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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肇事逃逸，父親連帶賠錢/郭美春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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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肇事逃逸，父親連帶賠錢/郭美春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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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專題摘要探討了一位未滿十八歲但開車造成致命車禍的案例。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和刑法規定，該青年需承擔刑事責任並面臨有期徒刑，同時他與父親也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父親的責任取決於他對兒子行為的監督程度。該摘要提供了相關法條和法律責任的解釋，以及案例可能的法律結果

主旨：探究未成年刑事及民事法律責任，凸顯對未成年駕駛行為的監管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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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摘要:

年滿十八歲的林姓青年，尚未考取駕駛執照，駕駛父親所有的轎車，邀約都是未成年的三位少年玩伴到外出欣賞夜景。路途中遇下坡地段，路面寬度狹窄，又是陡坡與彎道，駕車生手的林姓青年為了想超越前車，遇此險峻道路，竟不減速慢行，仍然以時速九十公里向前直衝，以致無法控制，撞及山壁，隨車之少年甲員頭部受創，當場死亡；乙員送醫不治；丙員延至次日中午也告回天乏術。
說明: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駕駛汽車，必須考取駕駛執照，未領取駕駛執照前，不得駕駛汽車。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六條明定要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這位林姓青年沒有駕駛執照而駕車，又犯了過失致死罪，這罪的法定本刑依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場車禍同時害死三條人命，在法律上產生了刑事與民事兩種責；刑事責任部分，林姓青年被判處有期徒刑，須入監服刑；民事責任部分，被死者家屬起訴要求損害賠償，法院判決林姓青年要與他的父親連帶賠償，因為兒子出事的時候，剛滿十八歲，未滿二十歲的人，在民法上稱作「未成年人」，七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屬於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所稱的「限制行為能力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也是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六條所規定。

未滿七歲的無行為能力人或七歲以上的限制行為能力人肇事，不法侵害他人的權利，行為時有識別能力，要與他的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時無識別能力，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這是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項所規定。林姓青年能夠開著轎車上路，開車當時應該有識別能力，他的父親依法要與肇事的兒子負起連帶賠償責任，除非做父親者依同法條第二項規定，能夠證明自己對兒子的「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才不負賠償責任。不過，同條第三項規定，被害人在無法獲得賠償的情形下，可以聲請法院斟酌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與被害人的經濟狀況，令行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全部或一部的損害賠償。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法律顧問郭美春律師提供)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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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摘要: 年滿十八歲的林姓青年，尚未考取駕駛執照，駕駛父親所有的轎車，邀約都是未成年的三位少年玩伴到外出欣賞夜景。路途中遇下坡地段，路面寬度狹窄，又是陡坡與彎道，駕車生手的林姓青年為了想超越前車，遇此險峻道路，竟不減速慢行，仍然以時速九十公里向前直衝，以致無法控制，撞及山壁，隨車之少年甲員頭部受創，當場死亡；乙員送醫不治；丙員延至次日中午也告回天乏術。 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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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兇惡犯該不該用重刑？作者：張鎮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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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兇惡犯該不該用重刑？作者：張鎮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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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如下：

1. 日本：較低的青少年犯罪率被歸因於教育制度、家庭價值觀和社會支持體系的影響。該國較為傳統的價值觀對於維持社會秩序和個人責任感有著穩固的影響。

2. 韓國：傳統價值觀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導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文化衝突、網絡成癮和過度競爭的教育體系被認為是一些影響因素。

3. 美國：文章提到了90年代末的“超級掠食者”（superpredators）理論，認為青少年犯罪將會激增。然而，該理論後來被證明是不準確的，並且美國的青少年犯罪率在過去幾十年中有所下降。

4. 文章討論了各國的犯罪預防和處罰措施，包括教育、家庭支持和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性。

總的來說，這篇文章強調了不同文化背景對青少年犯罪率的影響，並提出了一些應對策略。

摘要：這篇文章探討了日本、韓國和美國三個國家的少年犯罪問題，並比較了它們的政策和社會對待。文章指出，日本和韓國採取了較為嚴格的法律和教育措施，致力於預防犯罪和改善青少年的社會環境。相比之下，美國曾在90年代提出“超級預犯”的概念，導致了更嚴厲的懲罰政策，但並未解決根本問題。最後，文章呼籲各國應該從日本和韓國的做法中學習，重視社會支援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以更有效地應對少年犯罪問題。

主旨：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於比較和探討日本、韓國和美國三個國家對待少年犯罪問題的政策和社會態度。它強調了日本和韓國相對於美國採取的更為溫和和預防性的措施，並呼籲各國應該從日本和韓國的成功經驗中學習，重視社會支援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以有效應對少年犯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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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 新北國三生殺人案 ，讓台灣社會震驚於校園暴力的悲劇，更掀起一波針對少年犯罪，特別是殺人、強盜、妨害性自主、縱火等重大凶惡犯罪的嚴懲化。但對於青少年犯罪暴力化的擔憂，乃至於嚴刑峻法制裁少年犯罪的訴求，其實也在世界各國引發同樣的爭辯。

像是曾因數起重大少年凶殺事件震驚全國甚至亞洲的日本，至今仍在辯論《少年法》如何兼顧矯正少年與保護被害人的正義平衡；因為韓劇 《少年法庭》與 《黑暗榮耀》 而掀起社會爭論的韓國，正在為降低少年刑責年齡的修法而困擾；而曾一度為了壓制少年犯罪而祭出嚴刑峻法的美國，雖然至今仍持續會對少年犯判處終身監禁，但從中加劇的冤獄、種族歧視與矯正失敗問題，又為何造成得不償失的負面苦果？

1997年3月16日傍晚，國中一年級的山下幸太，剛結束棒球社的例行訓練，他一如往常地返回神戶市須磨區的家，期待著爸媽與10歲的妹妹山下彩花聚在飯桌前，等待幸太一起開飯。但離家門愈近，幸太就愈覺得心頭一緊──因為本該熱熱鬧鬧的家裡，竟然空無一人，大門上更夾著一張潦草的紙條，他認得那是媽媽的筆跡：

「妹妹受了重傷，爸爸媽媽現在正趕去醫院。」

20多年後，接受《神戶新聞》 專訪 的幸太，對於那天的畫面仍記憶猶新。他還記得自己急忙拜託鄰居帶自己趕赴醫院與爸媽會合。一路上，幸太更試著說服自己「外向的彩花應該又調皮了」，大不了就是摔傷手腳、或有傷口要縫合，身為哥哥自己之後一定要好好說她一頓。

但走入加護病房的幸太，看到的卻是妹妹遭到鐵鎚重擊、腫脹得難以辨識的臉。「我一看見彩花變成這樣，忍不住放聲大哭。」幸太一直禱告妹妹能甦醒康復，但10天之後，彩花仍不治身亡。

彩花的死，讓山下一家陷入極端痛苦，他們無法面對至親的逝世，更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狠心以此手段殺死只有10歲的小孩。但兩個月後，在附近的一個小學正門口，卻發現了另一名受害者、年僅11歲的國小男童土師淳的遺體。殘酷的犯案手法震驚全國，日本警方因此全力動員，並在一個月後逮捕年僅14歲的連續殺人犯「少年A」。

這起驚駭全球的少年殺人事件，在日本被稱為 「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造成2死1重傷的少年A，因為低於當時日本少年犯的刑事責任門檻，被移送少年感化院接受專門的精神治療，直到2005年獲釋重返社會。

但少年A案卻成為日本對應少年犯罪的分水嶺，除了促使日本大幅修改《少年法》，更從此激起日本社會對「少年犯嚴罰化」的不斷爭辯。

日本現代採用的《少年法》，是從1949年開始實行。當時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戰敗且社會殘破的日本，不僅糧食短缺、百廢待舉，因為戰爭而失親、失學、失業的兒童青少年，此時更因生存所逼而大量觸法，一度成為戰後日本難以面對與處理的社會問題。

於是，在 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指導下，戰後日本政府也引入了西方福利國的概念，並以保護優先主義制定了戰後的日本《少年法》，適用於未滿20歲的未成年人。相較於懲罰少年犯，《少年法》更著重於以矯正、教育、援助、保護等方式，保障並輔導未成年人的健全成長。《少年法》目的並非懲戒或隔離少年犯罪，而是期待「未成年者的人格可塑性」，希望透過感化教育，讓身心發育未完全、且尚無法對個人行為負起完全責任的犯罪少年，能夠早日修正自己的不當行為，最終回歸正常社會── 正也因此，戰後的日本《少年法》，一度被法界稱作「愛的法律」（愛の法律）。

然而《少年法》上路後，日本仍有很長一段時間受少年犯罪所苦，因為日本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在戰後復甦期出現了劇烈改變，少年犯罪的數量與比例，更在1980年代隨日本的經濟高峰而攀上犯罪巔峰。這種不安的攀升一直持續至1990年代，隨著日本社會人口結構的穩定，少年犯罪率才開始大幅下滑。直至20年後的今日， 日本少年犯罪數與犯罪人口率

日本法律的「少年」定義，為所有「未滿20歲以下者」。其中18～19歲為「特定少年」，除了擴大刑責範圍外，在重大案件中也不受《少年法》隱私保護、可被揭露身分資料；14～17歲為「犯罪少年」，可依涉案情節被追究部分刑責；13歲以下則為「觸法少年」，不追究刑責但可被送至少年院感化保護。

，一直維持在穩定減少的長期趨勢。

的人數而論， 事實上，從2003年之後，日本少年犯罪率與犯罪人數都一直處於穩定下降的趨勢。在發生少年A事件的1997年度共記錄有2,263起凶惡犯事件，但在2022年僅559起。 以2022年為例，少年刑事犯罪人口率每10萬人中只有193.3人 ，但2003年卻是每10萬人中1,552.9人；若以少年
少年刑事犯罪人口率的屢創新低，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治安的穩定，二方面也反映了社會各項政策對兒少支援的重要性。矛盾的是，在少年犯罪率大幅降低的同時，以少年A為開端的數起重大少年殺人事件，卻加劇了輿論要求日本政府修改《少年法》、嚴罰少年犯罪的社會壓力。
2000年以來，日本政府多次修改《少年法》，包括將刑事責任年齡從16歲下修至14歲，對於重大犯罪的刑事起訴範圍也多次擴大。儘管在這段期間，日本的少年犯罪率與重大殺人事件的數量持續下降，但根據日本政府2015年所做的 全國民調， 仍有78.6%以上的日本國民做出與現實狀況相反的理解陳述、認為「日本少年犯罪正比過往大幅增加」 。

日本輿論之所以認為「少年犯罪問題嚴重」、「少年犯罪凶暴化」的原因，與1990年末起以來，日本傳出的多起重大少年凶殺案有關。其中，像是1997年的少年A事件為代表，其手法之殘酷不僅引發新聞報導的高度關注。

「為人父母的我們，只想知道『為什麼我的孩子會被殺死？』」

在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中，死者土師淳的爸爸 土師守 ，就一直是推動《少年法》修法、並不斷呼籲日本政府更重視被害者權益的意見領袖。

在保護優先主義的概念下，無論是在刑事責任還是民事求償，《少年法》往往無法顧及被害者家屬所期待的「正義」。

「每當有重大刑案發生時，總會激起社會的焦慮情緒並要求司法予以嚴厲懲罰。但事實上，更嚴厲的懲罰制度，並不能有效預防青少年犯罪，」日本資深的少年法律師 多田元 解釋，《少年法》的核心是為了確保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因此負責案件的家事法庭，在審理少年案間時往往更注重的是當事少年的成長經歷與環境，並非單只考慮犯罪的結果。

多田元表示，在他處理兒少犯罪的數十年間，幾乎每一件重大少年刑事案件的加害者，都曾經遭遇家庭虐待或學校霸凌。以2023年日本法務省公布的年度《犯罪白皮書》為例，因案被送入少年院的收容少年裡，約有6成曾遭遇家庭暴力，近9成曾目睹親人長期遭到家庭暴力。多田元強調：「這些少年犯雖然是他們個別犯罪行為中的加害者，但在此之前他作為『受害者』的經歷，在《少年法》裡也不容忽視。」

「在透過檢討『犯罪為何發生』的原因和背景後，司法系統固然會給犯罪人合理的懲罰，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鼓勵少年正視自己的過錯、了解自己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傷害，最後再由大人們一起幫助他們彌補錯誤──這才是《少年法》的宗旨，」多田元表示。

但「少年犯罪被害當事者協會」的創辦人武瑠璃子，卻以個人經歷抱持質疑立場。1996年，武瑠璃子16歲的長男武孝和，在校慶活動裡，遭另一名他校的17歲學生殺死。事件之後，武瑠璃子遂聯合多名處境相同的被害者遺族，創立少年犯罪被害當事者協會，試圖為相關處境的家庭提供各種法律、心理輔導與政策建議等服務。

「過去20多年來，我們協會裡大概有35個家庭，因為少年犯罪而痛失親人，」武瑠璃子 表示 ，「在35個殺人案件裡，大約有160個少年犯的加害者──但在他們之中，卻從來沒有任何一人是發自內心、主動前來向遺族懺悔致歉。」

「我至今仍無法諒解的是，審理我兒子案件的家事法庭告訴我，『少年法庭的任務不是處理案件事實，而是思考犯錯少年未來該如何重拾生活的地方。』這句話讓我覺得：我死去兒子所失去的人生，難道就不重要嗎？」武瑠璃子說。

土師守與武瑠璃子等被害遺族倡議者皆認為，日本《少年法》過於著重對少年犯的保護，卻忽略了被害者的公平與正義。為了保護少年當事人隱私與未來的訴訟不公開性，時常排斥了被害者作為當事者的知情權。許多犯罪少年最後沒有履行民事賠償，甚至連犯罪者最後有沒有真正懺悔、感化得到什麼結果，被害家庭都無法知道，這讓被害家庭們感到似乎被法律盲點所犧牲，質疑司法制度只保障了少年犯的重生機會，卻把被害者與遺族們的終生痛苦留在了原地。

事實上，土師守所代表的角色，也反映了在少年犯更生過程裡，被害者的處境總是極為矛盾。土師守本人非常排斥與殺死自己兒子的少年A直接接觸，但另一方面卻又希望加害者必須對受害者展示懺悔與贖罪的態度。一來一往之間，要如何在兼顧《少年法》保護優先主義與避免被害者遭遇二度傷害之間達成平衡，亦成為日本的另一考驗。

像是2023年底，日本法務部就準備與多個被害者協會一同合作，再進一步擴大推行對少年院的 「被害人心情等傳達機制」 ──其基本做法，即是將犯罪被害人生前的故事、與其死後的遺族心情與遭遇，透過少年院的刑務官或法務教官，轉達給少年院裡的少年罪犯。藉由這樣理解與轉達的過程，一方面期待更深化對少年犯的感化教育，被害者協會也希望以此留下檢驗資料，確認在理解眾多被害者故事後，這些犯罪少年是否真的學到了足夠的反省與懺悔。

韓國：刑責降低1歲之爭，韓劇爆紅連動的觸法少年之辯

與日本類似的社會爭論，也同在鄰近的韓國發生，這一方面是因為幾部同期 紅遍全球的韓國影劇作品《少年法庭》與 《黑暗榮耀》 ，不約而同地以韓國過去幾年現實發生過的未成年暴力犯罪事件作為背景題材；二方面也是2022年底，韓國法務部提出修法計畫，欲將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從現行的14歲調降至13歲，此舉不僅涉嫌違反韓國所簽署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更進一步引爆韓國社會的倫理爭辯。

主張推動修法的韓國政府說法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韓國社會的青少年犯罪問題，出現了明顯的「低齡化」與「殘酷化」的跡象；但現行的韓國《少年法》自從1953年頒布迄今，都不曾有過重大修改，這也讓政府在打擊少年犯罪時，面臨許多「不符時代現實」的限制。

在韓國，少年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以14歲為界：14～19歲為「犯罪少年」（범죄소년），可依涉案情節判處刑事處罰；10～13歲則為「觸法少年」（촉법소년 ），不可追究刑事責任，只可送少年觀護所 ，最多接受感化教育2年。

但韓國法務部 表示，儘管受少子化影響，韓國兒童人口不斷減少，13歲以下的犯罪行為卻明顯增加。在2017年觸法少年的犯罪通報只有7,897件，但到了2021年卻爆增至12,502件，5年之間增幅高達58%；與此同時，13歲以下觸法少年的暴力犯罪率，也從2005年的2.3%，上升至2020年的4.86％ （註）

韓國法務部的「觸法少年暴力犯罪率」，並沒有公布原始資料，僅表示來源是檢察總長報告。其基本算法為：四大暴力（殺人、強盜、性侵、縱火）犯罪數／總犯罪通報數。

然而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反對意見書，卻指責法務部的暴力率數據「原始來源不完整」，因為韓國警察廳、韓國檢察廳、韓國大法院行政處的對於觸法少年的犯罪案件統計，出現數據不一致的現象。但對此，法務部則辯解，強調這是因為觸法少年無法追究刑責，導致機關之間通報在條存在漏洞，這也是《少年法》修法籲補破網的目的之一。

。為了有效遏止少年犯罪低齡化的歪風，並填補法律力有未逮的正義缺口，韓國法務部近期才準備修法向下擴大對少年犯的懲罰。

韓國的少年犯罪專家、現任法務部人權局局長承在玹（승재현）認為，在現行《少年法》的規定下，未滿14歲的少年被視為不具備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但近年來，韓國卻屢屢傳出13歲以下的重大社會案件，犯罪集團也特別鎖定少年為吸收對象。不少觸法少年的暴力案件裡，當事少年犯甚至會公開挑釁檢警，稱自己「是受法律保護的孩子，就算殺人也只需要進感化院兩年」，這些案件不斷重演挑起社會對於《少年法》的質疑，也讓面對少年犯罪數字不斷提升的韓國法務部極感壓力。

主張少年犯罪嚴罰化的承在玹強調，降低少年犯罪的刑責年齡，並不代表「少年犯罪與成人同罪」，而是要反映「新時代的社會現實」── 韓國每年的少年犯罪事件裡，約有四分之一的涉案者是13歲以下少年 ，再加上社會結構轉變，這都使修法變得迫切。

「70年前《少年法》頒布時的13歲少年樣態，和如今韓國社會的13歲少年樣態，能夠相提並論嗎？」

承在玹 強調 ，所有的法律都是基於社會共識的結果，在《少年法》頒布的1953年，韓國社會幾乎沒有13歲以下的殺人犯、性侵的凶惡犯罪，但如今少年犯罪不僅變得更聰明、更強壯、更暴力，少年凶惡犯更是定期登上社會頭條的駭人問題。

以兒童發育差別為例，韓國法務部指出，2019年首爾地區13歲少年的標準體型為167.8公分、60.9公斤，這比1975年的同齡少年身材高17公分、重20.6公斤。這些體型差異都讓少年犯罪的暴力程度與殺傷力，遠比過去更為嚴重且難以忽視。

然而韓國法務部的修法建議，卻接連遭到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與 的公開反對──其中， 國家人權委員會 就質疑法務部的修法依據存在「數據偏頗」，因為在2017年～2021年間，韓國觸法少年犯罪通報數量雖有增加，但其中案件數量上升最明顯的年分，卻都集中在COVID-19疫情開始之後、韓國社會與經濟變化最為極端的幾年間。

除此之外，13歲以下犯罪的暴力案件雖提升，但罪行大多增加在竊盜案，暴力犯行最重的四大犯罪──殺人、強盜、性侵、縱火──的同期數量，仍維持在每年400～450件之間；其中，罪行最重大的殺人事件，2017～2021年間有9名13歲以下的觸法少年因 被送至感化教育；換言之，儘管14歲以下犯罪案量有所增加，但仍無法有效證明韓國的少年犯罪正大幅走向低齡化、殘酷化的控訴現象。

《少年法庭》藍本的法官：下修刑責年齡，不如延長少年保護的期限

承在玹強調，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門檻，只是給司法單位一項「懲戒／隔離少年凶惡犯」的有力工具，並不代表所有13歲少年犯都會被刑事起訴，亦不會改變《少年法》以保護兒童青少年、輔導感化教育為主的核心宗旨。

然而曾長期擔任少年法官、個人故事更成為影集《少年法庭》設定藍本的「少年犯教父」千宗湖（천종호），卻對於《少年法》調降刑責年齡抱持高度質疑。千宗湖並不否認少年犯罪的凶惡化或犯罪嚴重性，但他認為目前的修法方向只是治標不治本：

「刑責年齡調降至13歲後，我們一樣得面臨12歲殺人、11歲性侵的下一層問題。」

千宗湖 認為 ，在兒少犯罪的處置中，政府應該優先投入於矯正與感化教育，因為韓國目前的少年犯再犯率超過30%，許多少年犯被送入保護管束沒多久，就被送回充滿問題的原生家庭，繼續遭遇貧窮、虐待。如果輔導與社福資源無法有效與即時的從中介入，犯罪少年永遠無法擺脫惡性循環。

除此之外，降低刑責門檻雖然擴大懲罰了少年凶惡犯，但韓國目前全國只有一座少年監獄，在缺少年齡區隔、感化教育分級的狀態下，這也將加劇少年矯正單位的壓力，反而讓少年監獄成為下一代犯罪集團的黑幫養成所。

千宗湖建議，作為替代方案， 韓國法務部應該考慮延長少年保護的期限：

「例如13歲以下若犯下殺人罪，就將留在少年矯正學校直到成年，這或許可以作為處理少年暴力的替代方案。」
他強調，少年犯的道德觀念、責任感與對未來的人生展望都還處於探索中的浮動期，許多對於成年人具有嚇阻力的嚴刑峻法，大多無法對他們起到有效的嚇阻作用。然而感化教育作為補救措施，卻可能因為一個少年的假釋官真心關懷、幾頓餐點的溫飽，而從此改變一個歧途少年未來數十載的人生，因此哪一個方式需要更多的投資與政治支持，也就不言而喻。
「如果修法降低刑責年齡，但遏止少年犯罪的成果卻不到公眾的期待，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要進一步懲罰12歲少年、10歲少年、甚至7歲少年？」千宗湖說：

「到最後，我們只會把少年更生的大門愈修愈窄，與《少年法》挽救下一代的宗旨背道而馳。」

美國：兒童犯法與大人同罪？「超級掠奪者」迷思骨牌效應

在韓國的少年犯嚴罰化爭辯裡，另一個極端爭議的國家案例，也不斷成為媒體比較、甚至提醒討論的案例：美國與他們的「超級掠奪者」（Superpredators）迷思。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個簽署、但卻拒絕履行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在2005年以前，美國都還會判處少年犯死刑，至今也是唯一仍准許判處 18歲以下少年犯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Juvenile Life Without Parole） 的法治國家。

美國的少年犯罪問題，最早始於19世紀末期，由於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經濟快速發展，城市裡大增的兒童人口與貧窮問題，讓美國開始重視少年犯罪與矯正教育──例如前述的日本戰後《少年法》，發展初期也曾相當借重美國的司法經驗。

但隨著都市經濟與犯罪型態的轉變，自1980年代開始毒品與槍械問題，開始讓美國的暴力數量大增，少年案件的數量也因此暴漲。在此期間，美國各地為了壓制犯罪與維護社會秩序，對於少年犯罪的處置態度，也從更生目標（rehabilitative）轉向應報目標（retributive），執法手段與刑度也更為嚴厲。

然而真正的關鍵轉折卻出現在1995年，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迪尤里奧（John DiIulio）向美國社會發表了一篇極為驚悚且令人恐懼的警世報告，他以人口結構、犯罪趨勢組建起一爭議模型，強調美國社會即將被「少年犯罪的禍害所淹沒」，並預計在15年內，美國的少年犯罪率將暴增2倍，暴力與殘酷的失序浪潮將顛覆美國社會的穩定。

迪尤里奧教授分析認為，在眾多少年罪犯中，有6%屬於「無父、無神、無業」的極端暴力分子，他們視人命如草芥、且與50%少年犯罪有關──而這關鍵的6%，也被迪尤里奧稱最為「超級掠奪者」，若不加以取締、制裁與隔離，這群超級掠奪者將趁著社會結構改變與城市化的趨勢，讓21世紀的美國成為暴力犯天堂。

「超級掠奪者」很快地成為全美關注的聳動名詞，無論是新聞理論、政壇焦點，都開始放大對少年犯罪蔓延的恐懼，就連形象偏向自由派的希拉蕊（Hilary Clinton），當時亦曾大肆 宣傳這一說法 ，「這些人不再只是孩子，他們已經變成沒有良心、泯滅人性的『超級掠奪者』，我們可以慢慢研究他們為何變成這樣，但首先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大力執法讓他們聽話。」

在超級掠奪者恐懼的加持下，美國各州不僅開始加強針對青少年的執法行動，各種量刑、判決也都開始走向最嚴厲懲戒，甚至讓將少年暴力犯視為成人罪犯，直接送入成人監獄。於是，超級掠奪者的控訴，降低了少年犯被刑事起訴的門檻，並讓數十萬少年陷入了沒有更生回頭路的重刑困境。
但事實上，由於經濟狀況的改善與毒品犯罪的緩和，美國的青少年犯罪率從1995年──也就迪尤里奧發明「超級掠奪者」一詞的同時──就已經開始穩定下降，而社會感知與數據出現落差，是因為美國槍枝管制的鬆綁，讓犯罪殺傷率與致死率變得比起以往更高。
儘管多年過後，迪尤里奧早已承認自己當年的推論失準，並對於「超級掠奪者」一詞被炒作誤用感到懊悔。 但超級掠奪者的迷思，也造成美國司法一連串悲劇式的骨牌效應。因為在社會強硬要求重懲少年犯的同時，不僅造成大量的冤案或過重判決，許多假釋案件與緩刑案案件也出自於輿論對於超級掠奪者的恐懼，而被不合理地駁回。
更嚴重的是，超級掠奪者將少年犯罪貼上了不可理喻、無法教化「非人化的標籤」，這轉移了大眾對於少年犯罪結構因素的同理心，從而打擊了社會對於少年更生、輔導教育的支持與信心。除此之外，超級掠奪者理論也加劇了美國檢警對於有色族裔──特別是黑人的差別歧視──包括量刑較重、被捕率更高等，最終結果亦加深了美國種族衝突與社會階級的嫌隙。
如今，超級掠奪者理論已被美國法界視作為重大錯誤，因為它嚴重干擾了美國社會對於少年犯罪的包容態度，進而讓觸法少年更難有浪子回頭、以及選擇第二人生的機會。

而當這群從青少年時期，就已確定自己被整個社會放棄，未來漫長數十年的人生，也都只會愈走愈窄，最後成為無所期待、無所失去，因而對於殘酷暴行不再有所猶豫的「無敵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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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凶惡犯該不該用重刑？日本愛的法律、韓國刑責年齡、美國「超級掠奪者」的難題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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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變遷，未成年犯罪是否低齡化、殘酷化？是否要加重刑責？如影集《少年法庭》與《黑暗榮耀》所示，台灣周遭的韓國、日本現實上同樣面臨巨大的社會討論和反省。而多年前為了壓制少年犯罪而祭出嚴刑峻法的美國，如今又有何苦果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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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有過失 父母須連帶賠償 吳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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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有過失 父母須連帶賠償 吳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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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少年犯罪該嚴厲化嗎？作者：吳景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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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少年犯罪該嚴厲化嗎？作者：吳景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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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感化教育才是問題核心

總之，即便是犯行兇殘的少年犯，還是得以特別預防為重心。惟目前刑法第86條第3項，即對未滿18歲犯罪者的感化教育，上限為3年，實完全忽視矯治的個別化，就有增加得延長且每年評估再犯風險之必要。同時對於感化教育機制，能否讓其誠心悔過而重返學校與社會，更該全面檢討，凡此種種，恐才是下屆立委必須深思熟慮之處。

摘要：這篇專文探討了對待少年犯的處罰應該如何。作者指出，即便是犯下兇殘罪行的少年犯，仍應以特別預防為核心。然而，現行法律對未滿18歲的犯罪者的感化教育最長只有3年，忽視了矯治的個別化。作者呼籲對感化教育機制進行全面檢討，以確保讓少年犯誠心悔過並重新融入學校和社會。

主旨：這篇專文的主旨是探討對待少年犯的處罰應該以特別預防為核心，並呼籲對感化教育機制進行全面檢討，以確保有效地矯治少年犯並讓其重新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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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犯行兇殘的少年犯，仍得以特別預防為重心，惟現行法對未滿18 歲之犯罪者的感化教育，上限為3年，實忽視矯治的個別化，另感化教育機制，能否讓其誠心悔過而重返學校與社會，更該全面檢討。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首刊 2024/01/12 10:00

新北國中生殺人事件引發廢死與否爭議，然而更重要的，是面對少年犯，果該以重罰為核心？圖：韓劇「少年法庭」海報／Netflix官網

對少年犯刑罰的目的
新北國中生殺人事件，除引發廢死與否爭議外，有總統候選人提出，學習日本將刑事處分年齡從16降至14歲的主張；惟我國刑法第18條第1項，本就以14歲為責任能力之界限，如此主張實令人莫名所以，亦忽略兩國法制於本質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面對少年犯，果該以重罰為核心？

依刑法第271條第1項的故意殺人罪，法定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殺害對象若為未滿18歲之人，還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刑罰可謂極重。

惟依刑法第18條第1項，未滿14歲之人犯罪，屬無責任能力而不罰，根據同條第2項，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犯罪，屬限制責任能力而得減刑，且依刑法第63條，未滿18歲者，是不能判死刑或無期徒刑。

之所以如此規範，正在於未成年人，因身心尚未成熟，致不應以極刑，而應以矯治方式為對待。惟以年齡來為有否自我負責能力的標準，實無視個別的差異性，尤其在人的身心發展乃屬連續性下，則一個人在17歲11個月與剛滿18歲，人格到底有無極大變化，也難以圓說。
不得處死是基本原則

刑法第63條明定，未滿18歲者，不得判死刑或無期徒刑，乃因未成年人之身心尚未成熟，致不應以極刑，而應以矯治方式為對待。示意圖：少年刑事法庭／司法院官網

日本的逆送制度
惟在2009、2019年，我國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轉成國內法，並幾乎有與憲法相等同之地位，如根據此公約第6條第5款，未滿18歲者，是不能判處死刑。故若因割喉案，下屆立法者將刑法第63條廢除，就必違反公政公約，致會有違憲之疑慮。

依日本刑法第41條，未滿14歲的犯罪行為不罰，但此條文並未如我國刑法第18條第2項般，有對14到18歲得減刑之規定，致另須以少年法為解決。而日本少年法的適用對象，為14到20歲的未成年人，且即便觸犯刑法，也以家事裁判所的保護處分為原則，而以移送檢察官來訴追為例外，此被稱為逆送程序，就凸顯少年法是以矯治而非懲罰之目的。

對於未成年人觸法，日本少年法係以家事裁判所的保護處分為原則，移送檢察官訴追為例外，惟隨著少年犯罪兇殘化，少年犯保護優先原則已漸鬆動。示意圖／網路

惟隨著少年犯罪手段的兇殘化，對少年犯以保護優先之原則，逐漸出現鬆動。如於2000年少年法修正，針對16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家事裁判所就應移送檢察官為偵查起訴，而滿14歲以上者，若涉及自由刑之罪，亦可由家事裁判所裁量是否移送檢察官。

甚至在2022年，為配合民法的成年人由20降至18歲，少年法針對所謂特定少年，即滿18未滿20歲的犯罪者，移送由檢察官訴追的範圍也大為擴張，保護處分反成配角；惟即便對少年犯處遇有走向嚴厲化之傾向，但未滿18歲不可處死、涉自由刑也得減的緩和規定，卻仍為少年法之主軸。
我國法的逆送制度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之逆送範圍，不會比日本少年法小，更無16歲以上之限制，這也代表沿用日本法制實屬多此一舉。示意圖／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官網

感化教育才是問題核心
而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適用對象為12到18歲，並無日本特定少年的概念，故在台灣，即便犯罪行為時為18、19歲，因具完全責任能力，致無任何刑罰優待，這可比日本法嚴格。又依少事法第27條第1項，滿14歲的少年犯，涉及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事件繫屬後滿20歲，就不再由少年法院為保護處遇而移由檢察官訴追，除此之外，只要少年法院認定情節重大，仍得移送檢察官為刑事處分，如此的逆送範圍，不會比日本少年法小，更無16歲以上之限制。這也代表，沿用日本法制，實屬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總之，即便是犯行兇殘的少年犯，還是得以特別預防為重心。惟目前刑法第86條第3項，即對未滿18歲犯罪者的感化教育，上限為3年，實完全忽視矯治的個別化，就有增加得延長且每年評估再犯風險之必要。同時對於感化教育機制，能否讓其誠心悔過而重返學校與社會，更該全面檢討，凡此種種，恐才是下屆立委必須深思熟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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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 【專文】對少年犯的處罰該嚴厲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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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犯行兇殘的少年犯，仍得以特別預防為重心，惟現行法對未滿18 歲之犯罪者的感化教育，上限為3年，實忽視矯治的個別化，另感化教育機制，能否讓其誠心悔過而重返學校與社會，更該全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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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個國中生之後，校園安全關卡6個反思                             作者：陳奕安、陳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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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個國中生之後，校園安全關卡6個反思                             作者：陳奕安、陳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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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怪罪並不能讓校園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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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殺人，面臨的法律流程與責任 作者：林冠佑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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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殺人，面臨的法律流程與責任 作者：林冠佑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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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當犯罪者年齡還是未成年時會面臨什麼刑責,而這些刑責會是幾年、這些刑罰的輕重差別

摘要：

1：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2：當事人在未滿 18 歲前犯罪，但法院收案後，少年已滿 20 歲。

3：除前項情形之外，若當事人犯案時已滿 14 歲，且法院依調查結果，認為犯罪情節重大，又參酌少年的品行、性格、經歷，認為受刑事處分為適當時，法官也可裁定移送檢察官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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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殺人，就能無罪？丁遵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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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殺人，就能無罪？丁遵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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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殺人父母有罪！美校園槍擊案兇手母親被判過失殺人罪成立作者：桂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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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殺人父母有罪！美校園槍擊案兇手母親被判過失殺人罪成立作者：桂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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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名15歲少年兩年多前犯下校園槍擊案，奪走4條人命。少年母親珍妮佛克魯布里被判過失殺人罪成立，成為美國首位因孩子犯下殺人罪行而須遭司法制裁的父母。

主要情節：

1. 2021年，少年伊森克魯布里在牛津高中開槍造成4死7傷。

2. 伊森的父母遭到起訴，成為美國首例校園槍擊案兇手雙親遭起訴的案例。

3. 伊森已認罪並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4. 母親珍妮佛被判4項過失殺人罪成立，代表被害者的死者數量。

5. 法官將在4月9日宣判珍妮佛的刑期，最高刑期為15年，若檢方要求不得合併執行，可能最高判處60年監禁。

檢方提出的證據：

1. 伊森在槍擊案前塗鴉槍枝、血腥圖案並寫下求助的字眼。

2. 學校通知父母，但克魯布里夫婦未覺得兒子有問題，未採取措施。

3. 伊森在日記中表達對心理健康的需要，但未獲得回應。

辯方主張：

1. 珍妮佛表示未察覺兒子有心理健康問題，並相信他可以向她敞開心胸。

2. 父母強調未預料兒子會帶槍去學校犯罪。

檢察官陳詞：

1. 指控珍妮佛提供虛偽說詞，逃跑是因為知道自己有錯。

2. 強調克魯布里夫婦未採取行動，未檢查兒子的背包物品。

最終判決將在4月9日宣布，可能面臨最高60年監禁。

摘要：報導了一名15歲少年在兩年多前校園槍擊案中奪走了4條人命的案件。少年的父母因忽視兒子的心理健康並贈送槍枝而同遭起訴。陪審團裁定少年母親的4項過失殺人罪名成立，這是美國首次因孩子犯下殺人罪行而須遭司法制裁的案例。法官將在4月9日宣判母親的刑期，最高可能判處60年監禁。

主旨：15歲少年校園槍擊案，母親因忽視兒子心理健康遭起訴，成美國首例犯下殺人罪遭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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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名15歲少年兩年多前犯下校園槍擊案，奪走4條人命。少年父母因忽視兒子心理健康並贈送槍枝而同遭起訴。密西根州陪審團週二（2/6）判定少年母親過失殺人罪成立，成為美國第一個因孩子犯下殺人罪行而須遭司法制裁的父母。

密西根陪審團週二判決，2021年校園槍擊案兇手伊森克魯布里（Ethan Crumbley）的母親 珍妮佛 克魯布里（Jennifer Crumbley）的4項過失殺人罪名成立。這4項罪名分別代表被伊森殺害的4名死者。

現年45歲的珍妮佛在庭上聆聽每項罪名宣判時，雙眼往下看並微微搖頭。

一名死者父親在法院外受訪表示，這是司法正義的彰顯。他說：「我們的呼求被聽見了，我認為這項判決會獲得所有美國家庭的贊同。」

伊森克魯布里於2021年11月30日在牛津高中（Oxford High School）開槍導致4死7傷。他的父母事後遭到拘捕起訴，也是美國首起校園槍擊案兇手雙親遭起訴案例。伊森已認罪並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檢方指控，在伊森犯下槍擊案當天早上，老師發現伊森在數學作業上塗鴉槍枝、血腥圖案並寫下「我需要幫助、我的人生無用」等警訊字眼。校方立刻通知他的父母到校，但克魯布里夫婦絲毫不覺得兒子有什麼問題，並未將他帶回家或送醫，也未檢查他的背包物品。

數小時後，伊森便從背包裡拿出一支父親贈送的手槍犯案。4名死者的年齡介於14至17歲。

檢方提出證據指出，伊森在日記中表示曾多次向母親表達需要幫助，但都未獲得回應。他寫著：「我沒有得到任何有助於心理健康的協助，才會導致我在學校裡開槍。」

珍妮佛則在庭上向陪審團表示，她從未發現兒子有心理健康問題：「我們會聊天，也會一起做很多事。我相信他，也對他敞開心胸，他有任何事都可以跟我說。」

根據檢警調查，伊森的父親在案發前4天買了一把9mm手槍送給兒子，而母親珍妮佛則是帶著兒子前往射擊練習場練槍。警方表示，在槍擊案發生後，克魯布里夫妻被警方偵訊完後便匆匆逃離牛津市前往底特律，警方在當年12月4日將兩人逮捕歸案。

檢察官向陪審團最後陳詞說：「當槍擊事件登上所有媒體的報導焦點後，珍妮佛克魯布里先是提供一套說詞，然後就逃跑了。她逃跑不僅僅是因為自私...她刪除所有簡訊並編造另一套故事，因為她知道自己做錯事了。」

珍妮佛向陪審團強調，自己不可能知道兒子會帶槍去學校殺人，而平常負責管理槍枝的人是她的丈夫。她還說，如果一切能夠重來，「只希望他（兒子）殺死我們而非其他人」。

珍妮佛的丈夫詹姆斯克魯布里（James Crumbley）也正面臨相同起訴罪名接受審判。

法官將在今年4月9日宣判珍妮佛的刑期。在密西根州，過失殺人罪的最高刑期為15年。如果檢方要求4項罪名刑期不得合併執行，代表珍妮佛布魯克里最高可能被判處60年監禁。

更多太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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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殺人父母有罪！美校園槍擊案兇手母親被判過失殺人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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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名15歲少年兩年多前犯下校園槍擊案，奪走4條人命。少年父母因忽視兒子心理健康並贈送槍枝而同遭起訴。密西根州陪審團週二（2/6）判定少年母親過失殺人罪成立，成為美國第一個因孩子犯下殺人罪行而須遭司法制裁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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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少年騎車撞傷行人，移送法辦。作者：巫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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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少年騎車撞傷行人，移送法辦。作者：巫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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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這篇案例討論了一名17歲高中生因無照騎乘機車闖紅燈而撞傷行人的情況。雖然受害人撤回了告訴，但討論了少年法院應如何處理這種情況。文章指出，即使受害人撤回告訴，少年法院仍可根據相關法律對少年進行處分，包括提供輔導、管教或感化教育等。

摘要：在案例中，少年家豪因騎乘重型機車闖紅燈而撞傷行人老王，後者向少年法院提出告訴。然而，老王後來撤回了告訴。根據刑法規定，對於告訴乃論的罪行，法院需在告訴期限內接受告訴才能進行審理。然而，由於老王撤回了告訴，少年法院不再具備科刑的裁判權力。因此，少年法院應根據少年保護事件處理法的相關規定，對家豪進行相應的處分，例如進行輔導、交付勞動服務、或安置於福利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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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一 撤回告訴，少年是否會受處分？

撤回告訴，少年是否會受處分？
案例十一 巫政松
17歲就讀高二之家豪，為了趕上課，無照騎乘重型機車去學校。於行經學校附近之十字路口，竟闖紅燈，而撞傷依綠燈指示而過馬路之行人老王。報警處理後，因家豪未滿18歲，經警移送少年法院(庭)。嗣經里長渥旋而和解，老王乃向少年法院撤回告訴。試問：少年法院(庭)應如何處理？
解析：
一、刑法對於某些損害被害人權利較輕微，或顧及被害人之名譽之罪名，定有須經被害人或某些特定之人，於法律規定期限內提出告訴，法院始得予以審理，為告訴乃論之罪。例如刑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罪，須告訴乃論。告訴乃論之罪係以告訴為犯罪之訴追條件，法院始得為科刑之判決。刑法第32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刑法第33條規定，主刑之種類有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及罰金。刑法第34條規定，從刑之種類有褫奪公權、沒收、追徵、追繳或抵償。因此犯罪人所犯為告訴乃論之罪時，告訴權人須於告訴期間內提出告訴，法院始得予以科刑之判決。
二、惟少年法院(庭)無論係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9條之規定，所為不付審理 之裁定，並為轉介兒童或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當之輔導；或交付兒童或 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嚴加管教；或告誡之處分。或係依同 法第42條第1項之規定，所為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或交付保護管束 並得命為勞動服務；或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輔導；或令入感化教 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之保護處分，均非科刑之裁判，自無告訴乃論之適用。是 以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規定：「少年法院於調查或審理中， 對於觸犯告訴乃論之罪，而其未經告訴、告訴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之十四 歲以上少年，應逕依少年保護事件處理，毋庸裁定移送檢察官。」亦即其已因 欠缺訴追條件，日後不可能會為科刑裁判，故少年法院(庭)不應裁定移送檢 察官，惟仍得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9條或第42條第1項之規定為上開處分。
三、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刑法第287前段規定：「第277條第1項之罪，須 告訴乃論。」本件家豪騎機車未依號誌之指示而闖紅燈，顯有過失，其因而 撞傷行人老王之行為，係觸犯刑法第 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而有觸 犯刑罰法律之行為。事後老王已向少年法院撤回告訴，該罪雖係告訴乃論， 揆諸上開說明，少年法院(庭)仍得依少年保護事件處理。亦即少年法院(庭) 仍得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9條或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對家豪為上開處分。

發布日期:110-04-21

更新日期:110-04-21

發布單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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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一 撤回告訴，少年是否會受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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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業務簡介-調查保護專區-少年司法專區-案例十一 撤回告訴，少年是否會受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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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業務簡介-調查保護專區-少年司法專區-案例十一 撤回告訴，少年是否會受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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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究竟保護了誰？           作者 王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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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究竟保護了誰？           作者 王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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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維護學生權利為由，教育管教權被剝奪，校園不會因此變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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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校園安全究竟保護了誰？｜王俐雯／多元發聲．讀者投書｜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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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簧刀事件後，受保護管束的學生需要特別管理，面對這類的學生，校園作為應該比對待一般學生還嚴格，才能真正落實校園安全。事後派心理師及社工師駐校輔導固然重要，但更應該設法改變現狀，而非放任讓學生持違禁品入校，甚至傷害其他孩子。消極的等待問題發生，校園恐無寧日，對於每位老師、父母、孩子都是極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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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國中生遭同學持刀割頸命危，律師分析過失致死和殺人差別：青少年若認罪可能判10年/李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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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國中生遭同學持刀割頸命危，律師分析過失致死和殺人差別：青少年若認罪可能判10年/李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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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爭點：過失致死或殺人罪？

1. 殺人罪需故意行為，過失致死罪則由於疏忽導致死亡。

2. 律師指出，車禍通常涉及過失致死罪，而攜帶武器主動攻擊可能傾向於殺人罪。

少年犯和刑罰：

3. 少年犯可能根據犯罪嚴重程度在少年法庭或地檢署審理。

4. 少年犯觸犯嚴重罪名可能在地檢署進行偵查，進入少年法院審判程序。

5. 判刑考量品行、態度、和解等量刑因子，最低刑度可能為10年。

6. 少年犯最重可判刑10年以下，減輕刑罰的情形需要考量特殊理由。

刑法規定和處罰：

7. 不滿18歲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最高刑度為10年有期徒刑。

8. 若未滿18歲且犯案，判刑需減輕，不得判死刑或無期徒刑。

教唆行為和共犯：

9. 動手的男同學可能成為正犯，而女同學可能成為教唆犯。

10. 教唆需特定犯罪的想法，言論需具體，否則不構成教唆罪。

總結：本案中涉及少年犯罪、刑罰減輕、教唆行為等法律問題，判罰可能視具體情況而定。

摘要：這起凶殺案涉及未滿18歲的兩名青少年，其中一名男生持彈簧刀刺傷另一名男生，造成後者命危。根據律師的分析，持刀傷人的同學可能會面臨殺人罪的指控，而女同學則有可能成為教唆犯。在少年法庭處理這類案件時，會考慮到少年的品行、生活經驗、犯後態度等因素，但案件的嚴重性可能會導致進入更為嚴格的審判程序。

主旨：事件涉及校園凶殺案，兩名未成年人參與其中，一人持彈簧刀刺傷另一人。關注重點包括持刀者的指控、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程序，以及可能存在的教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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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國中生遭同學持刀割頸命危，律師分析過失致死和殺人差別：青少年若認罪可能判10年 - 第 1 頁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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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5 23:30更新：兇器為彈簧刀，非美工刀。 新北市一所高中的附設國中部今（25日）中午發生凶殺案，1名國中男生遭到隔壁班的男同學持刀刺傷後命危。 由於兩人是都未滿18歲的青少年，根據律師分析，持刀傷人的同學可能會以殺人罪偵辦，且因殺人為5年以上的重罪，不會只在少年法庭偵查審理，會由檢察官調查。不過由於未成年，也不至於被判無期徒刑或死刑。也涉入案件的女同學則有可能會因教唆行為成為教唆犯，面臨相同的法律刑責。 根據媒體報導，起因為傷者的隔壁班女同學到班上找人，傷者嗆女同學「妳不是我們班的」並要求離開教室，女同學心生不滿，找來班上另名男同學助陣，雙方爭吵演變成拉扯衝突，隔壁班男同學拿出彈簧刀，傷者的胸部和頸部都在衝突中遭刺傷，倒地血流不止，遭緊急送醫並且裝上葉克膜急救，目前狀況未知。 新北市教育局和學校都指出，經初步了解，是中午下課時間學生偶發衝突事件，兩人互不認識，老師雖在場但來不及阻止。 新北國三男生遭同學持美工刀攻擊頸部命危，校方還原衝突「老師來不及阻止」 關鍵爭點：過失致死或殺人罪？ 殺人為故意犯罪行為，構成要件為「行為人出於故意而殺人且致人於死」，然殺人動機、目的及方法則無限制。但若行為人未盡注意義務或抱持僥倖心態，導致有死亡結果發生，為「過失致死罪」，刑責相較於殺人罪來的輕許多，構成要件是「行為人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而引發他人死亡」。 律師陳孝賢指出，過失致死罪常見於車禍，因為駕駛不當、行車時未注意導致死亡。而持武器主動攻擊他人的行為，可能通常都至少有「不確定故意」，檢方應該比較可能朝殺人罪方向偵辦。 但陳孝賢也強調，還是要看「刺殺」行為在當下如何發生、現場的情況和時序，以及後續法醫相驗後確認死因才能更明確。假如一開始雙方是在爭吵，隔壁班的男同學拿出刀後，只是胡亂揮舞、為了威嚇對方，或是在兩人拉扯推擠時，不小心揮到脖子或是臉手，那也可能會是過失致死，但假如一拿出刀就直接往對方的要害刺殺，造成對方當場大量流血而導致死亡，就比較可能是殺人罪。 而殺人罪是最輕本刑10年以上的的罪行，過失致死則是5年以下的罪行，兩者差距非常大。 青少年殺人可以減刑嗎？ 12歲以上未滿18歲的少年行為觸犯《刑法》，有兩種不同的走向，一種是罪行較輕微者，會在少年法庭處理，少年法院的法官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會先由調查官對少年進行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教育程度的調查訪談，法官再依個案情形對於觸犯的少年給予一定的保護處分，如訓誡、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交付安置，甚至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進入少年矯正學校生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假如少年行為時已滿14歲，且觸犯的是像殺人這種最輕本刑在5年以上的罪名，那他就會被送到地檢署由檢察官進行偵查。陳孝賢指出，依照本次案件為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且罪行嚴重，應該不會在少年法庭調查審理，會到地方檢察署進行偵查，後續還是要進入少年法院的審判程序，會更為嚴謹且更重視處罰的部分。 後續在判刑時，則會考量相關的量刑因子，包括男同學的品行、生活經驗、犯後態度包括是否有道歉、有悔意，以及有無和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賠償等。陳孝賢認為，通常在「認罪」的狀況下，且考量是少年、初犯、過去無不良紀錄等，可能判處最低刑度10年。假如有特殊的理由認為符合《刑法》59條的「情堪憫恕」，法官會再考量是否要減輕。 23:30更新：根據《自由時報》報導，持刀的男同學過去曾因傷害等案，在少年法庭受審，最近也剛從少年觀護所出來，也曾有攜帶刀械上學被師長發現的紀錄。 假如少年犯最重本刑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如果有顯然值得憐憫或寬恕的情形，依照《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仍然過重時，法院可以免除其刑至三分之一，並且施以相關處分例如保護管束加上勞動服務，或是安置輔導，要求少年接受感化教育。 雖然殺人罪最重可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但是依據《刑法》第63條規定，未滿18歲之人，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減輕其刑。」 也就是說，不管犯案手段多麼兇殘，行為時未滿18歲，就不得判處死刑及無期徒刑。 Photo Credit: 司法院 女同學可能因「教唆行為」成共犯嗎？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動手的男同學本來不在紛爭當中，而是被女同學找來幫忙「嗆聲」後犯下此罪行，一開始被傷者嗆的女同學，可能會成為「教唆犯」。 教唆指的是「惹起」他人的犯罪想法，也就是讓一個原本無意犯罪的人產生犯罪的想法。教唆行為指的是教唆他人犯罪的手段，基本上教唆行為的方式並無限制，明示的慫恿、挑釁，或是默示的手勢、點頭等均包含在內。教唆的內容須特定，簡單來說就是必須教唆他人去犯「特定」的罪。另外主觀上具備「教唆故意」和「教唆構成要件既遂故意」雙重故意。 舉例來說，女同學假如說出「殺了他」、「拿刀捅他」這類的話，且也懷有殺害被害者的意圖，才會構成教唆罪，假如他只是要求男同學「給他一點教訓」、「來幫忙嗆聲吵架」、「嚇嚇對方」，就不構成教唆行為。 在教唆他人犯罪的案件中，實際從事犯罪行為的人（也就是被教唆者）是正犯，而教唆他人犯罪的教唆者是「教唆犯」，客觀上教唆犯未親自犯罪，但仍透過教唆行為使一個原無犯罪意思的人去犯罪，仍創造出犯罪，再加上教唆犯具有主觀犯罪意思，因此有加以處罰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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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凶惡犯該不該用重刑？日本愛的法律、韓國刑責年齡、美國「超級掠奪者」的難題        作者：張鎮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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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凶惡犯該不該用重刑？日本愛的法律、韓國刑責年齡、美國「超級掠奪者」的難題        作者：張鎮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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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 新北國三生殺人案 ，讓台灣社會震驚於校園暴力的悲劇，更掀起一波針對少年犯罪，特別是殺人、強盜、妨害性自主、縱火等重大凶惡犯罪的嚴懲化。但對於青少年犯罪暴力化的擔憂，乃至於嚴刑峻法制裁少年犯罪的訴求，其實也在世界各國引發同樣的爭辯。

像是曾因數起重大少年凶殺事件震驚全國甚至亞洲的日本，至今仍在辯論《少年法》如何兼顧矯正少年與保護被害人的正義平衡；因為韓劇 《少年法庭》與 《黑暗榮耀》 而掀起社會爭論的韓國，正在為降低少年刑責年齡的修法而困擾；而曾一度為了壓制少年犯罪而祭出嚴刑峻法的美國，雖然至今仍持續會對少年犯判處終身監禁，但從中加劇的冤獄、種族歧視與矯正失敗問題，又為何造成得不償失的負面苦果？

1997年3月16日傍晚，國中一年級的山下幸太，剛結束棒球社的例行訓練，他一如往常地返回神戶市須磨區的家，期待著爸媽與10歲的妹妹山下彩花聚在飯桌前，等待幸太一起開飯。但離家門愈近，幸太就愈覺得心頭一緊──因為本該熱熱鬧鬧的家裡，竟然空無一人，大門上更夾著一張潦草的紙條，他認得那是媽媽的筆跡：

「妹妹受了重傷，爸爸媽媽現在正趕去醫院。」

20多年後，接受《神戶新聞》 專訪 的幸太，對於那天的畫面仍記憶猶新。他還記得自己急忙拜託鄰居帶自己趕赴醫院與爸媽會合。一路上，幸太更試著說服自己「外向的彩花應該又調皮了」，大不了就是摔傷手腳、或有傷口要縫合，身為哥哥自己之後一定要好好說她一頓。

但走入加護病房的幸太，看到的卻是妹妹遭到鐵鎚重擊、腫脹得難以辨識的臉。「我一看見彩花變成這樣，忍不住放聲大哭。」幸太一直禱告妹妹能甦醒康復，但10天之後，彩花仍不治身亡。

彩花的死，讓山下一家陷入極端痛苦，他們無法面對至親的逝世，更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狠心以此手段殺死只有10歲的小孩。但兩個月後，在附近的一個小學正門口，卻發現了另一名受害者、年僅11歲的國小男童土師淳的遺體。殘酷的犯案手法震驚全國，日本警方因此全力動員，並在一個月後逮捕年僅14歲的連續殺人犯「少年A」。

這起驚駭全球的少年殺人事件，在日本被稱為 「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造成2死1重傷的少年A，因為低於當時日本少年犯的刑事責任門檻，被移送少年感化院接受專門的精神治療，直到2005年獲釋重返社會。

但少年A案卻成為日本對應少年犯罪的分水嶺，除了促使日本大幅修改《少年法》，更從此激起日本社會對「少年犯嚴罰化」的不斷爭辯。

日本現代採用的《少年法》，是從1949年開始實行。當時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戰敗且社會殘破的日本，不僅糧食短缺、百廢待舉，因為戰爭而失親、失學、失業的兒童青少年，此時更因生存所逼而大量觸法，一度成為戰後日本難以面對與處理的社會問題。

於是，在 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指導下，戰後日本政府也引入了西方福利國的概念，並以保護優先主義制定了戰後的日本《少年法》，適用於未滿20歲的未成年人。相較於懲罰少年犯，《少年法》更著重於以矯正、教育、援助、保護等方式，保障並輔導未成年人的健全成長。《少年法》目的並非懲戒或隔離少年犯罪，而是期待「未成年者的人格可塑性」，希望透過感化教育，讓身心發育未完全、且尚無法對個人行為負起完全責任的犯罪少年，能夠早日修正自己的不當行為，最終回歸正常社會── 正也因此，戰後的日本《少年法》，一度被法界稱作「愛的法律」（愛の法律）。

然而《少年法》上路後，日本仍有很長一段時間受少年犯罪所苦，因為日本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在戰後復甦期出現了劇烈改變，少年犯罪的數量與比例，更在1980年代隨日本的經濟高峰而攀上犯罪巔峰。這種不安的攀升一直持續至1990年代，隨著日本社會人口結構的穩定，少年犯罪率才開始大幅下滑。直至20年後的今日， 日本少年犯罪數與犯罪人口率

日本法律的「少年」定義，為所有「未滿20歲以下者」。其中18～19歲為「特定少年」，除了擴大刑責範圍外，在重大案件中也不受《少年法》隱私保護、可被揭露身分資料；14～17歲為「犯罪少年」，可依涉案情節被追究部分刑責；13歲以下則為「觸法少年」，不追究刑責但可被送至少年院感化保護。

，一直維持在穩定減少的長期趨勢。

的人數而論， 事實上，從2003年之後，日本少年犯罪率與犯罪人數都一直處於穩定下降的趨勢。在發生少年A事件的1997年度共記錄有2,263起凶惡犯事件，但在2022年僅559起。 以2022年為例，少年刑事犯罪人口率每10萬人中只有193.3人 ，但2003年卻是每10萬人中1,552.9人；若以少年
少年刑事犯罪人口率的屢創新低，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治安的穩定，二方面也反映了社會各項政策對兒少支援的重要性。矛盾的是，在少年犯罪率大幅降低的同時，以少年A為開端的數起重大少年殺人事件，卻加劇了輿論要求日本政府修改《少年法》、嚴罰少年犯罪的社會壓力。
2000年以來，日本政府多次修改《少年法》，包括將刑事責任年齡從16歲下修至14歲，對於重大犯罪的刑事起訴範圍也多次擴大。儘管在這段期間，日本的少年犯罪率與重大殺人事件的數量持續下降，但根據日本政府2015年所做的 全國民調， 仍有78.6%以上的日本國民做出與現實狀況相反的理解陳述、認為「日本少年犯罪正比過往大幅增加」 。

日本輿論之所以認為「少年犯罪問題嚴重」、「少年犯罪凶暴化」的原因，與1990年末起以來，日本傳出的多起重大少年凶殺案有關。其中，像是1997年的少年A事件為代表，其手法之殘酷不僅引發新聞報導的高度關注。

「為人父母的我們，只想知道『為什麼我的孩子會被殺死？』」

在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中，死者土師淳的爸爸 土師守 ，就一直是推動《少年法》修法、並不斷呼籲日本政府更重視被害者權益的意見領袖。

在保護優先主義的概念下，無論是在刑事責任還是民事求償，《少年法》往往無法顧及被害者家屬所期待的「正義」。

「每當有重大刑案發生時，總會激起社會的焦慮情緒並要求司法予以嚴厲懲罰。但事實上，更嚴厲的懲罰制度，並不能有效預防青少年犯罪，」日本資深的少年法律師 多田元 解釋，《少年法》的核心是為了確保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因此負責案件的家事法庭，在審理少年案間時往往更注重的是當事少年的成長經歷與環境，並非單只考慮犯罪的結果。

多田元表示，在他處理兒少犯罪的數十年間，幾乎每一件重大少年刑事案件的加害者，都曾經遭遇家庭虐待或學校霸凌。以2023年日本法務省公布的年度《犯罪白皮書》為例，因案被送入少年院的收容少年裡，約有6成曾遭遇家庭暴力，近9成曾目睹親人長期遭到家庭暴力。多田元強調：「這些少年犯雖然是他們個別犯罪行為中的加害者，但在此之前他作為『受害者』的經歷，在《少年法》裡也不容忽視。」

「在透過檢討『犯罪為何發生』的原因和背景後，司法系統固然會給犯罪人合理的懲罰，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鼓勵少年正視自己的過錯、了解自己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傷害，最後再由大人們一起幫助他們彌補錯誤──這才是《少年法》的宗旨，」多田元表示。

但「少年犯罪被害當事者協會」的創辦人武瑠璃子，卻以個人經歷抱持質疑立場。1996年，武瑠璃子16歲的長男武孝和，在校慶活動裡，遭另一名他校的17歲學生殺死。事件之後，武瑠璃子遂聯合多名處境相同的被害者遺族，創立少年犯罪被害當事者協會，試圖為相關處境的家庭提供各種法律、心理輔導與政策建議等服務。

「過去20多年來，我們協會裡大概有35個家庭，因為少年犯罪而痛失親人，」武瑠璃子 表示 ，「在35個殺人案件裡，大約有160個少年犯的加害者──但在他們之中，卻從來沒有任何一人是發自內心、主動前來向遺族懺悔致歉。」

「我至今仍無法諒解的是，審理我兒子案件的家事法庭告訴我，『少年法庭的任務不是處理案件事實，而是思考犯錯少年未來該如何重拾生活的地方。』這句話讓我覺得：我死去兒子所失去的人生，難道就不重要嗎？」武瑠璃子說。

土師守與武瑠璃子等被害遺族倡議者皆認為，日本《少年法》過於著重對少年犯的保護，卻忽略了被害者的公平與正義。為了保護少年當事人隱私與未來的訴訟不公開性，時常排斥了被害者作為當事者的知情權。許多犯罪少年最後沒有履行民事賠償，甚至連犯罪者最後有沒有真正懺悔、感化得到什麼結果，被害家庭都無法知道，這讓被害家庭們感到似乎被法律盲點所犧牲，質疑司法制度只保障了少年犯的重生機會，卻把被害者與遺族們的終生痛苦留在了原地。

事實上，土師守所代表的角色，也反映了在少年犯更生過程裡，被害者的處境總是極為矛盾。土師守本人非常排斥與殺死自己兒子的少年A直接接觸，但另一方面卻又希望加害者必須對受害者展示懺悔與贖罪的態度。一來一往之間，要如何在兼顧《少年法》保護優先主義與避免被害者遭遇二度傷害之間達成平衡，亦成為日本的另一考驗。

像是2023年底，日本法務部就準備與多個被害者協會一同合作，再進一步擴大推行對少年院的 「被害人心情等傳達機制」 ──其基本做法，即是將犯罪被害人生前的故事、與其死後的遺族心情與遭遇，透過少年院的刑務官或法務教官，轉達給少年院裡的少年罪犯。藉由這樣理解與轉達的過程，一方面期待更深化對少年犯的感化教育，被害者協會也希望以此留下檢驗資料，確認在理解眾多被害者故事後，這些犯罪少年是否真的學到了足夠的反省與懺悔。

韓國：刑責降低1歲之爭，韓劇爆紅連動的觸法少年之辯

與日本類似的社會爭論，也同在鄰近的韓國發生，這一方面是因為幾部同期 紅遍全球的韓國影劇作品《少年法庭》與 《黑暗榮耀》 ，不約而同地以韓國過去幾年現實發生過的未成年暴力犯罪事件作為背景題材；二方面也是2022年底，韓國法務部提出修法計畫，欲將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從現行的14歲調降至13歲，此舉不僅涉嫌違反韓國所簽署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更進一步引爆韓國社會的倫理爭辯。

主張推動修法的韓國政府說法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韓國社會的青少年犯罪問題，出現了明顯的「低齡化」與「殘酷化」的跡象；但現行的韓國《少年法》自從1953年頒布迄今，都不曾有過重大修改，這也讓政府在打擊少年犯罪時，面臨許多「不符時代現實」的限制。

在韓國，少年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以14歲為界：14～19歲為「犯罪少年」（범죄소년），可依涉案情節判處刑事處罰；10～13歲則為「觸法少年」（촉법소년 ），不可追究刑事責任，只可送少年觀護所 ，最多接受感化教育2年。

但韓國法務部 表示，儘管受少子化影響，韓國兒童人口不斷減少，13歲以下的犯罪行為卻明顯增加。在2017年觸法少年的犯罪通報只有7,897件，但到了2021年卻爆增至12,502件，5年之間增幅高達58%；與此同時，13歲以下觸法少年的暴力犯罪率，也從2005年的2.3%，上升至2020年的4.86％ （註）

韓國法務部的「觸法少年暴力犯罪率」，並沒有公布原始資料，僅表示來源是檢察總長報告。其基本算法為：四大暴力（殺人、強盜、性侵、縱火）犯罪數／總犯罪通報數。

然而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反對意見書，卻指責法務部的暴力率數據「原始來源不完整」，因為韓國警察廳、韓國檢察廳、韓國大法院行政處的對於觸法少年的犯罪案件統計，出現數據不一致的現象。但對此，法務部則辯解，強調這是因為觸法少年無法追究刑責，導致機關之間通報在條存在漏洞，這也是《少年法》修法籲補破網的目的之一。

。為了有效遏止少年犯罪低齡化的歪風，並填補法律力有未逮的正義缺口，韓國法務部近期才準備修法向下擴大對少年犯的懲罰。

韓國的少年犯罪專家、現任法務部人權局局長承在玹（승재현）認為，在現行《少年法》的規定下，未滿14歲的少年被視為不具備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但近年來，韓國卻屢屢傳出13歲以下的重大社會案件，犯罪集團也特別鎖定少年為吸收對象。不少觸法少年的暴力案件裡，當事少年犯甚至會公開挑釁檢警，稱自己「是受法律保護的孩子，就算殺人也只需要進感化院兩年」，這些案件不斷重演挑起社會對於《少年法》的質疑，也讓面對少年犯罪數字不斷提升的韓國法務部極感壓力。

主張少年犯罪嚴罰化的承在玹強調，降低少年犯罪的刑責年齡，並不代表「少年犯罪與成人同罪」，而是要反映「新時代的社會現實」── 韓國每年的少年犯罪事件裡，約有四分之一的涉案者是13歲以下少年 ，再加上社會結構轉變，這都使修法變得迫切。

「70年前《少年法》頒布時的13歲少年樣態，和如今韓國社會的13歲少年樣態，能夠相提並論嗎？」

承在玹 強調 ，所有的法律都是基於社會共識的結果，在《少年法》頒布的1953年，韓國社會幾乎沒有13歲以下的殺人犯、性侵的凶惡犯罪，但如今少年犯罪不僅變得更聰明、更強壯、更暴力，少年凶惡犯更是定期登上社會頭條的駭人問題。

以兒童發育差別為例，韓國法務部指出，2019年首爾地區13歲少年的標準體型為167.8公分、60.9公斤，這比1975年的同齡少年身材高17公分、重20.6公斤。這些體型差異都讓少年犯罪的暴力程度與殺傷力，遠比過去更為嚴重且難以忽視。

然而韓國法務部的修法建議，卻接連遭到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與 的公開反對──其中， 國家人權委員會 就質疑法務部的修法依據存在「數據偏頗」，因為在2017年～2021年間，韓國觸法少年犯罪通報數量雖有增加，但其中案件數量上升最明顯的年分，卻都集中在COVID-19疫情開始之後、韓國社會與經濟變化最為極端的幾年間。

除此之外，13歲以下犯罪的暴力案件雖提升，但罪行大多增加在竊盜案，暴力犯行最重的四大犯罪──殺人、強盜、性侵、縱火──的同期數量，仍維持在每年400～450件之間；其中，罪行最重大的殺人事件，2017～2021年間有9名13歲以下的觸法少年因 被送至感化教育；換言之，儘管14歲以下犯罪案量有所增加，但仍無法有效證明韓國的少年犯罪正大幅走向低齡化、殘酷化的控訴現象。

《少年法庭》藍本的法官：下修刑責年齡，不如延長少年保護的期限

承在玹強調，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門檻，只是給司法單位一項「懲戒／隔離少年凶惡犯」的有力工具，並不代表所有13歲少年犯都會被刑事起訴，亦不會改變《少年法》以保護兒童青少年、輔導感化教育為主的核心宗旨。

然而曾長期擔任少年法官、個人故事更成為影集《少年法庭》設定藍本的「少年犯教父」千宗湖（천종호），卻對於《少年法》調降刑責年齡抱持高度質疑。千宗湖並不否認少年犯罪的凶惡化或犯罪嚴重性，但他認為目前的修法方向只是治標不治本：

「刑責年齡調降至13歲後，我們一樣得面臨12歲殺人、11歲性侵的下一層問題。」

千宗湖 認為 ，在兒少犯罪的處置中，政府應該優先投入於矯正與感化教育，因為韓國目前的少年犯再犯率超過30%，許多少年犯被送入保護管束沒多久，就被送回充滿問題的原生家庭，繼續遭遇貧窮、虐待。如果輔導與社福資源無法有效與即時的從中介入，犯罪少年永遠無法擺脫惡性循環。

除此之外，降低刑責門檻雖然擴大懲罰了少年凶惡犯，但韓國目前全國只有一座少年監獄，在缺少年齡區隔、感化教育分級的狀態下，這也將加劇少年矯正單位的壓力，反而讓少年監獄成為下一代犯罪集團的黑幫養成所。

千宗湖建議，作為替代方案， 韓國法務部應該考慮延長少年保護的期限：

「例如13歲以下若犯下殺人罪，就將留在少年矯正學校直到成年，這或許可以作為處理少年暴力的替代方案。」
他強調，少年犯的道德觀念、責任感與對未來的人生展望都還處於探索中的浮動期，許多對於成年人具有嚇阻力的嚴刑峻法，大多無法對他們起到有效的嚇阻作用。然而感化教育作為補救措施，卻可能因為一個少年的假釋官真心關懷、幾頓餐點的溫飽，而從此改變一個歧途少年未來數十載的人生，因此哪一個方式需要更多的投資與政治支持，也就不言而喻。
「如果修法降低刑責年齡，但遏止少年犯罪的成果卻不到公眾的期待，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要進一步懲罰12歲少年、10歲少年、甚至7歲少年？」千宗湖說：

「到最後，我們只會把少年更生的大門愈修愈窄，與《少年法》挽救下一代的宗旨背道而馳。」

美國：兒童犯法與大人同罪？「超級掠奪者」迷思骨牌效應

在韓國的少年犯嚴罰化爭辯裡，另一個極端爭議的國家案例，也不斷成為媒體比較、甚至提醒討論的案例：美國與他們的「超級掠奪者」（Superpredators）迷思。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個簽署、但卻拒絕履行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在2005年以前，美國都還會判處少年犯死刑，至今也是唯一仍准許判處 18歲以下少年犯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Juvenile Life Without Parole） 的法治國家。

美國的少年犯罪問題，最早始於19世紀末期，由於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經濟快速發展，城市裡大增的兒童人口與貧窮問題，讓美國開始重視少年犯罪與矯正教育──例如前述的日本戰後《少年法》，發展初期也曾相當借重美國的司法經驗。

但隨著都市經濟與犯罪型態的轉變，自1980年代開始毒品與槍械問題，開始讓美國的暴力數量大增，少年案件的數量也因此暴漲。在此期間，美國各地為了壓制犯罪與維護社會秩序，對於少年犯罪的處置態度，也從更生目標（rehabilitative）轉向應報目標（retributive），執法手段與刑度也更為嚴厲。

然而真正的關鍵轉折卻出現在1995年，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迪尤里奧（John DiIulio）向美國社會發表了一篇極為驚悚且令人恐懼的警世報告，他以人口結構、犯罪趨勢組建起一爭議模型，強調美國社會即將被「少年犯罪的禍害所淹沒」，並預計在15年內，美國的少年犯罪率將暴增2倍，暴力與殘酷的失序浪潮將顛覆美國社會的穩定。

迪尤里奧教授分析認為，在眾多少年罪犯中，有6%屬於「無父、無神、無業」的極端暴力分子，他們視人命如草芥、且與50%少年犯罪有關──而這關鍵的6%，也被迪尤里奧稱最為「超級掠奪者」，若不加以取締、制裁與隔離，這群超級掠奪者將趁著社會結構改變與城市化的趨勢，讓21世紀的美國成為暴力犯天堂。

「超級掠奪者」很快地成為全美關注的聳動名詞，無論是新聞理論、政壇焦點，都開始放大對少年犯罪蔓延的恐懼，就連形象偏向自由派的希拉蕊（Hilary Clinton），當時亦曾大肆 宣傳這一說法 ，「這些人不再只是孩子，他們已經變成沒有良心、泯滅人性的『超級掠奪者』，我們可以慢慢研究他們為何變成這樣，但首先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大力執法讓他們聽話。」

在超級掠奪者恐懼的加持下，美國各州不僅開始加強針對青少年的執法行動，各種量刑、判決也都開始走向最嚴厲懲戒，甚至讓將少年暴力犯視為成人罪犯，直接送入成人監獄。於是，超級掠奪者的控訴，降低了少年犯被刑事起訴的門檻，並讓數十萬少年陷入了沒有更生回頭路的重刑困境。
但事實上，由於經濟狀況的改善與毒品犯罪的緩和，美國的青少年犯罪率從1995年──也就迪尤里奧發明「超級掠奪者」一詞的同時──就已經開始穩定下降，而社會感知與數據出現落差，是因為美國槍枝管制的鬆綁，讓犯罪殺傷率與致死率變得比起以往更高。
儘管多年過後，迪尤里奧早已承認自己當年的推論失準，並對於「超級掠奪者」一詞被炒作誤用感到懊悔。 但超級掠奪者的迷思，也造成美國司法一連串悲劇式的骨牌效應。因為在社會強硬要求重懲少年犯的同時，不僅造成大量的冤案或過重判決，許多假釋案件與緩刑案案件也出自於輿論對於超級掠奪者的恐懼，而被不合理地駁回。
更嚴重的是，超級掠奪者將少年犯罪貼上了不可理喻、無法教化「非人化的標籤」，這轉移了大眾對於少年犯罪結構因素的同理心，從而打擊了社會對於少年更生、輔導教育的支持與信心。除此之外，超級掠奪者理論也加劇了美國檢警對於有色族裔──特別是黑人的差別歧視──包括量刑較重、被捕率更高等，最終結果亦加深了美國種族衝突與社會階級的嫌隙。
如今，超級掠奪者理論已被美國法界視作為重大錯誤，因為它嚴重干擾了美國社會對於少年犯罪的包容態度，進而讓觸法少年更難有浪子回頭、以及選擇第二人生的機會。

而當這群從青少年時期，就已確定自己被整個社會放棄，未來漫長數十年的人生，也都只會愈走愈窄，最後成為無所期待、無所失去，因而對於殘酷暴行不再有所猶豫的「無敵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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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凶惡犯該不該用重刑？日本愛的法律、韓國刑責年齡、美國「超級掠奪者」的難題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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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變遷，未成年犯罪是否低齡化、殘酷化？是否要加重刑責？如影集《少年法庭》與《黑暗榮耀》所示，台灣周遭的韓國、日本現實上同樣面臨巨大的社會討論和反省。而多年前為了壓制少年犯罪而祭出嚴刑峻法的美國，如今又有何苦果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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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頸案引眾怒 律師吳炳輝：未成年加害人感化後應再入獄 作者：張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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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頸案引眾怒 律師吳炳輝：未成年加害人感化後應再入獄 作者：張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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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頸案引眾怒 律師吳炳輝：未成年加害人感化後應再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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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國三生持刀攻擊同學頸部致死案引發眾怒，無黨籍雲林海線立委侯選人吳炳輝30日以律師角度分析，未成年者犯5年以上重罪即適用刑法，即使此案以《少年事件處理法》進行感化教育，待成年後應要再送監獄服刑，另外也可考慮公布未成年者法定代理人，才能發揮遏阻作用，避免憾事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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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為何不得被判處死刑？ 作者：陽昇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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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為何不得被判處死刑？ 作者：陽昇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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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熱播台劇八尺門的辯護人，劇情涉及許多社會及法律議題，其中一主角阿布因殺害船長一家三口，遭判死刑三審定讞，在阿布即將行刑前，才赫然發現其行為時未滿18歲。問題來了，假設今天有個未成年人犯了社會矚目的重大刑案（例如：殺人案件），可以判處死刑嗎？顯然，大家都知道不行，然而理由何在呢？

依據刑法第63條規定:「未滿十八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減輕其刑。」也就是說，不管今天行為人的犯案手段多麼兇殘及泯滅人性，只要行為人於行為時未滿18歲，就不得判處死刑及無期徒刑，且為「必減刑」。這是出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5條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7條等規定的精神，對未滿十八歲人之犯罪行為，不得判處死刑或無釋放可能之無期徒刑。前開兩個國際公約都有超過一百多個會員國簽署，足見國際主流對於未成年人不得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是穩定的共識。

我國刑法對於犯罪行為人有無責任能力，年齡係相當重要之依據，因為刑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嚇阻犯罪，倘若未成年的行為人根本無法或難以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不法，那處罰這些未成年人也就失去刑罰的目的了。職此之由，刑法第63條才做出修法，刪去第2項不合時宜的規定：「未滿十八歲人犯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項之罪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然而，也正是基於此等原因，許多犯罪組織會利用未滿18歲之青少年犯罪，因為不管這些青少年犯了多嚴重的案件，都不會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

附帶一提，未成年人有犯罪之非行（按：就是做了犯法的事），在進入司法程序時，仍未成年者，通常會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來處理，不會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來進行犯罪責任成立及範圍之追究，目的就是為了保障少年身心的健全發展（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條參照）。故而，就我國少年刑事案件或少年保護事件而言，其目的通常是教育、感化少年多過於懲罰、拘禁少年。

末以，筆者認為雖然目前仍以年齡作為承擔刑事責任能力認定之標準，但隨著社會的進步及資訊流通，形式上的未成年人有實質上越發早熟的跡象，是否不應該以年齡作為否決死刑的唯一標準，刑法第63條第2項是否不合時宜，非無進一步探求考量的餘地。

🎵貼心小提醒：法律條文會修正，司法實務會變更見解，每個人的案件事實也不相同，因此本文僅供參考，建議民眾對於任何法律問題作出決策以前，先向律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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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為何不得被判處死刑？ - 陽昇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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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刑法第63條規定:「未滿十八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減輕其刑。」也就是說，不管今天行為人的犯案手段多麼兇殘及泯滅人性，只要行為人於行為時未滿18歲，就不得判處死刑及無期徒刑，且為「必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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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6日，美國密西根州奧克蘭縣法院，對3年前造成4死7重傷的 牛津高中大規模槍擊事件（Oxford High School shooting） 作出備受爭議的重大刑事判決──在陪審團的一致決議下，牛津高中槍擊案15歲槍手的母親珍妮佛．克倫布里（Jennifer Crumbley），因嚴重忽略兒子犯罪計畫，遭判4項「過失致人於死」（Manslaughter）有罪，最重將面臨60年有期徒刑。

珍妮佛的有罪判決，是美國司法史上，第一次對校園槍擊事件中「未成年兇手的父母」，追究刑事責任並判以重罪。支持意見認為，被告不僅疏於照顧，在明知兒子精神狀況不穩、有傷害風險時仍為他購買手槍，案發前更涉嫌對學校隱瞞其子持槍資訊，所以對悲劇結果有絕對責任；質疑者則擔心，本案「養不教，父／母之過」的刑罰邏輯，不僅對掙扎於各方壓力的弱勢家長不公平，也恐對美國社會帶來令人不安的連鎖效應。

【更新】牛津高中槍擊案槍手的父親──同樣被控4條過失致人於死罪的詹姆斯．克倫布里（James Crumbley）──3月14日也被陪審團判處「全數有罪」。這也讓克倫布里夫婦成為美國司法史上，第一次在校園槍擊事件成功定罪兇手家長重罪刑責的案例。

2021年11月30日，美國密西根州奧克蘭縣正飄著隆冬的細雪，不久後即將迎來耶誕新年假期的牛津高中，全校1,800多名師生正在加緊上課，希望在期末考之前趕上授課進度。但高中二年級的伊森．克倫布里（Ethan Crumbley）卻心神不寧。

一早的幾何學隨堂測驗上，伊森不僅一題未解，題目卷更畫滿無關塗鴉，這讓授課老師皺緊了眉頭，但他定睛一看卻毛骨悚然──因為伊森在試卷上畫了一把手槍、一顆子彈、一個身上滿是彈孔倒在血泊中的人像，以及散亂的幾句文字：

「世界已死」、「血流成河」、「我的人生一無是處」、「誰來救我！那些『想法』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該名老師連忙通報輔導室，除了將伊森與其他同學暫時隔離外，輔導老師更緊急要求伊森的雙親媽媽珍妮佛（當時43歲）與爸爸詹姆斯（當時45歲）到校處理。輔導老師藉由評估程序，判斷這名15歲少年具有明顯自殺傾向，但伊森告訴老師：自己最近幾個月因為感染COVID-19與親人逝世而低落沮喪，他不斷強調自己只是隨手抒發情緒，保證沒有其他意圖。

10點30分左右，克倫布里夫婦終於趕到學校。根據輔導老師的說法，伊森的父親在會談時大多保持沉默，但母親卻「非常強勢與頑固，並展現極強的防禦情緒」。珍妮佛不認為自己的兒子有自殺傾向， 當校方建議克倫布里夫婦「應立即帶伊森就醫，尋求專業協助」時，她更是一口回絕，強調「我必須馬上回到辦公室」、「我們今天沒空，不可能帶兒子看病」。

這場緊急親師會，僅15分鐘就草草結束。輔導老師無可奈何地帶著伊森返回了教室，克倫布里夫婦亦匆匆離去。然而兩人離去之前， 卻沒有向校方透露伊森在槍彈塗鴉之外的關鍵資訊──過去幾個月，15歲的伊森一直苦於嚴重的幻覺與幻聽問題。在緊急親師會4天前，詹姆斯才替兒子買了一把SIG Sauer半自動手槍當作伊森的耶誕禮物。事發3天前，珍妮佛也帶著兒子一起到靶場「練槍」，用這把新到手的禮物打了100多發子彈。事發前日，老師在課堂上發現，伊森正用手機搜尋「如何購買子彈」的資訊，但收到校方通報的珍妮佛，事後卻發給兒子一封簡訊：「哈哈，我沒有生氣，但你得學會下次耍壞不會被逮到。」

事實上，這把SIG Sauer手槍當時正在伊森的書包裡， 但家長沒有告知校方伊森近期的持槍經歷，輔導老師也沒有搜查伊森的隨身物品。

兩個小時後的午休時間，伊森帶著背包走入廁所，12點51分帶著上膛的武器走入校舍，對著正結束午休的上百名同學開槍，短短4分鐘的掃射， 伊森殺死了4名同學，重傷了7名師生 。他冷靜地打光了32發子彈，接著回到廁所，並在警察到場包圍時，相當配合地棄械投降。

束手就擒的伊森，儘管犯案時年僅15歲，但因為本案不僅造成多名未成年者死亡、又是針對學校的 ，因此奧克蘭縣檢方也以多項一級謀殺、恐怖主義罪，向這名少年槍手求處重刑。最終，伊森本人對檢方所有指控「全數認罪」。因犯罪情節重大，他在2023年12月被判以 大規模槍擊事件

大規模槍擊事件（Mass shooting）在美國的基本定義為：單一事件出現4名以上槍擊被害人。

美國對少年刑事犯的最嚴厲刑期：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然而在伊森確定將在監獄裡度過餘生之餘，牛津高中槍擊案卻因負責檢察官麥可唐納（Karen McDonald）的另一項決定，而激起美國社會直至2024年的高度爭議與關注：除了槍手本人被求處重刑，伊森的父母珍妮佛與詹姆斯也被警方逮捕，並被檢方以過失致人於死罪（Manslaughter）起訴── 在頻傳校園重大槍擊案的美國，這是史上第一次「未成年槍手的父母」被追究刑事責任。

一個疫情下的「尋常美國家庭」──克倫布里家怎麼了？

事發的牛津鎮，位於美國汽車工業大城 底特律 北郊48公里，是一個人口不到3,500人的尋常小鎮，但鎮上的牛津高中卻有1,800多名學生，是臨近城鎮的教育與社交核心。根據居民的說法，牛津鎮人以友善熱情聞名，居民之間彼此關係非常密切，每逢高中球賽、校慶，都是鎮民們積極參與的社區盛事，「但克倫布里一家三口卻很少與鎮上鄰居有所互動。」

克倫布里一家以現年46歲的母親珍妮佛為「一家之主」，她是密西根州本地人，從小就在奧克蘭縣長大，對牛津鎮一帶很熟悉。2005年，珍妮佛與長她兩歲、此前曾有過一段婚姻與兩個孩子的佛羅里達男子詹姆斯．克倫布里結婚，隔年兩人就生下了獨生子伊森，並在2011年回到密西根、此後一家人就定居在牛津鎮，並由在房地產仲介公司任職的珍妮佛肩負全家經濟。

根據起訴檢察官麥克唐納的法庭描述，克倫布里家的經濟狀況中等，但夫妻感情並不融洽，常為了家庭支出而嚴重爭吵；兩人與鄰里互動也非常冷漠，鄰居曾數次投訴克倫布里一家因寵物便溺與疏於整理家務所導致的髒亂惡臭。但除此之外，鄰居對於日後鑄下大錯的伊森，大多抱持著「害羞、內向、很少說話但禮貌友善」的正面印象。

2020年春天，COVID-19疫情蔓延美國全境，克倫布里家的平淡生活遭遇劇烈衝擊。牛津高中因防疫政策而大規模停課，但在遠距教學模式之下，剛升上高一的伊森卻出現相當嚴重的適應問題；同一時間，原本擔任電話推銷員的詹姆斯，也因疫情失業轉任外送員，一家三口的經濟狀況陷入窘迫，夫妻倆的爭吵也愈來愈兇。

在疫情期間，克倫布里夫婦的婚姻瀕臨崩潰，珍妮佛有婚外情，回到家裡時則會當著兒子的面直接與詹姆斯對罵、爭執離婚與不忠問題。於是，珍妮佛在家中的時間愈來愈少，除了工作以外，她更相當熱衷於自己喜愛的馬術活動；但同時，長期被孤立在家中且不斷承受父母負面情緒的伊森，卻開始精神不穩定的初期症狀。根據檢方搜集的通聯資料與伊森的日記，伊森大概在2021年初出現幻聽與幻視的症狀，他開始對獨處出現很強的不安全感，並不斷向母親抱怨「家裡有鬼」、「自己被惡魔騷擾」的問題。

在簡訊紀錄中，伊森開始和母親哭訴「自己不斷聽見惡魔的聲音」或「被惡鬼糾纏」， 他很明顯意識到自己可能出現精神問題或罹患疾病，多次請求父母「拜託帶我去看醫生」、「我需要心理諮商師幫我」，但對於兒子的求救信號，克倫布里夫婦始終不當一回事。

珍妮佛多次向同事抱怨「我家兒子很怪」，但每當伊森出現症狀時，夫妻倆卻只會餵食伊森安眠藥與鎮靜劑，甚至當面嘲弄兒子的幻覺問題，認為這只是青春期男孩電動遊戲打太多的結果。但事實上，隨著幻覺症狀的惡化，伊森也出現了嚴重失眠、情緒沮喪、甚至尋求極端暴力的感官刺激等症狀。在日記與手機影片裡，伊森開始記錄虐殺小動物、在家中存放動物屍體的暴力行為，並稱這種行為是「自己精神屈服於惡魔唆使」的結果。2021年夏天以後，伊森更在日記本中多次寫下「攻擊學校」、「殺死所有人」的字句，並開始草擬校園掃射計畫。

「我必須殺人，在學校裡殺人。」槍擊事件之後，警察在克倫布里家中，找到了伊森在案發前幾日數百次瀏覽校園槍擊事件目擊影片與犯案手法的網頁瀏覽紀錄、幾份從數個月前就開始規劃的「掃射計畫日記」，以及一部錄製於案發前一夜的自白影片。

「我第一個要殺死的受害目標，必須是一個美麗的女學生，一定要是那種外貌亮眼、一眼就是擁有美好未來的女孩，這樣才能讓她們與我一樣在地獄受苦。」 日記裡，伊森一方面極為縝密的擬定犯罪計畫，包括： 如何在感恩節後、耶誕節前，以預支禮物的理由，說服父親代替未成年的自己購買槍械彈藥 ；犯案時間必須選在學生都在走廊活動的時候，才能達到最強殺傷率；槍擊受害者必須有美麗的女孩以誇大新聞衝擊，因此埋伏在洗手間前是機會最大的攻擊方式；打完子彈後，自己不準備抵抗而會靜靜地向趕來的警察投降，因為他知道活著的槍手將帶來更多的仇恨與恐懼。

但同一本日記裡，伊森的其他字句又顯現出截然不同的另一種信號：

「很痛苦，誰快來阻止我！我沒有辦法阻止腦中那個一直描繪邪惡想法的聲音！」
根據法庭的精神鑑定紀錄，直到11月30日，伊森的父母被喚來學校接受緊急面談的那個上午，伊森都一直期待有人能發現的狀況、或者搜出他書包裡那把裝滿子彈的半自動手槍，然而這些直接或間接的求救訊號，從未被同在一個屋簷下的父母所接住；克倫布里夫婦更因此成為美國司法史上，首度因為兒子犯下大規模槍擊事件而面臨刑事重罪的家長。
校園槍手家長的刑責？美國檢方首度起訴父母過失有罪的理由

「為人父母的被告，那怕只要多一丁點對兒子的付出，就能阻止整起悲劇的發生。」在審判過程裡，負責本案的檢察官麥可唐納多次強調自己對於這起校園槍擊案的 憤怒 ：「我很憤怒，我也必須感到憤怒──以身為5個孩子的母親的立場，以檢察官的立場，以奧克蘭縣縣民的立場，我對於這場悲劇的發生，心中著實充滿憤怒。」
在牛津高中槍擊案之前，美國司法系統從未以「過失致人於死」之重罪追究未成年槍手的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的刑事責任；絕大多數的狀況，僅由被害者向加害人家長或相關疏失者提起民事求償。
但本回檢方綜觀犯罪證據後，卻認定克倫布里夫婦對於牛津高中槍擊案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且極為嚴重的刑事責任，主要依據包括：

1. 身為家長，克倫布里夫婦並沒有善盡教養職責、提供必要的醫療協助，並刻意忽略兒子伊森多次發出的求助信號，最終導致槍擊事件發生，致使4名無辜學生死亡。

2. 伊森使用的作案槍械，是由詹姆斯購買並登記名下，在已知證據中，珍妮佛更是最後持有該把手槍的成年人，但兩名家長都沒有妥善保管槍械彈藥，使不符使用資格的未成年者輕易取得並行凶殺人。

3. 案發前日與當天，校方曾兩次主動通知伊森出現槍械相關的高風險行為（搜尋購買子彈資訊、作業紙上的校園槍擊塗鴉），但家長拒絕送醫建議，也沒有主動向校方提及伊森一週內的購槍、打靶等槍械經驗。

4. 槍案發生當下，收到事件警報的克倫布里夫婦並沒有主動趕赴學校或確認兒子安危，珍妮佛先是傳了一封簡訊呼籲兒子「不要做傻事」，詹姆斯則第一時間趕回家中確認送給伊森的手槍是否還在。兩人直覺反應顯示：克倫布里夫婦此前就已認識到兒子有傷害他人的風險，但包括該日上午的家長到校，兩人卻從未通報或警告校方。

5. 槍擊案後，克倫布里夫婦出現畏罪潛逃之行為，包括將兒子銀行帳戶提領一空、無故刪除家庭通聯紀錄與往來簡訊、購買多部拋棄式手機卻拒接警方到案通知並失聯、無預警搬離牛津鎮住家並透過親友在底特律租屋躲避。

檢察官認為，珍妮佛的過失致人於死罪責，主要在於她已意識到伊森已對校園安全造成潛在風險，卻沒有履行家長監護職責、防止兒子殺傷他人的法律義務。再者，11月30日槍擊案之前，珍妮佛曾在11月27日陪著兒子，攜帶作案用的那把SIG Sauer手槍前往附近靶場實彈射擊──這是該把手槍在作案之前的最後一次使用紀錄，但作為該槍「最後一名合法成年使用者」的珍妮佛， 卻無法證明自己善盡槍械保管之義務

法庭上，珍妮佛為自己辯解聲稱「家中的槍枝都由丈夫詹姆斯保管」，自己並不擅長使用槍械，並主張27日打靶之後，最後處理手槍保管者，不是自己而是詹姆斯。

；因此當這把槍隨後被伊森拿走、在校殺死4人時，珍妮佛對於槍械管理不當的「嚴重疏忽」即符合過失致人於死的刑事定義。

在法庭攻防中，檢方出示的一份證據──伊森在犯案前幾個月的 日記章節 ──也成為檢方主張克倫布里夫婦必須為本案負起刑責的背景側寫。

「今天早上，我在我媽媽的淒厲咆哮中驚醒，她憤怒地咒罵著為什麼我們家中一毛錢都不剩、一家人被帳單債務追著走投無路的事情，這些負面感情只加深了我殺光所有人、掃射學校、或搞些什麼大事出氣的動機。」在日記裡，伊森記錄著雙親總是當著他的面爭執收入、債務、婚外情與離婚問題，但從來就沒有認真看待自己不斷提出的身心問題，父母各過各的生活，家裡後來時不時斷糧、自己三餐不一定都有著落，貌合神離的父母也不理睬，「我的身體裡不再存有任何快樂、樂觀或希望，我覺得我的存在只是對我爸媽的累贅而已。」

「只要一通電話，或許就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我感到邪惡已經完全占據了我的內心，我曾經以此為樂，但現在的我不想繼續墮落、邪惡下去。」在另一頁日記裡，行凶前的伊森如此寫道：

「我需要幫助，但我的爸媽聽不見我的求救信號，怎麼喊都沒人幫我，我只能任憑我的心陷入無限循環的痛苦與悲傷裡。」

辯方：悲劇疏失非一人責任，為何猛打「不完美的母親」

檢察官麥可唐納的刑事究責，雖然對珍妮佛與詹姆斯各自提出4條過失致人於死罪的起訴， 但為什麼首先面對審判的責任人是母親珍妮佛，而不是替兒子購買犯案手槍、最後到校面談同樣出現在輔導室的 父親詹姆斯

同樣面對4項過失致人於死罪的詹姆斯，審判將於2024年3月開始，相較於2月受審並由陪審團定罪的珍妮佛晚一個月。

呢？

檢方表示，這是因為珍妮佛在槍擊案事件的責任比例更高──像是學校發出的學生行為異常通知，都以珍妮佛為主要聯絡人；伊森此前主動尋求精神治療的家庭對話，也以母親為主；再加上珍妮佛是保管伊森作案用手槍的最後一個成年持有者，其未能證明履行槍械保管義務，也未在犯案當天對輔導老師提及伊森用槍經歷的責任，都讓珍妮佛在本案重負有更明顯與嚴重的過失刑責。

但珍妮佛的辯護律師史密斯（Shannon Smith）卻認為，奧克蘭縣檢方針對珍妮佛的刑訴策略，意圖將珍妮佛抹黑成「一個失格到無可救藥的不適任母親」，例如在審訊過程中，檢方不斷主張「當兒子精神接近崩潰而向父母求救時，身為人母的被告寧可在牧場騎馬、或與情夫約會婚外情，卻不曾積極回應兒子的求助信號」，但這些個人感情資訊並無關判斷珍妮佛對於伊森的關心與照顧，僅是檢方在陪審團面前刻意暗示的道德貶低。辯方主張，珍妮佛與伊森的母子互動一直很密切，在經濟重擔、工作繁忙與夫妻感情疏離之間，就算珍妮佛不是符合完美形象的典型好媽媽，也已是盡其所能、希望看護兒子平安長大的普通母親。

資深記者麗莎．米勒（Lisa Miller）在《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的 特約專欄 裡，也記錄了她對克倫布里家悲劇的深刻調查。米勒寫道，儘管珍妮佛那愛占人便宜的個性，在牛津鎮民眼裡顯得有些尖酸而不討喜，但她並沒有虐待或刻意傷害伊森的紀錄，一家人也曾經和樂融融，和一般美國中產家庭一樣喜歡露營、划船、每週定期在社區中心打打紙牌遊戲。然而在COVID-19疫情期間，克倫布里家的生活卻因收入減半、生活隔離與親人驟逝，遭遇了令人難以反應的沉重壓力。

以無視伊森的求救、要求父母帶他去看精神科醫師的「嚴重過失」為例，珍妮佛之所以沒有積極回應伊森的就診訴求， 一方面可能受美國鄉村傳統的「硬漢價值觀」影響，讓珍妮佛認為伊森的問題只是青春期男孩的暫時狀況，只要時間與運動就能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則可能與現實的醫療資源分配有關 ──因為當伊森出現幻覺狀況的同時，身為人父的詹姆斯已經失業許久，全家經濟只能仰賴珍妮佛的房仲薪水，克倫布里一家三口常常入不敷出，除了珍妮佛有公司代為負擔保費，詹姆斯與伊森的健保都有問題。

除了家中經濟對於醫療費用的疑慮，地方政府對於精神醫療的態度也有影響。以密西根州為例，從1990年代開始，州政府就以財政撙節為由，大幅刪減對精神醫療的資源投資，超過75%的公費精神科診所因此關閉，而剩下的單位則得面對疫情期間超量掛號、門診甚至得排隊長達半年以上的失控需求；就連最後約談克倫布里夫婦到校的牛津高中輔導室，全校1,800多名學生也只配有4名專業輔導員，他們光是消化學生狀況就已經精疲力竭，在疫情期間這些輔導員更時常得臨時代課、硬著頭皮填補老師染疫無法授課的師資空缺。 因此「看醫生」或尋求「專業醫療」這件事，對於克倫布里一家而言，並非一個簡單反射就能馬上行動的容易決定。

史密斯不斷強調，直到槍擊事件發生的當下，伊森在家裡、或在學校，都不曾出現明顯的暴力傾向。儘管伊森在犯案之前，曾殘酷地虐殺小動物，但這些經歷並沒有被家人與師長發現；在槍擊事件發生兩小時前的輔導室約談，值班輔導員的判斷也只認為「伊森有自殺／自殘傾向」，校方同樣沒有意識到伊森的課堂塗鴉，竟是暗示要槍殺同學的預告。

同時，校方當天之所以沒有搜查伊森藏有手槍的書包、或堅持家長應馬上將伊森帶回家中的原因，也是因為伊森過去並不曾違反校規，因此就風險評估與紀律程序上，才沒有立即停學的處置聯想── 換句話說，沒發現伊森不對勁、或預見他可能下大錯的責任人，並不只有身為媽媽的珍妮佛一人。

史密斯主張，珍妮佛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母親，但在與伊森15年的教養歷程裡，她已經盡自己最大努力希望讓兒子平安長大。史密斯強調，每一個母親的反射動作一定都是保護孩子：

「被告遠非完美的模範母親，但在養兒育女的路上，我們之中又有誰能保證完美、正確、絕對不會犯錯呢？」

不過被告的辯詞論述，最終仍無法讓陪審團共情。在2024年2月6日的一審判決中，12名陪審員最終一致認定：珍妮佛被控的4項過失致人於死「全部有罪」，全案量刑將於4月9日公布。根據密西根州刑法，過失致人於死罪最高可判處15年徒刑，檢方有權判斷珍妮佛身背的4項有罪是否同時執行，但仍可能一罪一罰疊加刑期、讓被告面臨最高60年徒刑。

美國第一次有家長因孩子犯下的大規模校園槍擊案而被判有罪的結果，馬上引爆各方輿論的關注與爭辯，其中最大也最受媒體討論的話題，即是 本案對美國槍枝管理政策的潛在影響 。

根據 美國中學以下校園槍擊資料庫（K-12 School Shooting Database）統計，美國校園槍擊事件在COVID-19之後出現大幅惡化的趨勢。 以2023年為例，全美年度共發生346起校園槍擊事件，至少造成71人死亡；與2020年相比，槍擊事件數量暴增將近3倍，死者數量也增為2.3倍。

儘管校園槍擊案與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暴增，不斷刺激進步派提出「收緊槍械管制」的訴求，但該議題涉及美國傳統的持槍權爭議，除了被保守派視為聖牛的 憲法第二修正案 外，槍枝利益團體與持續惡化的治安狀況，也都讓槍枝管制的辯論長期陷入無解的政治僵局。因此，本回檢方成功起訴並定罪珍妮佛．克倫布利一案，也讓全美限槍團體頗為振奮，甚至認為本案有可能成為「美國槍械管制問題」另一種突破解方。

「刑事定罪槍手父母的判決，可能會造成比大家想像更大的影響，」支持槍械管制的NGO「全鄉鎮支持槍枝安全」（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的副主席蘇普利納（Nick Suplina）對《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表示 ：

「判決對社會示警的概念非常簡單：管好你的槍械，只要鎖好你的槍，就能避免更多孩子無端喪命。」

法界支持意見亦主張，當重大槍枝管制法案不斷在國會卡關之際，透過對家長責任的刑事起訴，或許能進一步警告並推動一般家庭認真對待個人槍枝安全程序── 其目的並非是以嚴刑峻法嚇阻每一個持槍者，而是藉由刑罰案例讓「對保管槍械的不慎重即是重罪」的概念成為價值意識，藉此約束一般不要心存僥倖，進而達成提高社會用槍安全素養的目的。

然而質疑意見卻認為，牛津槍擊案的起訴過程仍存在著尚未得到答案的矛盾與爭議，其中之一即是：兇手本身雖是未成年者，但15歲的他已具備一定的責任能力，而檢方在對15歲的伊森提起刑事起訴時，主張他的犯行重大、作案計畫詳細足以證明其神智清晰，儘管兇手雖然年僅15歲，但其犯罪手法之殘酷已明顯超乎社會對於未成年者程度，因此判處伊森必須在成人監獄裡執行終身監禁。 但既然兇手已被視為成年人定罪，家長原本的「監護過失」，在此前提下是否仍有過失致人於死等級的刑事責任？

法界的反面意見亦擔心，珍妮佛．克倫布里的刑事定罪，可能為未來的美國司法系統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應──像是北伊利諾大學的法學教授伯尼克（Evan Bernick）與在康乃爾大學任教的刑法辯護律師澤林（Randy Zelin）就先後對《華盛頓郵報》表達 疑慮，並認為 如果將子女的犯罪行為擴大究責至父母身上，貧困階級、有色人種或邊緣群體的家庭，恐將受到最嚴重影響，這不僅將進一步放大美國本已嚴重的種族壁壘與社經階級問題，更可能將讓「教養下一代」成為得不償失的巨大風險。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失敗的家長，但事已至此⋯⋯我不知道，我猜我真的很失敗，我不知道該怎麼敘述，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裡做得不夠好，但我想我真的在某時某刻搞砸了，才讓我的家庭崩壞成這種田地。」

在審判中，珍妮佛情緒沮喪地在法庭表示，她自始自終沒有發現兒子有可能傷害別人，「但我現在寧可伊森殺死的是我們兩夫妻，而不是對其他人下手。」

根據法庭紀錄，克倫布里一家被捕之後，珍妮佛與詹姆斯就再也沒有見過、或與伊森有過聯繫。而在2023年年底獲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後，伊森在法庭上再次為自己鑄下的大錯向所有受害者致歉，他強調自己犯罪時確實成為一個邪惡的人：

「但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結果，我將在牢獄中以餘生不斷懺悔。」

兩個多月後，當伊森的母親也被陪審團判決有罪時，她只是沮喪地輕輕地搖了頭，傷心地在手銬腳鐐發出的叮噹聲中，低著頭沉默地離開法庭。

後續更新：未盡妥善保管槍枝義務，槍手之父也被判有罪

在牛津高中槍手的母親獲判4項過失致人於死有罪的1個月後，克倫布里家的第三名被告──伊森的爸爸，詹姆斯・克倫布里──也在2024年3月5日出庭面對陪審團。與珍妮佛一樣，檢察官麥可唐納指控為人家長的詹姆斯 「明明曾有無數機會能阻止悲劇、拯救自己墜入深淵的兒子，但他卻什麼也沒做」 ，因此同樣求處他4條過失致人於死罪。

審判開始之前，新聞形象裡的詹姆斯，曾被敘述成一個無奈、無力、受困於無所適從的「普通爸爸」。與在法庭上被公開婚外情、不關心兒子、被控怠忽母職的妻子相比，鄰居眼中的詹姆斯是一個「偶爾友善過頭的好好先生」，儘管他一直找不到穩定工作，但他至少曾經嘗試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家長。

其中，最廣為流傳的一段畫面，即是當伊森鑄下滔天大錯的那天，趕到警局的詹姆斯，一度試著擠過重重警力、對即將被逮走的兒子拚命吶喊： 「兒子，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然而這最後的4句我愛你，卻無法抵銷詹姆斯在牛津高中校園案裡的關鍵責任： 伊森用於射殺同學的手槍與彈藥，皆是由詹姆斯出面購買。但身為槍枝持有人，他卻沒有盡到妥善保管武器的義務。

詹姆斯最初表示，自己應該有妥善保管槍枝，包括安全上鎖、槍彈分離、確保武器存放在未成年家人拿不到的地方，辯方因此主張詹姆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伊森為什麼能「偷走」槍械犯案。

但根據警方找到的證據與調查紀錄，槍擊案發生的前夜，詹姆斯在家中一共存放了3把手槍。其中2把手槍鎖在詹姆斯的槍櫃，但 槍櫃密碼卻是出廠預設的「0─0─0」；而他新購買給兒子當作耶誕禮物、後來被用於校園槍擊案的SIG Sauer手槍，則放在衣櫃裡的原廠槍盒內， 但槍舖出售時隨槍附上、用於上鎖槍盒的鑰匙型鋼鏈鎖卻仍封在包裝塑膠袋裡，現場並沒有使用過、或槍盒被其他道具上鎖的痕跡──換言之，詹姆斯不僅無法證明自己確實妥善保管槍枝，那條未使用的鋼鏈鎖與槍櫃密碼 「0─0─0 」，更凸顯了他對於槍枝安全的怠慢與嚴重疏失。

檢方亦透過手機通聯的定位紀錄，確認了詹姆斯疏於保管槍械的責任。因為在案發前夕，伊森曾在家中把玩這把犯案用的SIG Sauer手槍，除了拍照上傳社群媒體外，錄影畫面更顯示伊森已在父親的臥室中取得子彈，並以實彈反覆練習手槍裝彈與上膛，「儘管被告（詹姆斯）聲稱自己不知道槍手犯案前的錄影與取得槍彈的操作畫面，」出庭作證的刑事鑑識員華國斯基（Ed Wagrowski） 表示 ，「據手機定位紀錄顯示，當上述行為發生時，詹姆斯其實就在家裡、與正在給手槍上膛的伊森在同一個屋簷下。」

在陪審團面前，詹姆斯最終選擇行使緘默權、不願親自發聲為自己辯護，而陪審團也在一個多星期後做出決定──被告詹姆斯．克倫布里對於牛津高中槍擊案，犯有嚴重過失的刑事責任，因此陪審團決定： 檢方起訴的4項過失致人於死，全部有罪。

麥克唐納表示，雖然克倫布里一家的定罪，是美國校園槍擊案訴訟裡，檢方第一次成功追究兇手家長的刑事重罪責任，但校園安全問題與槍枝管制問題仍是美國最大的社會挑戰之一，除非美國社會能誠實對待並修正這一系列的政策矛盾與安全漏洞， 「我們不可能僅憑這三人的定罪，就能一舉解決槍枝暴力問題。」

「克倫布里夫婦之所以有罪，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少年槍手的家長、得為兒子的過錯負責。」一審判決出爐後，麥可唐納也再次強調：

「他們之所以有罪，是因為他們自己的責任──是他們的的嚴重疏失，才讓這場校園悲劇不可挽回。他們有一千個機會能在事前拯救他們的兒子與被害的4條年輕生命，但直到最後、直到案發幾小時前的家長到校會議，他們卻什麼都沒有說、什麼都沒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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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養不教誰之過？美國牛津高中少年槍擊案，「兇手媽媽也有罪」過失刑責爭議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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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史上，第一次出現對校園槍擊事件中「未成年兇手的父母」，追究刑事責任、起訴並判以重罪。這在法界引起哪些爭論？除了槍枝管制，對於親職教養、心理醫療資源等議題也將帶來重大影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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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25日召開「從近期重大公安傷亡事件探討刑法過失致死罪爭議」公聽會，邀請相關單位及學者討論。（記者方賓照攝）

2021/10/25 14:20

〔記者謝君臨／台北報導〕近年來，陸續發生太魯閣號出軌等數起重大意外事故，但現行「刑法」過失致死罪，最重僅能判處5年有期徒刑，引起外界批評不符國人法律情感。對此，法務部擬提高刑度，對於「情節重大」且因而造成3人以上死亡者，最重可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修法提高刑度，司法院及警政署均表贊同。不過，針對「情節重大」一詞的認定，各單位及學者專家則有不同看法。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日（25日）舉行「從近期重大公安傷亡事件探討刑法過失致死罪爭議」公聽會，邀請專家學者及官方代表與會討論。

刑法主責機關法務部於書面報告中指出，近年來發生多起重大公眾運輸及其他公共安全事故，對於一行為侵害數生命或身體法益，依想像競合犯法理，從一重處斷論以一罪，均適用現行刑法第276條侵害個人法益之過失致死罪，最重仍僅能處有期徒刑5年，並未依傷亡人數和嚴重結果，給予適當法定刑，確有未足。因此，法務部提出修正草案，依傷亡人數和嚴重之程度，提高刑度。

現行刑法第276條規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法務部提案增訂條文：「犯前項之罪，其情節重大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情節重大且因而致3人以上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院書面報告指出，就過失行為造成多數人死亡，贊同提高刑度的修法方向，但草案以「情節重大」作為加重罪刑的構成要件，恐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司法院表示，為兼顧憲法法律明確性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立法時可考慮單純以「死亡人數」作為加重刑罰的事由，建議可將草案修正為「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3人以上於死者，得加重其刑至1/2。」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林東茂認為，如果僅就情節重大而提高法定刑，有可能罰及無辜。他說，所謂的「重大過失」，不能理解為「結果的重大」，而應該是「行為方式的魯莽與冒進」，這種輕率舉動往往釀成大禍。「重大過失」是指，違反特別重要的注意義務，或忽略結果發生的高度可能性。

台大法律學院教授謝煜偉表示，「情節重大」條款雖然未臻明確，但應限縮在從「行為疏忽程度的嚴重性」來決定何謂「情節重大」，或者應改為類似「重大過失」的概念。至於「3人以上加重其刑」條款，謝則批評「完全不知所云」，破壞法律規範體系，並將造成無止盡的實務適用困擾。若從多數侵害結果的角度加重處罰，則根本上超出了個人法益保護的範疇，而進入到公共危險罪章的境地。

謝煜偉建議，應可考慮提高過失致死罪的法定刑上限，得以與傷害致死罪或殺人罪的法定刑下限（7年、10年）相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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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致死擬修法最重判10年 專家爭論「情節重大」定義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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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陸續發生太魯閣號出軌等數起重大意外事故，但現行「刑法」過失致死罪，最重僅能判處5年有期徒刑，引起外界批評不符國人法律情感。對此，法務部擬提高刑度，對於「情節重大」且因而造成3人以上死亡者，最重可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修法提高刑度，司法院及警政署均表贊同。不過，針對「情節重大」一詞的認定，各單位及學者專家則有不同看法。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日（25日）舉行「從近期重大公安傷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