務費。但實務上仲介業者並不一定會向雇主收取這筆費用，或是收取的金額有限。

仲介在聘僱時可向工廠老闆收取費用，但實務上工廠老闆不付費就能向台灣仲介引進外籍移工，甚至要求回扣；相同邏輯，台灣仲介也向越南仲介索要回扣，灰色的收入層層疊加。最後，讓迫切、欲出國翻身的越南勞工付錢。

「台灣仲介跟我要4,000美元，我們越南仲介都要接受，」阿義的語氣裡沒有指責，倒是有欽羨，「反正最後這筆錢都算在工人的總收費用。」他的說法符合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王宏仁的 研究 ，他曾經訪問近20位台灣與越南仲介，發現台灣端從跨國勞動力的分潤拿走6成。

為了拿回這筆海外仲介給的回扣，台越兩地的仲介體系，發展出一套規避國際洗錢防制的手法。在越南那條著名的勞務街裡，專門輸出勞工到台灣的仲介公司與到日韓的相當不同，他們大多是小型的仲介公司，向國營仲介借牌經營，辦公室隱藏在公寓或民宅裡，樓下是台商經營的進出口貿易商，樓上是同樣由台灣人經營，專做貸款給外勞的財務公司，三者之間繪出一條精妙的轉手路徑。

當中的關鍵要角是借貸給移工仲介費的貸款公司，許多是由台灣人出資，再由當地人掛名設立。我們在採訪時接觸一位貸款公司背後的台灣老闆，親眼所見這位中間人的保險箱小金庫裡，隨時存放著一摞摞台幣、美金、與越盾現金。當越南仲介要將這筆海外的回扣金匯回台灣時，他們在越南拿美金給這名中間人，由他匯給台灣的白手套，再從台灣銀行帳戶匯給台灣仲介。這筆錢跨國多次轉匯後，讓兩地政府都難以追蹤，從而削弱打擊高額仲介費的努力。

據 《就服法》規定

依據《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 》，仲介公司依法僅能按月向移工收取「服務費」，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每月收取服務費分別不得超過新台幣1,800元、1,700元、1,500元。另得向雇主或新雇主收取登記費及介紹費，金額合計不得超過移工第一個月薪資，不過因製造業雇主擁有價格優勢，實務上仲介並不會向雇主收費。

，台灣仲介業者僅能向雇主收取登記費，以及向外籍移工收取每月新台幣1,500元到1,800元的服務費，其他收費都屬違法超收。當台灣仲介被問到這筆來自海外的違法收入，多數人否認，但有人倒是不掩飾，「你把它想成一般的供應鏈採購就好，供應商本來就會給採購回扣，道理是一樣，」一位不願具名的仲介說。

這條跨國移工供應鏈裡，買賣的是勞動力，在不少仲介眼裡，就像其他買賣襪子或電子產品零件一樣沒有區別。

不過，工人終究不是工廠裡批量生產的產品，當越南勞工赴台工作意願降低，近年來台灣及越南仲介得費更大力氣，欺瞞、哄誘工人來台。

當一名越南工人決定要出國工作，第一個接頭的人是「牛頭」（sponsor），他們替移工與仲介公司牽線。不過，今日的牛頭不再是村子裡的熟人，更多是活躍於社交媒體的「網路牛頭」，他們在Facebook張貼招聘訊息，如鯊魚在無邊際的網海裡狩獵目標。

23歲的R是一名活躍於網路上的牛頭，他的臉型削瘦，瀏海遮住半張臉，剛從台灣回越南不過半年，前一份工作在越南仲介公司當翻譯。「經理會把台灣仲介發來的聘工表交給我翻譯，叫我在加班時數這欄寫每個月60小時，」他補充道，「可能本來只有寫『一般』、『依公司淡旺季而定』。」

仲介公司會張貼出更多海外工作的細節，而加班時數成為評估工作好壞的基準，移工們願意為此多付錢。不過，加班時數是求職中少數無法被擔保的事，尤其在這條產業鏈裡，從工人到台灣雇主之間，需要經過三個中介者：牛頭、越南仲介、台灣仲介，每個人都有捏造加班時數、抬高仲介費用的動機。

一項常見的詐騙手法，便是在網上張貼假的工作資訊。為了讓產業鏈上的工人保持流動，不可能等到台灣仲介發出聘工表，越南仲介才開始找工人，「網路上有很多假的聘工表傳來傳去，加班時數跟工作都是假的啊，」R的表情有些得意，他們都是這場遊戲的玩家之一，利用窮人迫切翻身的弱點，先把工人招到手。

記者在河內遇見的越南仲介，不少人都拿出移工的薪資單佐證，有張薪資單一個月的加班時數高達160小時，當月薪資5萬2，是相當罕見的工作單，但仲介的話術把極端案例變為常態，將薪資乘以12（個月），告訴工人去台灣一年可以賺到新台幣60萬元，即使仲介費付7,000美元都划算。
儘管台灣與越南政府都有規範仲介費用，但只要為數眾多的中介者從中操縱資訊，就能使灰色的收入空間繼續存在，並讓所有的監管手段都效果不彰。
當人權團體質疑台灣的高額仲介費時，勞動部對此回應很一致：「我們有建議來源國收一個月的薪資，但仲介費是在越南收的，我們也很難介入，」薛鑑忠說。

台灣製造業9成是中小企業，多數是難以仰賴資本實現自動化，必須維持勞力密集的產業，靠外籍移工撐起底層的勞動力。 無庸置疑，台灣的製造業需要移工，不過，我們還有吸引移工的條件嗎？
台灣仲介在回答這道問題時，不少人的表情有些尷尬。「我想是人權啦，」胡中裕想了一下說，「我們現在都跟國外的仲介說，你們叫工人放心來台灣，台灣現在講究外勞的人權啦。」
畫面拉回越南河內，日語學校裡的宿舍，黑壓壓的人頭，聚集了30多位年輕男女，看上去只有18、19歲，他們眼裡閃耀的，盡是對日本的嚮往。唯一會說中文的，是舍監W，去過台灣工作3年，「這裡沒有人要去台灣工作了，」他尷尬地說，「我也不想回去了，⋯⋯我在打工存錢，等存夠了錢，我也去日本。」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報導者》授權（RFA）中文部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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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變移工首選──越南一條街，預警台灣搶工危機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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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走進越南著名的勞務街，目睹日本超越台灣成為移工首選，這促使「網路牛頭」發展新騙術招攬越南移工來台。國際搶工大浪襲來，台灣拿什麼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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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犯罪及其心裡壓力(作者：許詩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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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犯罪及其心裡壓力(作者：許詩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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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移工在制度下的憂鬱，甚至失手犯罪，受刑人常因想家失眠，也自責自己無法成為家庭支柱，因語言不通也無法得到相應的心理治療，經調查發現有7成移工自感處於壓力環境，因怕雇主認為自己生病而送回母國，因此不敢使用心理治療的資源

摘要：

每週一至二次的監獄聚會，阮文雄會提供娛樂項目給受刑人解悶，同時進行一對一談話。

他接觸的受刑人，曾有長年監禁而飽受精神疾病痛苦的，但獄中沒有外語心裡醫療服務，吃藥也沒有用，直到參加定期聚會才逐漸好轉。也有人說當初若有人願意跟他這麼聊，他應該不會喝酒誤事。久而久之，許多受刑者開始找他聊天。

他說明東南亞缺乏心裡教育，許多人不知自己為何痛苦，這是過去台灣人較少看見的困境。而移工的心理健康也漸成關注的目標，阮文雄從監獄獄友起，鼓勵發起勞工心理健康調查，發現移工有67.4%處於壓力環境，其中14.3%處於極高壓環境，許多移工提出雇主的不人道監視及控管，導致他們心力交瘁。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宜明、簡意玲等人也於2023年研究台灣看護工的睡眠品質與精神狀況，發現超過4成受試者有睡眠困擾，約6成5認為 「照顧工作壓力很大」，而解決壓力的辦法之一是「遠離工作環境」，而看護該怎麼遠離工作環境？

並且，被照顧者的離世，往往讓看護自責，他們卻無暇顧及自己的感受。杜光宇說，有一名印尼看護不斷妄想有人想傷害他，甚至藏刀於枕頭下，最後診斷為思覺失調，他的無能為力令他更關注移工心理問題。

資訊心理師邱逸芳試圖改善，她第一次遇到主動拜訪，並願意自費醫療費的菲律賓移工，她發現這位移工工作環境長期高壓、沒有可分擔情緒的好友、又背負來自家庭的經濟壓力。她說自己並不想出過，卻是家裡的經濟支柱，邱逸芳說，這群人先因家庭關係受挫，又在職場中成為失語的底層勞動力，她曾聽過多名移工感嘆：「為什麼是我？」她認為，臺灣應培養專業的心理諮商翻譯，但臺灣設有的免費心理諮商，卻門可羅雀。杜光宇指出，此項服務缺乏宣傳，制度也不適用，許多雇主發現移工出問題便將他們送返母國，為此許多移工把心理健康和精神病劃上等號而不敢使用服務，常常是0人申請，就算有申請也因「無法請假」而作罷。

來台32年的英塔利是移工界知名人物，透過倒垃圾將信封塞給樓上的另一名看護而開始傾訴彼此。來台9年的印尼看護工Vicky也有類似經驗，她曾被第一任雇主的家人惡劣對待。所幸後來遇到好雇主，她不希望其他同鄉人走過一樣的辛苦路，便加入印尼移工聯盟SBM服務，更在2022年成為SBMI台灣分部的幹部。

這些年，社會上開始意識到「移工不只是勞動力，更是活生生的人」，有心理壓力及疾病的移工不能只仰賴原鄉工作者或有或無的互相支援，移工們的心靈健康也需要雇主、仲介、政府的關注和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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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節前夕的台北監獄某會議室，20多名曾經身為移工的越南籍受刑人齊聚一堂，一位接著一位，陸續接受同為越南籍的神父阮文雄的輔導。每人與阮文雄的洽談時間僅10分鐘，卻是他們赴台工作後唯一感受到「被傾聽」的時光。

阮文雄今年65歲，身兼神父、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主任兩項職位，自1991年來台服務後，他一直站在台灣的土地上，支援生活遭遇困難的東南亞移工。 2005年一群越南看護工集體控告仲介性侵，阮文雄花了12年陪伴她們至勝訴；2016年「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中，阮文雄也是「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分組會議的20名專家委員中，唯一非台灣籍的成員。

就在當年司改國是會議期間，阮文雄決定走入監獄，關注移工受刑人的心理健康。長年面對接應不暇的求援者，他想知道，到底在制度之外，還有哪些看不見的問題，讓移工的心靈陷入困乏、憂鬱，甚至失手犯罪。

「睡得好嗎？有食慾嗎？」移工受刑人陷入語言與心靈的雙重失語

每1至2週一次的監獄聚會從2018年正式啟動，在獄方同意下，阮文雄和教會社工帶著存滿越南電視新聞、卡啦OK伴唱帶的隨身碟，用大螢幕播放供受刑人解悶。同時，阮文雄會邀請受刑人一對一談話，仔細釐清他們的煩惱來源。

剛開始，阮文雄詢問移工受刑人「最近過得好嗎？」對方常回以微笑，請他不要擔心。在阮文雄眼中，這些人明顯有心理困擾，卻始終不願開口。於是阮文雄換了方法，改問「最近晚上睡得好嗎？有食慾嗎？」再從受刑人的回應中進一步挖掘原因。

除了神學院學歷外，阮文雄曾在2010年赴澳洲攻讀成人心理學碩士，原因是發現「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他必須掌握更多知識，才能回應移工們的求助聲。在探監聚會期間，阮文雄便會用上心理學相關基礎，引導受刑人思考，找出他們未曾察覺的憂鬱。
沒有食慾的原因通常是想家，睡不好可能是在擔心家人的生活過不下去，阮文雄仔細釐清了受刑人壓力來源，發現他們受到良心譴責，既對犯罪感到後悔，也自責「不再是一個勞動力」，無法扛起家庭的經濟需求。
阮文雄接觸的受刑人中，曾有一名個案在長年監禁下產生精神疾病，飽受幻聽所苦；但監獄裡沒有外語心理諮商，他只能向精神醫師領藥吃，病況未見好轉，直到阮文雄發起定期聚會，這位受刑人的狀況明顯和緩。

也有受刑人對阮文雄懺悔：「神父，您出現的太晚了。」對方懊惱向阮文雄說，如果當年有人願意陪他說話，他應該不會喝酒誤事。

這場聚會不只聊心理困擾，許多受刑人也拜託阮文雄聯絡原鄉的家人，或處理獄外尚未解決的法律訴訟；久而久之，連其他國籍的移工受刑人都會來參加，他們用著在監獄中學到的粗淺中、英、越文向阮文雄求援，服務不分國籍和信仰。

因為阮文雄能用外語深入對話，他還進一步發現， 許多移工都來自脆弱家庭，「失語」不只有語言問題，大多數移工很年輕就離鄉，這輩子從未體會過何謂「被聆聽」。

他說明，東南亞國家對心理健康缺乏關注，移工普遍未受過良好教育，因此自我覺察的能力較低，「他們無法清楚描述『我為何痛苦』。」這是過去談論移工議題時，台灣人較少看見的困境。

「很多移工們擁有成人的身體，可以出國、養家，心靈卻尚未成熟。」

阮文雄也直言，部分越南移工休假時會聚在一起喝酒、賭博，甚至濫用藥物，「這其實是情緒問題，我想不只越南，其他國家的移工心理狀態也是。」移工用靠傷害自己的方式發洩心理壓力，讓阮文雄萬般不捨，於是他的電話隨時為求援者敞開，避免「漏接」。

全台近75萬東南亞移工的心理健康，漸成移工團體與心理學界關注的新目標。阮文雄是從監獄獄友的關注起步，勵馨基金會移住者服務中心則在2022年對531名一般的移工發起「移工勞動現況及心理健康調查」，該調查以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 「凱斯勒心理困擾量表」（K10）

凱斯勒心理困擾量表 （The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簡稱K10）為心理學界廣泛使用的初階調查方法，受試者需依題目勾選分數，最終計算出其心理疲勞及抑鬱的程度。

全體填答移工有67.4%處於壓力環境，其中14.3%為極高壓力者，需要專業人員的諮商和協助。
參與調查的150位產業移工、381位看護工中，看護工遭遇情緒困擾的比例高於產業移工。勵馨基金會進一步詢問他們為何憂鬱，多人提及，雇主要求他們在休息時間不可使用手機、休假無法出門，甚至得24小時待在被照顧者身邊，顯示照顧壓力跟責任感令移工心力交瘁。
而在公共衛生領域，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宜明、簡意玲等人也於去年（2023）研究台灣看護工的睡眠品質與精神狀況，並透過移工倡議組織One-Forty蒐集到220份樣本。他們發現，超過4成受試者有睡眠困擾，約6成5認為「照顧工作壓力很大」。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祕書長黃姿華分析，看護工的生活與工作密不可分，對內難以和台灣家庭產生情感連結、對外缺乏交友圈，是憂鬱情況高於產業移工的主因。她曾幫工會會員詢問心理專家該怎麼解決，得到的答案是「遠離壓力環境」，這讓黃姿華非常困惑，「看護工就和她負責照顧的家庭住在一起，24小時無法離開，要怎麼遠離？」

除了高強度工作，有不少看護工無法處理被照顧者離世的失落感，也是黃姿華常見的壓力來源。 黃姿華強調，看護工貼身照料病患，自然會產生情感連帶，並對死亡悲傷：

「家屬之間能互相分享情緒，淡化痛苦，成為彼此的支持系統，而看護工常被排除在外。」

此外，被照顧者病逝，就是看護工失業的起點。黃姿華發現，看護工會一邊心想：「我要趕快找下一個雇主，我沒有時間停留在悲傷裡。」到了新的家庭後開始不自覺低落，嚴重者甚至出現幻聽，這在缺乏經驗的看護工身上尤其嚴重，他們無暇自我察覺，習慣無視心靈傷口，等待傷口自然結痂。

同樣扎根桃園市的另一移工組織──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長期協助受暴、受剝削的移工，並設立3間庇護中心，讓移工在合法轉換雇主期間有家可歸，而群眾協會創辦人杜光宇多次遇到移工被轉介至庇護中心安置後，才發現對方有情緒障礙。

杜光宇說，曾有一名印尼看護工入住後因不明原故拒絕進食，最後暈倒就醫。還有另一名越南籍工廠工人則是拒絕說話，不斷妄想有人想傷害他，甚至把刀藏在枕頭下，協會只能請警方協助送醫，這名越南移工最後被診斷出思覺失調症，而杜光宇無能為力。這些經驗讓他開始關注移工心理健康，希望在情況惡化前，提早為移工提供協助。

諮商心理師眼中的移工心理困境：不只勞動之苦，還有家庭

由諮商心理師邱逸芳創立的「台灣多元文化諮商協會」正試著改善此現象。邱逸芳還記得，曾有一位移工自己上網搜尋資訊，找到提供英語服務的邱逸芳，再用短暫的休假時間搭車來台北看診，「她覺得非常不快樂，是不是就快生病了？她想知道讓自己憂鬱的原因，」邱逸芳說。

這是邱逸芳執業十餘年，第一位主動拜訪諮商所，並願意用自費心理諮商求援的移工個案，對方來自菲律賓，平常在桃園的工廠上班。透過追問，邱逸芳逐漸意識這位移工的創傷有多重原因：工作環境長期高壓、沒有可分擔情緒的好友，又背負來自家庭的經濟壓力。

像是抓住救生繩，這位移工向邱逸芳坦承，她其實不想出國工作，但身為長女，全家都得仰賴她的收入，「逼著她在自我實現和家庭要求間掙扎。」邱逸芳表示，這些造成壓力的細節需要專業人士引導，個案才能釐清憂鬱來源，進而說出口，展開下一步療程。

接觸更多移工後，邱逸芳還發現，移工通常是原生家庭的長男、長女，由於父母多半忙於工作，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往往成為家庭的「替代性父母」來照顧弟妹；成年後再替代老衰的父母出國求職，扛起照顧上下兩代的責任。

「20多歲來台，應該是最有夢想的年紀，但他們不論在家庭或工作中，都沒有任何個人空間。」

邱逸芳說，這群人先因家庭關係受挫，又在職場中成為失語的底層勞動力，她曾聽過多名移工感嘆：「為什麼是我？」

邱逸芳指出，移工的休假日、預算都有限，要讓他們逐漸挖掘出憂鬱成因的難度較高，「但可能我們就只有這麼一次對話機會，只有這次機會能幫助他。」

進行諮商期間，邱逸芳也反思，「自己若不夠理解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的社會風俗，諮商師很難做出適當的判斷與回應。」她舉例，西方人尋求諮商時，很少談到「不孝」和「面子」兩種議題，這些卻是最常在亞洲人身上發現的共同掙扎。

此外，菲律賓移工的英文能力較佳，因此能流暢和邱逸芳對談，「如果是不會英文的越南、印尼移工呢？」他們普遍缺乏被聆聽的機會。邱逸芳說，若仰賴缺乏訓練的第三人在場翻譯，既違反了心理諮商的保密原則，也影響諮商師和個案對話的順暢度；在一場諮商中，個案的表情、肢體、呼吸節奏，都是諮商師判斷個案狀況的依據，如果翻譯無法掌握從旁協助的方法，「情緒和雙方的情感連結容易斷掉。」 邱逸芳認為，台灣急需培育專業的心理諮商翻譯，以及了解東南亞文化的心理從業人員，她也期待有更多新住民二代成為未來的多元文化心理師。

地方政府為移工提供免費心理諮商，兩年來為何無人申請？

其實台灣已有地方政府關注到移工的心理健康議題，開始培訓通譯為此做準備。目前全台行政區中，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曾於2018至2020年間開辦「心理諮商通譯」培訓，學員需在14堂課，總計42小時的培訓中認識心理健康、心理創傷，學習自我探索等基礎課，再接著進行輔導技巧演練；參與者也不限於新北市，還包含桃園市及台北市固定合作的多名通譯。

計畫上路期間，至少有60名東南亞通譯接受培訓畢業。新北市勞工局股長王俐雯說明，當移工撥打「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申訴，或透過移工組織求援時，若任一管道發現移工曾遭遇性暴力、人口販運或有心理健康狀況，便會由這批受訓合格的心理諮商通譯負責處理。

但計畫落幕4年後，曾參與課程規劃的杜光宇指出，心理諮商通譯的使用率非常低，「很多受過訓的通譯領了證書卻用不到。」 認為主因是該管道缺乏宣傳，制度也不符合移工需求。
「通常移工發生問題後，仲介就會把他們送回母國，再換一個新的工人來，」杜光宇強調，多數移工害怕失業，會選擇隱瞞自己的心理壓力，他們也不瞭解何謂諮商，習慣把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畫上等號，害怕被雇主認為「他生病了」。
王俐雯坦言，新北勞工局自2021年起為移工提供1至2次的心理諮商全額補助，目前2年多來卻是「零人申請」。她透露，雖有願意接受服務的移工透過社福團體聯繫政府單位，最後因移工當事人無法請假而作罷。

王俐雯說，由於移工心理諮商牽涉語言和文化差異，台灣籍的心理諮商師若要克服此難關，恐怕得花上多年，因此勞工局才會先將東南亞通譯視為培訓對象。她表示，假設移工的求助起點不是勞工局，而是直接求助醫療、社政、警政體系，他們會盡量呼籲各局處向勞工局申請支援，出動這批受過心理諮商培訓的通譯。

杜光宇主張，政府應為移工成立類似「張老師」和「生命線」的心理諮詢專線，並讓完成受訓的通譯擔任窗口。他說，這項服務必須首重匿名性，才能讓移工安心撥打，其次要在移工晚間下班、假日休息時也能提供服務，「他們只有這些時間可以打電話。」

杜光宇也建議，勞動部應要求各單位在製作移工訪談筆錄、關懷訪視時，以受過心理諮詢培訓的通譯為「首要選擇」，這批人修習過專業技能，可以成為受創傷移工的精神支柱。

台灣開放東南亞移工的32年間，制度的改善緩慢前進，移工也在這塊土地不斷深耕，長出自己的互助社群。來台近12年的印尼看護工英塔利（Indri）是移工界知名人物，她在工作之餘攻讀空中大學畢業，中文能力佳，常擔任印尼移工和台灣NGO間的溝通橋梁。

但成為助人者之前，英塔利體會過失語的滋味，英塔利在台灣的第一位雇主禁止她自行出門，且三年一簽的合約期間，從來沒有休假日。那段日子裡，倒垃圾是英塔利唯一的放風時光，即使空氣參雜了臭味，對她而言，這仍叫家門外的味道。

多虧這短短幾分鐘，英塔利發現樓上住著另一位印尼看護工，於是她決定寫信，趁垃圾車抵達時塞到對方手上，「剛開始我寫信給她，明天倒垃圾時，換她回信給我。」兩人相隔三層樓，都剛來台灣不久，便透過文字愈聊愈多，把那些無法說出口的話，對工作的不滿、對故鄉的思念填滿信紙。

12年後的今天，移工使用手機已成常態，他們透過網路互相傾訴，不必再靠實體通信。英塔利說，許多在台移工會自拍影片傳上社群媒體TikTok，樂於分享自己的生活，若發現其他人遭遇困難，還會去影片中留言提供協助，簡單的鼓勵或發發牢騷都好，這些平台就像移工的虛擬祕密基地。

當年互傳信紙的夥伴，陪伴英塔利撐過來台的第一哩路；但身為過來人，英塔利仍強調，與朋友吐苦水「只是舒解管道之一」，較為嚴重的心理困境，依然需要專業人士協助。

來台9年的印尼看護工Vicky和英塔利有過類似經驗，她曾被第一任雇主的家人惡劣對待。當時剛來台不久的Vicky身處高度壓力中，沒有其他求助管道，唯一的發洩方法就是哭，「如果以前沒有忍下來，我可能也會逃跑，成為失聯移工。」

所幸後來遇到好雇主，台灣生活也步上軌道，Vicky心想，她不希望其他同鄉人走過一樣的辛苦路，便加入 印尼移工聯盟SBMI（Serikat Buruh Migran Indonesia） 服務，更在2022年成為SBMI台灣分部的幹部。

SBMI在台灣、香港、新加坡和中東地區設立多個據點，替全球的印尼移工處理勞資糾紛，也聯絡情感。Vicky的雇主十分支持此事，曾讓她請假一星期，飛去泰國參加亞洲移工論壇（Migrant Forum in Asia）主辦的NGO幹部培訓。

如今，Vicky在網路上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成為在台印尼移工的求援熱線，把休息時間奉獻於助人，不求回報。對Vicky而言，幫助同鄉人的時光，總讓她緩解離家多年的鄉愁，也像是與過去落淚的自己對話：

「以前沒有人救我，現在我們可以幫忙別人，這樣很幸福。」

Vicky和英塔利都花上多年時間，也遇上好雇主，才能從心靈職災痊癒，那需求更迫切的移工，該向哪些民間資源求助？這對家庭看護工工會祕書長黃姿華也是新挑戰，從去年起，數個移工團體都開始討論此事，並互相轉介有意願接受心理諮商的移工，目前黃姿華已有一個成功案例。

這位看護工的雇主是一名獨居婦人，兩人窩在家裡生活，幾乎寸步不離，在失眠夜裡，她們甚至會一起吃安眠藥，等老太太先睡著，再換她服用。兩人都知道這情況非常不健康，於是雇主主動聯絡了看護工工會，希望工會協助這位個案。

「我覺得雇主是願意關心、在乎那名看護工，所以雇主自己也非常疲憊。」黃姿華還記得這位電話另一端心有餘、力不足的聲音，雇主已經瀕臨放棄，產生了解雇念頭，但黃姿華不希望走到這步，盡力找到了適當資源。

2020年成立的「聽你說」移民工法律暨公共衛生諮詢平台在此時伸出援手，他們與心理通譯、諮商師合作，提供移工每次1小時、3次免費的諮商服務。於是黃姿華成功為這名看護工媒合了擅長英文、並願意免費服務的諮商師；更重要的是，這位諮商師可使用遠端服務，看護工不必請假出門，不用擔心老太太的健康，也能在家和諮商師通話。

諮商過後，黃姿華發現這位看護工的身心狀況的確好轉。但黃姿華仍強調，心理諮商只是讓移工免於崩潰的最後一道網，第一張網則是「雇主的理解」，唯有勞動環境改變，讓更多雇主願意重視移工心理健康，才能預防勝於治療。
這些年，社會上開始意識到「移工不只是勞動力，更是活生生的人」，但對長期在台工作，從事密集照護與勞力工作的移工們，當遇到了身心狀況，不能只仰賴原鄉工作者或有或無的互相支援，移工們的心靈健康也需要雇主、仲介、政府的關注和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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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難以描述為何痛苦──近7成移工陷「失語」壓力，心理健康亮紅燈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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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基金會調查，近7成移工處於壓力環境；台大醫學院精神科醫師也發現逾4成看護工有睡眠困擾。移工的心理健康，漸成人權團體與心理學界關注的新目標，希望能減少因「失語」衍生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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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從事的行業（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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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從事的行業（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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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以製造業人數為最多47.6萬人，約占產業移工總人數的96%。而社福移工中，則以看護工人數為最多22萬人，約占社福移工總人數的99%。

摘要：移工分為產業移工以製造業為主而社福移工以看護為主，引進比例有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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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勞工低薪、工時長 台大教授：外勞是幫凶作者：劉怡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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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勞工低薪、工時長 台大教授：外勞是幫凶作者：劉怡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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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國發所教授辛炳隆執行「低薪資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與政府因應策略」的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低薪問題包含過度資本深化，分配給勞工報酬比例下滑、人力資源管理二元化，企業傾向以臨時或派遣人力取代非核心勞工引進外勞不能說是造成台灣勞工低薪的元凶，但隨著這幾年外勞人數迅速飆升，聘僱外勞的確是造成薪資水準下降的幫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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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今年委託學者研究發現，產業使用外勞比率越高，國內勞工的體力、薪資越低，建議政府管制外勞總數，不應持續鬆綁外勞引進，並應限縮外勞核配比例。研究也指出勞工低薪除造成人才外流、產業競爭力下降，也會讓勞工延長工時，導致對子女教養時間降低，影響到下一代人力資本，造成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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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表示，因台灣長期以來薪資未顯著提升，因此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學者賴偉文、台大國發所教授辛炳隆執行「低薪資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與政府因應策略」研究。

造成台灣勞工低薪 「外勞是幫兇」

報告指出，造成台灣低薪主因有8個，包含過度資本深化，分配給勞工報酬比例下滑、人力資源管理二元化，企業傾向以臨時或派遣人力取代非核心勞工、傳產外移後，代之而起的科技業勞力密集度低，產業結構改變、全球化造成台灣勞動市場負面衝擊。

對於台灣近年外勞人數暴增，加上本勞低薪問題，辛炳隆表示，我國自80年代引進外勞，但1990年代台灣產業外移後，台灣開始面臨低薪問題，因此引進外勞不能說是造成台灣勞工低薪的元凶，但隨著這幾年外勞人數迅速飆升，聘僱外勞的確是造成薪資水準下降的幫凶。

另外，研究也顯示，研發與教育訓練投入會排擠基層勞工薪資，擴大勞工薪資差異、大學教育普及、僱用外勞替代本勞，還有民眾加入工會意願不高，勞資關係弱化。

勞動市場低薪 產生惡性循環

至於長期低薪對台灣勞動市場造成5大影響，包含人才外流、產業競爭力下降、尋職者不易找到符合薪資期望的工作，導致勞動參與意願低落、勞工延長工時才能維持所得水準及人力資本累積減緩。

同時低薪也造成惡性循環，勞工薪資愈低者，受教育訓練機率愈低；若父母親薪資低需延長工作時間，導致對子女照顧與教養時間降低，就影響到下一代人力資本累積。

研究建議，台灣應儘速落實產業轉型、通過派遣勞工保護法、外勞政策採總額控管機制、優化投資環境、強化工會角色、建立基本工資調整公式並制度化、規劃企業給予低薪勞工職訓假，並補貼低薪勞工子女教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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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勞工低薪、工時長 台大教授：外勞是幫凶-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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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勞工低薪、工時長 台大教授：外勞是幫凶-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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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今年委託學者研究發現，產業使用外勞比率越高，國內勞工的體力、薪資越低，建議政府管制外勞總數，不應持續鬆綁外勞引進，並應限縮外勞核配比例。研究也指出勞工低薪除造成人才外流、產業競爭力下降，也會讓勞工延長工時，導致對子女教養時間降低，影響到下一代人力資本，造成惡性循環。[啟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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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人口比例不足，故需引入更多移工

﻿移工所從事產業，在地台灣人就業意願低

移工所需薪資較本國人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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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停止引進藍領外籍移工，這是一個飲鴆止渴的政策 （作者：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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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停止引進藍領外籍移工，這是一個飲鴆止渴的政策 （作者：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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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2015年，57萬的合法移工，加上4萬多名所謂的「逃跑外勞」，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總人數超過60萬。60萬人，相當於台灣總人口的2.5%，超過台灣一千一百多萬實際就業者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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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雇主違法的罰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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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雇主違法的罰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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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這些導致移工權益受損的行為，經查明屬實，雇主將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43條及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9款之規定被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廢止聘僱許可。

摘要：為保障移工權益，法令明訂雇主需全額給付工資，如未給全額或遭仲介超收服務費，可透過1995申訴專線申訴，有超過70萬名移工投入國內市場，部分仲介要求雇主自移工工資直接扣繳移工仲介服務費，並轉交給仲介業者，或以假借扣繳方式，增加其他不明借款及虛偽不實的扣款項目，導致移工權益受損，雇主將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43條及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9款之規定被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廢止聘僱許可。另仲介業者更將就超收費用之金額，處10倍至20倍罰鍰，並面臨停業處分。

雇主除了明列的法定費用外，其餘全額工資都不得代扣。雇主依勞動契約給付第二類外國人工資，應檢附印有中文及該外國人本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交予該外國人收存，並自行保存五年。常見雇主代仲介公司非法向移工扣款之項目有：服務費、國外借款、居留證費、體檢費等，上述費用因非屬法定收取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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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全額給付工資給移工 罰鍰6萬元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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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移工應得工資權益，現行法令已明訂雇主須全額給付移工工資，如移工遇有雇主未全額給付工資，或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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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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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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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迄今在臺移工已近70萬人，多從事國人不願投入的製造業、營造業及漁業等3K（骯髒、辛苦、危險）產業與失能照顧工作，是我國不可或缺的生產力，受限於法令規定，移工工作達一定年限就必須離開，等於平白將訓練好的人才送往他國，且為因應我國中階技術人力缺工逐年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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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推動國家重大建設，補足缺工問題，政府開放引進移工，迄今在臺移工已近70萬人，多從事國人不願投入的製造業、營造業及漁業等3K（骯髒、辛苦、危險）產業與失能照顧工作，是我國不可或缺的生產力，其中有許多移工在雇主訓練及多方合作下，不但熟悉臺灣生活環境，更熟練勞動、生產及運用的技術，已成為我國所需的中階技術人才。

而我們過去受限於法令規定，移工工作達一定年限就必須離開，等於平白將訓練好的人才送往他國，且為因應我國中階技術人力缺工逐年擴大（如110年缺工逾13萬人），再加上近年鄰近國家爭相延攬並留用優秀外國技術人力，行政院於111年2月17日通過勞動部研擬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在確保國人就業前提下，開放符合資格的移工、僑外生在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並且無工作年限的限制，希望藉此留用在臺優秀且成熟的外國技術人才，在最短時間內補充所需人力。

(一) 開放在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

■ 適用對象：在臺工作滿6年以上的移工，及取得我國副學士（專科）以上學位的僑外生符合薪資或技術條件者，可由雇主申請為中階技術人力留用。
■ 薪資條件
1. 產業類：每月經常性薪資逾3萬3千元或年總薪資逾50萬元（僑外生首次聘僱3萬元，續聘回歸3萬3千元）。
2. 社福類：機構看護每月經常性薪資逾2萬9千元、家庭看護每月總薪資逾2萬4千元。
■ 技術條件
1. 產業類或其他指定工作：符合勞動部彙整各部會所提專業證照、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等資格條件之一，但經常性薪資逾3萬5千元者，免技術條件。
2. 看護工作：應同時符合我國語言測驗及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資格條件。
■ 開放類別
1. 產業類：製造業、營造業、農業（限外展、農糧）、海洋漁撈。
2. 社福類：機構看護工、家庭看護工。
3.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國家重點產業。
■ 名額核算
為保障國人就業，產業類個別雇主申請中階人力名額，不超過移工核配比率25％，且移工、中階人力及專業外國人合計不超過總員工50％。

資深移工或僑外生從事中階技術工作滿5年，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每月總薪資逾2倍基本工資（即5萬500元）或取得乙級專業技能證明，得申請永久居留。

三、結語

臺灣在疫情衝擊下，不但經濟逆勢成長，加上臺商回臺、外資湧入、民間投資熱絡，在許多方面都需要更多生產力與勞動力，但臺灣總勞動力缺口是事實，且現今人才養成不易，政府因此優化條件，提高誘因，持續加強留才攬才，希望在最短時間內解決臺灣迫切、重大的人才需求，同時也對外展現臺灣的友善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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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推動國家重大建設，補足缺工問題，政府開放引進移工，迄今在臺移工已近70萬人，多從事國人不願投入的製造業、營造業及漁業等3K（骯髒、辛苦、危險）產業與失能照顧工作，是我國不可或缺的生產力，其中有許多移工在雇主訓練及多方合作下，不但熟悉臺灣生活環境，更熟練勞動、生產及運用的技術，已成為我國所需的中階技術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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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人口數(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統計資料庫，國發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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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人口數(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統計資料庫，國發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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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底產業移工以越南籍占最多數，約為22.8萬人，占產業移工總人數的45%，其次依序為菲律賓12.6萬人(25%)、印尼8.4萬人(17%)及泰國6.6萬人(13%)。

社福移工則以印尼籍為最多約16.5萬人，占社福移工總人數的75%，其次依序為越南2.7萬人(12%) 、菲律賓2.8萬人(13%) 。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統計資料庫，國發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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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底產業移工以越南籍占最多數，約為22.8萬人，占產業移工總人數的45%，其次依序為菲律賓12.6萬人(25%)、印尼8.4萬人(17%)及泰國6.6萬人(13%)。 社福移工則以印尼籍為最多約16.5萬人，占社福移工總人數的75%，其次依序為越南2.7萬人(12%) 、菲律賓2.8萬人(13%) 。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統計資料庫，國發會整理。 您的網頁不支援JavaScript 如欲返回上一頁可以使用 alt + ←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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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社福移工人數最多區域（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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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社福移工人數最多區域（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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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火車站幹架(湯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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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火車站幹架(湯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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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4 11:13

〔記者湯世名／彰化報導〕海葵颱風襲台前，2日深夜11點多，彰化市彰化火車站前廣場驚傳打群架，兩個印尼武術社團疑因練習跆拳道口角糾眾談判，數十名印尼籍移工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現場刀棍齊飛，造成多人輕重傷，其中2名男子傷勢嚴重，送醫釀1死1重傷，警方快打部隊到場壓制，先後逮捕29名男子到案，經比對其中15人涉嫌重大，全部依殺人、傷害、聚眾鬥毆致死罪嫌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2日晚間11點多彰化火車站前廣場聚集數十名印尼籍移工，充滿肅殺氣氛，兩派人馬談判過程中一言不合打大出手，現場刀棍齊飛，多人掛彩；突然間1名32歲男子背部遭刺鮮血狂噴，走幾步後隨即不支倒地，另名21歲男子則遭利刃狂砍4刀，身受重傷，現場一片狼藉。

彰化警分局據報出動快打部隊趕往現場，原本還在打架的移工發現警方抵達時一哄而散，數十人在火車站前奔跑畫面驚悚，警方現場共逮捕29名男子帶回釐清案情，並將2名倒地的男子送醫急救，其中32歲男子因被刺中動脈流血過多不治，另名21歲男子救回一命，住院觀察中。

經調閱監視器擴大比對，仍有15人涉嫌重大，警方從相關人等身上起出藍波刀、折疊刀、彎刀、武士刀、雙節棍與鐵棍等刀械。其中1名24歲男子涉嫌持刀刺死32歲同鄉，3日下午警方循線到台中市租屋處將他逮捕到案，帶同到彰化市吉祥街水溝內起出丟棄的刀械；警方調查發現，本案疑似兩個印尼武術社團因為練習跆拳道口角，因而相約談判，不料鬧出人命。

警方在釐清證據及詢問筆錄後，將涉案的15名印尼移工分別依殺人、傷害、聚眾鬥毆致死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警方並將通知涉案移工所屬仲介及公司加強管理及以第三方警政函請權責機關裁處，通報印尼在台辦事處協助被害人家屬辦理喪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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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火車站前移工打群架釀1死1重傷 15人送辦 - 社會 - 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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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葵颱風襲台前，2日深夜11點多，彰化市彰化火車站前廣場驚傳打群架，兩個印尼武術社團疑因練習跆拳道口角糾眾談判，數十名印尼籍移工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現場刀棍齊飛，造成多人輕重傷，其中2名男子傷勢嚴重，送醫釀1死1重傷，警方快打部隊到場壓制，先後逮捕29名男子到案，經比對其中15人涉嫌重大，全部依殺人、傷害、聚眾鬥毆致死罪嫌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2日晚間11點多彰化火車站前廣場聚集數十名印尼籍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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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逐夢，驅動了台灣與南洋飲食的交融｜劉明芳／多元發聲．讀者投書｜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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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飲食逐漸與台灣飲食融合的端倪，可從台灣傳統大賣場、百貨公司賣場販售的商品看出來。早年別說南洋風味調理包，想買個薑黃粉，怎麼都遍尋不著。如今各式各樣南洋常用的辛香料都比以往容易購得，有些從南洋進口，部分則是台灣食品廠生自行生產製造。賣場裡的架上，已不難發現南洋辣椒醬、醬油、醬料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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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異（中華民國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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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異（中華民國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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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失聯人數已趨緩 勞動部將持續改善移工權益

關於監察院發表「一群在臺灣沒有身分的人-移工為什麼要失聯？」新書，希望各界看到移工是如何在制度的困境下選擇失聯。勞動部表示，今（112）年移工失聯發生人數已趨緩，人權保障不分國籍及身分，將透過跨部會協商從政策面、預防面、查處面及裁罰面加強各項措施，持續強化保障移工權益。

勞動力發展署指出，移工在臺人數至112年10月為75.1萬人，其中包含失聯未查獲滯臺移工累計8.5萬人。移工失聯人數及發生率自110年2萬人（2.96%），因受疫情邊境管制，國內缺工致非法聘僱移工情況激增，加上遣返困難，111年失聯發生及滯臺人數大幅增加，111年上升為4.1萬人（5.96%）。但今年3月疫情解封，邊境管制及遣返作業均回復正常，112年至10月底2.7萬人（3.65%），相較111年同期（5.10%）已明顯下降，移工失聯情形逐步趨緩。

另移工發生行蹤不明原因包括經濟因素、勞動條件及雇主不當對待等，勞動部近2年從政策面及預防面也特別推動強化移工權益多項措施，包括：自111年5月1日起，規定雇主應為家事移工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也自111 年 8 月 10 日起新聘家事移工月薪由 1.7 萬元調至 2 萬元；今年1月1日開辦新聘家事移工入國講習服務，透過案例宣導提升移工對於自身權益認知及後續尋求協助管道；另推動家庭看護移工短期替代照顧服務，加強保障休假權益，112年截至10月止已服務8.6萬人次，短照服務與擴大喘息服務，兩者合計補助額度最高可達52日/年。也針對移工失聯後易流向營造及農業非法工作，自今年6月15日，開放一般營造業總名額1.5萬人；另調高農業移工總名額至1.2萬人，鬆綁小型農戶核配比率及新開放林業移工。後續會透過跨部會合作，加強輔導雇主加強選工及提升法遵認知、避免雇主不當對待，自源頭預防移工失聯。

發展署強調，將持續加強宣導移工如遭遇雇主不當對待、積欠薪資或仲介超收費用等情形，立即撥打1955專線檢舉，也將持續運用LINE@移點通，發送工作權益法令資訊，暢通移工申訴求助管道。此外為了減輕移工來臺工作的外國仲介費負擔，已設置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持續協助雇主直接聘僱移工，近年辦理專案選工已引進約2,300名製造移工，日前也已與印尼達成共識，將專案選工工作類別擴大至機構看護及農業工作。另外，部分移工入境前計畫失聯、蓄意非法工作，也在今年9月4日修正規定加強外國仲介源頭管理責任，建立外國仲介引進移工逾規定失聯人數比率停權機制，依情節輕重處7日至28日停權暫停引進移工來臺。

勞動部也持續結合移民署及國安團隊合作查處及加速遣返，在112年2至6月間合作推動「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自行到案專案」協助約1.4萬名自行到案的失聯移工返國，至112年10月底也已查獲非法媒介者453人及非法雇主2,568人，均依法重罰。未來也將修法再提高非法媒介者罰則3倍，改為依涉案人數每人罰150萬元，並加重處罰非法僱用，由每案裁罰改為依涉案人數每人罰75萬元。

國家推動經濟及社會發展需要，引進移工協助產業運作及家庭照顧長者，對於人權保障不分國籍及身分，勞動部會持續強化保障移工與雇主權益，跨部會協商從政策面、預防面、查處面及裁罰面加強各項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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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失聯人數已趨緩 勞動部將持續改善移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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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失聯人數已趨緩 勞動部將持續改善移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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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外籍移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主要分為兩大類型：社福移工和產業移工。這兩個領域有著截然不同的工作性質和法律保障。

社福移工 主要工作是照顧重大失能患者的日常生活，包括外籍看護和家庭幫傭。外勞看護主要分為家庭看護和機構看護兩種形式，其中機構看護受到《勞基法》的保障，薪資符合最低基本薪資標準 $27,470。

產業移工 則從事製造業、營建業、屠宰和漁工等工作。這些工作通常被歸類為「3K 產業」，具有高度職災風險和辛苦的工作條件。從事 3K 工作的移工適用《勞基法》，薪水也比照最低基本薪資 $27,470 計算，也能夠依法獲得加班費和適當的休假日。漁工則根據遠洋漁業條例和境外聘僱法規定，薪資和工時有所不同，並受到不同的法律保障。

雖然社福移工和產業移工都是外籍移工，但在工作性質和法律保障上有著明顯的差異。瞭解這些差異有助於更好地了解台灣移工的工作狀況和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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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探析】台灣外籍移工工作分析 | 兆豐國際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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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外籍移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主要分為兩大類型：社福移工和產業移工。這兩個領域有著截然不同的工作性質和法律保障。 社福移工主要工作是照顧重大失能患者的日常生活，包括外籍看護和家庭幫傭。外勞看護主要分為家庭看護和機構看護兩種形式，其中機構看護受到《勞基法》的保障，薪資符合最低基本薪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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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事業面及家庭面雇主對移工管理、運用及相關政策之看法與移工之工作概況，作為移工引進等政策參據，勞動部於112年7月至8月辦理「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計回收有效樣本8,562份［事業面（製造業及營建工程業）雇主4,534份；家庭面雇主4,028份］，調查統計結果摘述如下：

112年6月事業面移工總薪資平均為3萬2,183元(其中經常性薪資2萬7,284元，加班費4,048元)，較111年6月減120元(-0.4%)，主要係受基本工資調整及加班工時減少影響，經常性薪資增1,218 元(+4.7%)，加班費減1,571元(-28%)，交互影響所致。總工時平均192.4小時，年減10.7小時，其中正常工時167.4小時，加班工時25小時，各年減0.2小時及10.5小時。

製造業雇主自102年3月起若有非工資成本考量之實質缺工需求，可額外繳納就業安定費，增加移工配額。112年6月製造業雇主有申請「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移工數額」(簡稱附加移工)者占44.9%，近2年皆呈增加，未申請者占55.1%。

有申請者中，未足額引進占22.3%，未足額引進原因以「成本考量」占34.7%最高，「疫情影響」占28.3%，已較前2年大幅下降，「訂單未符合預期增加」之占比則升逾2成； 未申請附加移工之原因以「引進移工已符合人力需要」占55%最高，其次為「成本考量」占28.3%， 「訂單未符合預期增加」則升逾2成5。

112年6月事業面雇主在管理及運用移工時曾遭遇困擾者占44.6%，其困擾原因以「語言不通」占68.2%最高，其次為「發生行蹤不明失聯情形」占34%，「溝通困難(如配合度不高等)」占27.4%居第3。
二、家庭面(外籍家庭看護工)
112年6月外籍家庭看護工總薪資平均為2萬2,638元，較111年6月增2,105元(+10.3%)，其中經常性薪資1萬9,920元，加班費2,291元，分別年增1,959元(+10.9%)及156元。雇主沒有規定外籍家庭看護工每日工作時間者占86.1%，惟不論雇主有無規定，每日實際工作時間平均皆約10小時。

112年6月調查 外籍家庭看護工每月假日有放假者占60.6%，有放假者平均每月放假次數以「1次」占57.7%較高，其次為「2-3次」占25.6%； 都不放假者占39.4%，其原因以 「外籍家庭看護工想賺取加班費」占86.2%最高，其次為「家中無替代照顧人力」占27.2%；外籍家庭看護工假日不放假，雇主有發給加班費占逾9成 5。
(三)若外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8成6雇主有替代照顧方案 ；3成8雇主願意申請政府推行之補助替代照顧方案
112年6月 家庭面雇主對於外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每7日休息1日)，有其他替代照顧方案者占85.9%，最主要替代方案以「由家人照顧」占85%為主，「申請政府喘息或居家服務」占11.8%。

目前政府推行方案，針對雇主讓外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提供本國替代照顧人力所需費用之部分補助， 雇主願意申請者占37.8% ，不願意申請者占39.1%，不確定者則占23.1%。

112年6月家庭面雇主於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前，對於被看護者最主要採「由家人照顧」占84.5%，其他方式占比均低於1成；如果目前沒有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替代方案仍以「由家人照顧」最多，惟比率降為54.7%，其次為「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或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占25.1%，「找照顧服務員」占14.3%居第3。
※相關圖表請參閱附加檔※
112年6月家庭面雇主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前，有聘僱照顧服務員之經驗者占33.6%，不繼續僱用原因以「經濟負擔考量」占81.4%最高，其次為「照顧服務員時間無法配合」占40.3%，「找不到適合的照顧服務員」占19.2%居第3。

112年6月 家庭面雇主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曾遭遇困擾者占35.7%，困擾原因以「語言不通」占56.1%居首，其次為「愛滑手機、聊天」占38.7%、「溝通困難(如配合度不高等)」占26.8%、「工作態度或紀律不佳」占25.1%、「要求調整薪資」占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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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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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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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Forty | 關注東南亞移工的新創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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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俊吉指外勞拉低平均薪資 民團周四行政院「致歉」 - 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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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日前分析國內低薪原因，並指出其中一項原因為外籍勞工人數增加，拉低平均薪資。對此「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和「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則於周四到行政院外舉行「道歉」活動，為拉低平均薪資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