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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的合理便利，英文是"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可能翻译为"合理调整"更好理解。

便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与人方便"，更不是"随我自己的便"。

而是更 实质性的采取措施（take measures)、进行调整（adjust），实现接纳或包容（accommodate）。

合理调整，在很多时候意味着，公共部门，包括教育机关，或者是很多公共服务单位，要去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去调整一些做法。

我们在一些个案当中都会看到：

学校、工作场所、法院，甚至包括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公共场所，可能都需要去调整自己的一些硬件设施，还包括工作时间安排，课程考试安排，还有高尔夫球本身的一些打球规则。包括物理的调整、非物理的调整，目的是要实现真正的包容。

我们看一下《残疾人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条的界定，其实是把合理便利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合理便利"是指，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整，以确保残障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和人权和基本自由。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要素：

1、便利，也指调整，就是说你要改变现有的一些做法，采取积极措施。

2、合理，指的是这些调整并没有造成额外负担或不合理负担，或者并没有实质上改变原来的工作性质。这是给提供便利加了一个限制条件。

图片：2007年3月30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王光亚（前左二）代表中国在《残疾人权利公约》上签字。 （图源：新华社）

如果我们看整个《人权法》里面关于平等与反歧视的一些研究，我们会发现，最开始说的歧视，仅仅是直接歧视。

比如说，残障人不能上学，这个就是直接歧视。

但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还要禁止间接歧视。
比如说，所有人都要符合一个体检标准，这个体检标准看起来对所有人同等适用，但其实，结果上会排除肢体障碍者或者是心理障碍者进入公立学校，这个就是一种间接歧视。
于是，在间接歧视之后，我们又引入了合理便利的概念。

它其实是更加看重一种个人的、个性化的调整。
合理便利基本上指的是，在无障碍已经到位，或者是无障碍环境短期内没办法再改变的情况下，仍然要考虑到残障者个人的需求，去给ta做出一种合理的调整。
这一调整的最终目的，是确保残障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权利、实现自由。

图片：人人平等--坐在普通椅子上的小人，和坐在轮椅上的小人，是平等的。

在《公约》的实质性的条文当中，以下三条非常典型地规定了合理便利，大家可以对照原文查看：

首先，绝对不可以基于残障而剥夺残障人的自由，包括强制治疗。

其次，应当确保残障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也可以去上法庭，甚至可以成为被告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司法制度要剥夺残障人的自由权的时候，我们要确保给提供合理便利，目的还在于是让ta跟其他人平等。

目的还是，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残障人的教育和就业权。

《公约》其他条文对合理便利也有要求。

它里面并没有提合理便利，甚至都没有写"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这么一句话。

因为，这一条是想特别突出， 残障人比非残障人遭受了更多的经济上的剥削，身心的暴力，尤其是机构内部或者各种照顾场所当中的虐待。 这其实是强调有一个特殊的识别机制，强调对残障人有一个特别的保护和预防机制。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说，这一条要求国家在采取保护和预防暴力的措施的时候，要考虑到年龄、性别和残障的因素。

委员会在给加蓬的结论性意见当中说，对于保护残障人免受虐待的设施，比如庇护所，是否提供了无障碍信息，这些设施在物理上是否符合无障碍标准，以及庇护所能否"容纳"残障人，特别是残障妇女和儿童。

在研究者看来，委员会把无障碍标准放到这一条的要求里面，也把合理便利、合理调整放了进来。考虑到年龄、性别和残障因素，就是考虑到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对庇护所或者为残障人提供帮助的场所进行合理调整。

图片：平等和公平的区别在于，"平等"是我们都有一辆同样的自行车，"公平"意味着我们都能骑上一辆调整过后适合自己的自行车。这也是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区别。

我们看《公约》第13条，争议就更大了。

当残障人，比如说ta要去打官司，要去接受审判的时候，国家有义务提供程序便利。

这个条文当中规定的"程序便利"，和前面说到的合理便利有什么区别吗？

它似乎把合理便利的合理去掉了。

那就意味着，提供这样一种便利或者是调整， 是不是可以不计成本呢？

我们看委员会在最近几年是怎么解释的？

首先，委员会在关于哥斯达黎加的结论性意见当中，认为哥斯达黎加要保证国家在法院里面提供手语翻译，在法院的言辞辩论环节，或者是其他的交流环节当中，要使用替代性的办法。当然还包括整个法院的物理环境、交通交流的无障碍。

委员会界定的"程序便利"，既包括无障碍，也包括一些个性化的调整。

委员会在给厄瓜多尔的审议的结论性建议当中还说，一些立法上的变革，比如说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制度，使得那些贫困的残障人可以去获得免费的律师帮助，并且在刑法、民法、劳动法、行政程序法当中，纳入为残障人提供程序便利的要求。这里主要就包括开庭程序、证据规则、证人规则等方面的调整，以确保残障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司法保护。

这里可以简要总结一下"程序便利"：

比如我们中国也很强调人权的司法保障。大家去读中国的人权白皮书，里面就会有专门章节强调人权的司法保障。所以我们的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当中是有一些关于翻译的规定的，当然翻译还没有扩展到手语翻译。现在国家正考虑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可能把这样一种手语翻译扩到更广范围。

公安机关、检察院必须按照法律的硬性要求，确保进入治安管理处罚程序或者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残障人，尤其是特定类型的残障人，一定要提供手语翻译，或者是提供律师帮助。

第二，从全世界来看，人权的整个实现，都是依靠国家去投入很多资源的。
这样一种程序上的便利，是超越了合理便利的范围。可谓不计成本。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有时候也很犹豫，也会妥协，向现实妥协。当国家确实没有资源、没有能力去保障某一种司法程序上的便利，可以主张说成本太高。

程序便利的要求"降级"为合理便利，合理便利就会受到所谓的成本的约束。

图片：法庭内的手语翻译员（图源：搜狐新闻）

当残障人可能被司法程序剥夺自由的时候，《公约》只是要求国家确保残障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符合本公约宗旨和原则的待遇，包括提供合理便利的待遇"。

把第14条和第13条合起来理解，说明了什么呢？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从2014年到现在一共发布了7个一般性意见，解释《公约》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条款。

这些条款有可能在起草的过程当中就很有争议，所以《公约》生效之后，委员会及时出台了一些专家意见。
有的时候也会妥协一点，允许义务承担者提供一种考虑成本的合理便利。
比如说关于 《公约》第12条，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或者是法律能力 这一条，应该怎么理解？

有4个位置提到了合理便利，主要涉及在法庭、银行、社会福利机构、选举场所这样一些重要的场所，提供合理的调整，确保残障人平等法律资格的实现。

2014年，另一个关于无障碍的一般性意见当中，委员会明确把合理便利跟无障碍做了区分。

2016年，委员会关于残疾妇女和女童的第3号一般性意见当中，有10处提到了合理便利。 委员会引用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一个解释。

在核心人权公约体系，《残疾人权利公约》是比较晚的，2006年才制定出来。之前很早就有《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这些公约的实施机制中也有相应的专家委员会，他们也发布了一些权威意见。
无障碍与合理便利是一个互补关系。患有不常见障碍的人，可以要求提供无障碍标准以外的便利。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妇女的平等保护方面指出，要给哺乳期的妇女提供一种合理调整，比如说办公场所设置哺乳室，或者是允许她在上班期间从工作位置上离开去哺乳，当然前提条件是雇主允许把小孩带到这样一个办公场所。

我前两天在武汉一个地方调研，光谷那边有一个做输变电设备的公司就是这样做的，鼓励女员工把小孩带到单位去。

单位里面还有一个儿童乐园，支持女职工的哺乳或者是带小孩的需求。

这样一种调整之后，女性就可以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工作、进修和晋升，获得体面报酬。

这对于男女平等很重要。
这是对工作制度、工作场所提供了一种合理调整，没有给这个企业造成额外的负担，反而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
在2016年关于包容教育的一般性意见当中，有足足31处提到合理便利。

因为公约第24条"教育"明确提到了合理便利。

调整上课的安排，比如说教室在哪里。

这些便利或调整应该做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调整的目的。

比如给一个盲文卷就可以了，或者说给你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就算是提供方便了吗？

所以说目的是很重要的。
《公约》是希望通过合理的调整，能够让学生的能力和成绩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得到认证。
然后我们再来看，调整的合理限度在哪里？

学校或考场有时候要去提供很多改造，需要考虑这些改造的经费。

这个花钱多不多？以及这个钱有没有超出教育系统的负担标准？

不能说我有1万块钱预算，把这1万块钱用完了，就算改造好了。

因为预算总是可以再去争取的。比如向社会、企业，以及政府多方筹措，说不定可以筹集到3万块钱来做改造。

合理便利的对象，既包括在学校的学生，也包括老师。

前段时间大家如果关注重庆的邹蜜老师，她去考教师资格证，体检被拒了。这中间有一些人担忧，她以后做老师的时候，坐轮椅怎么去跟学生做一些互动，或者说如果碰到了紧急情况，怎么帮忙学生去疏散逃生？

委员会就此也提到了一个很明确的观点：

河南视障小伙李先生于2018年申请办理广发银行信用卡，在激活时被银行工作人员以无法抄写材料和签字为由拒绝。

李先生为此将广发银行告上法庭，一审被驳回后，李先生上诉。

南京市中级法院日前二审判决，银行拒绝协助激活信用卡不当。李先生胜诉。广发银行已于2019年12月2日帮助他激活了信用卡。
不得以紧急情况下疏散困难为由，拒绝让残疾学生入学，相反必须提供合理便利。
本案在一审中以人格权侵权立案，对于"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习总书记在2017的讲话）具有积极意义。

这一思路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司法再次确认了视力障碍者依法享有的平等行为能力。

例如2014年，温州盲人林先生和同为盲人的妻子胡女士想贷款买房，被银行以"无法阅读条款和无法确认"为由拒绝；

2016年，长沙盲人石志刚在办理信用卡时，以同样的理由被拒；

2018年初，盲人歌手周云蓬在深圳中国银行沙河支行办理借记卡时，竟被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拒绝。

图片：视障民谣歌手周云蓬

但是，这一思路的局限在于：

仍然以残障人个体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能力）为前提，没有考虑到支持决策的可能，也就 可能忽视了心智障碍者的平等权利。

此外，目前国内司法实践，一般要求人格权侵权中的主观恶意要件。

这是通过人格权侵权来状告银行可能碰到的抗辩理由。

法院没有参照我国《残疾人保障法》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认定银行构成基于残障的歧视；从而没有在最强有力的层面保护残障人平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

图片：法院认为，银行的工作人员并未使用带有侮辱、歧视性的文字、语言或行为，在解释业务的过程中，是按银行规定办事，并不存在主观过错，所以不构成人格权侵权。

而依照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加入的《残疾人权利公约》，银行拒绝为视障者提供服务有可能构成2种基于残障的歧视：

银监会《商业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37条第3款要求所有客户抄录并签名"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同的各项规则"。
银行工作人员如果坚持自己只是照章办事，没有歧视故意，就能回避这种侵权的认定。
这个"抄录"条款看起来平等适用于所有人，实际上不公平地排除了视障者和其他无法阅读、书写的人群，构成间接歧视， 也违反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24条关于公共服务机构信息无障碍的规定。

长沙李先生案的判决书已经指出，被告银行应该采取其他措施向原告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非简单拒绝，不考虑其视力残障的特殊情况。

这个认定非常接近国际通行的"合理便利"要求，即为了有效提供服务，实现残障人的平等权利，银行应该考虑到残障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必要的恰当的协助或调整，除非在于这一调整措施带来了巨大成本或不合理的负担。

银行拒绝提供替代办法作为合理便利，就构成基于残障的歧视。

应该注意到，我国《残疾人教育条例》已经确立了考试中的合理便利。

正在修订的《残疾人就业条例》即将确立就业中的合理便利。

各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办法也陆续确立了银行这类公共服务机构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

在诉讼策略上，这个案例还提示我们：受到歧视的残障小伙伴在起诉时，可以同时提出侵害人格权之诉与违反合同义务之诉。

这样，二审法院有可能择一支持，增加胜诉可能性。
银行采取口头告知加录音录像的替代方式，显然不构成不合理的负担。
再来看 肢体障碍者乔博申请合理便利、起诉教育局并胜诉的案例：

厦门脑瘫考生乔博"没有办法握笔写字"，考试涉及到的在规定时间内答题、交卷，"是不可能的"。 "即便使用平板电脑，答完一套完整试卷需要四五个小时。"

为参加中考，乔博申请了多项合理便利。

后经厦门市教育局复核，"单设考场"得到允许，其他条件仍未获同意。

法院认为，评估程序的缺失，致使被告作出的复核意见以及第三人作出的审查决定，程序方面有明显瑕疵，事实依据方面亦有不足，对案涉决定的合法性足以产生影响。"至于延长考试时间、提供电子工具答题以及专人协助画图等便利请求是否超过《残疾人教育条例》以及《管理规定》所规定的合理便利范畴，在缺少对原告个人的综合评估意见的情况下，本院亦不宜径行实质审查、评判。"

但法院不对教育局的裁量范围做实质性的审查，那个留给行政部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法院不过度干预行政。

比如说在1980年代，主要是工作场所当中的一些少数的有宗教信仰的工人，为了确保他们一方面按时上下班，另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在某一个时段或特别的时间要离开工作场所去参加宗教仪式。为了调和这么一种矛盾，尊重个别化的需求，出于平等对待宗教信仰的考虑，去调整用人单位的工作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的法院认为，企业雇主有义务为员工的信仰实践进行灵活的调整，只要这个调整没有给企业造成过重的负担。

目标其实是为了避免歧视，去达成平等对待和社会包容。

只要没有构成不合理负担，都要去为雇员或者是为服务对象做调整。目的都在于实现实质平等。

在美国，也是先要求雇主应当考虑雇员基于宗教信仰的特殊需求，在不造成过度负担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合理便利。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合理便利为什么会有"算钱、算成本"的这么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法院认为：教育局程序违法了，没有基于个案考虑，进行综合评估。这个很接近《公约》的合理便利的概念。
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共性，很强调自由市场竞争，国家是不是太干涉企业怎么去对待员工？因为这也是一种合同自由。

而且，企业作为一个私人的或者是私营的主体，承担的人权义务比较有限。

尤其是在北美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传统上特别看重宗教自由和平等，所以，就先以宗教信仰的平等保护为突破口。

为了保证员工的信仰自由，作为企业家，虽然忙着挣钱，忙着让员工实行996这样的工作制度，但是在没有给企业造成过多负担的情况下面，要允许雇员在一些情况下有灵活的安排，去参加所必须要去的宗教仪式，或者从事这样的宗教活动。

因为资本主义市场对企业家提的要求，一开始他就不得不去算钱。 花的钱太多，资本家不乐意了，所以法律就会妥协，管它叫合理便利。

图片：不同障别的人群和健全人群一起做各种不同的事情，如打篮球、购物、出游等。

欧洲怎么规定的？欧洲采用合理便利的概念很晚，到2000年才写入了欧盟的反歧视的法规。

欧盟一直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在就业领域，为残障人就业提供合理便利。可能因为欧洲和北美的法律制度有不一样的传统。另外也因为，欧洲有比较发达的间接歧视的制度。
那是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发生在雇佣或者是劳动合同领域。
我们前面说禁止间接歧视，主要是为了避免某个看起来公平的规矩或者标准，对某一群人造成了不合理的不利结果。

如果把"某一群人"缩小到很小一群人甚至一个人，就可以纳入合理便利概念。

法院颁布要求协会允许球员使用高尔夫球车的永久令。协会上诉。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

高尔夫球步行规则的目的在于，将体力消耗纳入击球技能的考量之中。

但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在高尔夫球场上步行导致的体力消耗不应该被视作主要考量因素。

图片：马丁坐在高尔夫球车上

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反对意见里面说：一群大法官在这里比较高尔夫球球员坐电动车消耗的体力和别人走路消耗的体力，这是很荒唐的事情。这根本就不应该由法院来做实质性的审查。

在中考合理便利的案子中，厦门的法院也说，我们不做实质性的审查，这个是由教育局和专家委员会去审查的事情。我只看你们有没有做一个正当的程序就可以了。

其实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合理便利的广泛落实而言，算成本还是很重要的。
一名因血循环紊乱致右腿变形的职业高尔夫球员凯西·马丁起诉非营利职业高尔夫协会。该协会禁止他在一些联赛中使用高尔夫球车的，违反了《美国残疾人法案》。
要高尔夫球协会去做出改变，好像没有承担什么不合理的成本，无非就是提供一个电动车。但长远来看，这个社会可能会承担更大的成本。

总而言之，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下面，一味的追求让眼下这个残障选手平等参加比赛，他获得了合理便利，但是潜在的社会成本其实由所有的观众、更多未来的球员来承担了。
即便使用高尔夫球车，马丁因应对其残障而产生的体能消耗也远大于那些身体健全的(able-bodied)竞争对手在球场上步行的体能消耗。 允许马丁使用高尔夫球车并不会根本上改变球赛的性质。
如果《公约》创造了新的权利，那恐怕就被以为是残障人群的特权，这样就会给各国批准《公约》造成很大的顾虑。

所以《公约》在起草过程当中一再强调说，《公约》没有创造新的权利。只是整个的国际人权法是在向前发展，国际人权法当中的很多理念，比如说合理便利，以前可能仅限于宗教信仰或者是性别平等，而后来就到了残障平等领域。

当说服国家批准《公约》的时候，我们会说《公约》没有创设新的权利。

但是再去真正推动《公约》履行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让残障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去享有各种权利。

合理便利的义务贯穿《公约》很多条款，合理便利这种性质的积极义务，贯穿到《公约》的所有条款。

在合理便利领域，《公约》也存在"犹豫"的地方：是为了平等不惜代价？还是考虑"正义的成本"？

但是，公约也明确告诉我们：
可能会有更多的高尔夫球协会和运动场，通过别的更加隐蔽的手段去排除有残障的球员来报名参加比赛。因为他们觉得麻烦，也害怕这样的一个比赛，降低了游戏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1）为了实质平等、实质自由，不（只）是钱的事儿；

2）我们要提升"合理负担"的门槛：算钱、找资源、做倡导。
就在于整个高尔夫球协会或者是社会大众，还没有完全接受合理便利这么一个概念。
法院是最后的救济手段。

比如上面的案例中，中考合理便利，应该由教育局组织专家来评估（也就各个政府职能部门）。

由法院来判断教育局有没有尽到个案审查的义务，也就是有没有进行听取建议、专家评估的正当程序。

《残疾人就业条例》正在修订，一个方案是通过残保金给企业发放更多补贴、奖励；另一个是设立专门的无障碍资源中心，为企业提供支持。
《公约》是人权法迄今为止的巅峰，将残障人当做了"真·不同能力者"，是"反归类原则"的充分应用，将个性、区别对待推到极致。
残联领导在考虑制定无障碍法，如果能纳入合理便利的界定更好。或者是修订国务院《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综上，教师资格认定中一刀切的体检标准，构成基于残疾的直接歧视。直接歧视是所有歧视类型（直接歧视、间接歧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骚扰和报复）中最明显、最公然违背平等理念的做法。 应当尽快修订、完善这个体检标准。

据悉，国务院正在着手修订《残疾人就业条例》，其中一部分努力就包括修订公务员招考中不合理的体检标准。具体能有多进步，还有待观察。
直面"分类"处理的效率追求，坚持在个案审查、反归类原则铺就的平等之路上，追求合理便利的不断落实，进步就是进步！
成本由谁负担的问题，其实是个立法问题，应该由残联和其他残障人代表充分表达意见，由人大、政协考虑相关提案，决定"政府-市场-社会"这3个领域，各自承担多少。
Q1：作为残障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找谁申请合理便利？ Q5：合理便利的提出是否可以根据残疾人的意见作相应的整合，出台成完整的法律法规呢？或者因为残疾个体的多样性，便利的申请难以形成规范，所以只好用一个"合理"概括全部便利？但这样会不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
本期合理便利主题圆桌，是我们"校园无障碍"项目的第五站。

我们希望这些关于合理便利的知识，能帮助到更多在校学生，了解如何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实际运用，去提需求，申请便利，从而更好地生活和学习。
权利总是要靠自己争取甚至是斗争才会实现的。先行者的积极行动，可以造福后来者。 思维导图 了解和吸收本次圆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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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校园无障碍"的工作中，更好地为残障大学生们提供无障碍改造和合理便利支持， 少数派想要发一份问卷给大家填写，希望收集到大家的无障碍需求。 无论你是您是在校大学生，还是往届大学生。 无论您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我们诚心邀请您能够填写！ 只有收集到足够的样本后，我们才能将"校园无障碍"的工作开展下去！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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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便利」的前世今生："要为了平等不惜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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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的合理便利，英文是"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可能翻译为"合理调整"更好理解。 便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与人方便"，更不是"随我自己的便"。 而是更 实质性的采取措施（take measures)、进行调整（adjust），实现接纳或包容（accommo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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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重复一个可以让人放松的短语，或者"咒语"可以帮助自闭症儿童面对害怕的情境。 例如，能够帮助儿童克服对鸟的恐惧的短语可以是："鸟是朋友。"对飞机噪音恐惧的儿童，短语可以是："飞机最棒。"

一些有较低语言能力的儿童可以重复他们听到的短语，有些儿童可能会一次又一次重复同一句短语。对于那些没有语言能力的儿童来说，照料者可以代替重复这个短语。事实上，我们发现一些儿童就算只是听到这些短语都会很有帮助。

一旦儿童可以识别玩具角色出现的恐惧反应后，你就可以开始修改这个故事的叙述。 这个玩具角色或许并没有跑走，反而是在河边等着，然后看着鸟儿飞走。它也可能在河边等着的时候，看到鸟大惊道："这是什么！"接着，照料者和儿童就重复让人放松的咒语"鸟是朋友"。

让儿童参与到这个游戏情境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鼓励你的孩子要拿着这些道具中的一个，或者至少要在你移动道具前由孩子先指着它们。并且，一定要确保这个游戏有趣而积极，换句话说，就是要活跃气氛并且让孩子享受其中！在我们的项目中，我们会在开始"暴露"阶段前多次扮演再现这个情境。

通过缓慢的、安全的、渐进的方式建立焦虑事件的体验 是缓解焦虑症状最重要的一步。来自焦虑研究的结果表明：焦虑情境必须要经历非常渐进和不间断的放松练习。 例如，对于害怕某种动物的儿童，我们会从在网上看这种动物的视频开始，并且一开始我们会静音来降低应激反应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会重复放松的咒语，并鼓励儿童也跟着重复。

在鸟类恐惧的情境中，我们会使用一系列不同种类鸟的视频。这能够帮助提升所谓的"泛化"，也就是将学习到东西应用到不同情境中的能力。我们希望让儿童体验到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种类的鸟发出不同的声音，会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儿童。

再次说明，"渐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让儿童先在第一周每天看一个短的静音的视频，且每看完一个视频都要给表扬或者奖励。奖励的东西可以是他喜欢的活动或者零食。接下来可以打开一些声音来看视频，同时需要儿童使用放松咒语。

https://www.autismspeaks.org/blog/2015/10/23/research-yields-tips-easing-anxiety-nonverbal-kids-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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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会说话的谱系儿童，如何缓解他们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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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重复一个可以让人放松的短语，或者"咒语"可以帮助自闭症儿童面对害怕的情境。 例如，能够帮助儿童克服对鸟的恐惧的短语可以是："鸟是朋友。"对飞机噪音恐惧的儿童，短语可以是："飞机最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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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ism Speaks does not provide medical or legal advice or services. Rather, Autism Speaks provides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autism as a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our website is not a recommendation, referral or endorsement of any resource, therapeutic method, or service provider and does not replace the advice of medical, legal or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s. Autism Speaks has not validated and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information, events, or services provided by third parties.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in blogs on our website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Autism Sp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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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ism Speaks does not provide medical or legal advice or services. Rather, Autism Speaks provides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autism as a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our website is not a recommendation, referral or endorsement of any resource, therapeutic method, or service provider and does not replace the advice of medical, legal or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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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治疗中，有效性与耐受性，哪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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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最佳实践指南和英国精神药理学协会的双相抑郁指南中，把奥氮平-氟西汀合剂、喹硫平、鲁拉西酮作为一线治疗药物。而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拉莫三嗪、低剂量的锂盐、调节睡眠的心理治疗具有长期的良好的耐受性。 那么，对于不同的患者人群来说，选择药物的依据是什么呢？一般来说，选择有效性的群体，他们迫切需要成功治疗疾病，包括住院病人、病情严重的患者。而重点考虑耐受性的患者具有以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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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精神残疾人犯罪不用承担责任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今天我们就来通过一个案例给大家分享精神残疾人犯罪的法律问题。

李四系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二级。2016 年 1 月 某日李四因琐事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执，后持擀面杖殴打 被害人张某头部，致其右额顶部、右额颞部、右侧顶枕部、额正中、左额颞、左颞顶、左颞、左顶枕部等多处头皮撕脱伤，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脑震荡，头皮血肿，外伤致头皮瘢痕累计长为 44.5 厘米。经鉴定，被害人身体所受 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

李四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经精神病司法鉴定，李四在案发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四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以惩处。鉴于李四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依法从轻处罚。李四有自首情节，当庭能够认罪、悔罪，且已赔偿被害人张某的经济损失，可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最终判决李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根据《刑法》的规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是根据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属于完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如果是，则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如果不是，则仍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故，不能单以是精神残疾 人而认为不负刑事责任。

就本案而言，李四虽然是精神残疾人，但实施涉案行为时并非完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所以仍应当负刑事责任。
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八条 特殊人员的刑事责任能力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 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 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 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 data[].attributes.attachment_link.title
精神残疾人犯罪需负刑事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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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精神残疾人犯罪不用承担责任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今天我们就来通过一个案例给大家分享精神残疾人犯罪的法律问题。 李四系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二级。2016 年 1 月 某日李四因琐事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执，后持擀面杖殴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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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啊，我想你了，你想我了吗？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坐在精神病院五病区楼下，陈芸拨通了护士台电话。五病区收治"物质依赖所致的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患者"，陈芸18岁的儿子王东东住在这里。因为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东东最终出现幻觉，并放火烧了家里的房子，被鉴定为精神二级残疾，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近700天。

她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儿子了，只在视频里看过几次孩子的脸，没有明显感觉到儿子肥胖。刚进医院时，走廊里迎面走来一列纵队，是四名医生带着十几个穿病号服的病人去院子里散步。陈芸停住，眼神扫过队伍里的一张张脸庞，最后追着队尾的医生问："东东今天有下楼吗？"折回来后，陈芸失望地跟我解释："恢复得好的病人才可以到外头活动，医生说东东还不行。"

陈芸至今对那场火记忆深刻。那是2019年5月，她带着东东从北京回到自己的老家，一个位于中部省份的山间小村庄，希望有山有水的自然环境能让孩子放松下来，缓和他暴戾的脾气。回家后不久就是东东的17岁生日。那天一大早，陈芸原本打算买个蛋糕庆祝。东东反对说："别浪费那些钱，留着给我充值多好啊！"陈芸没有应声。上午，她在屋外干活，没有注意丈夫王栋发来一条微信，又很快撤回。倒是东东握着手机冲出来，愤怒地质问："爸爸是不是又不给我钱充值？！"然后推倒陈芸，把手机反复砸到地上，直到电池板都摔出来才罢休。陈芸摔坐到身后的石子堆上，双手被小石子割出了血。她到附近的小河边清洗了伤口，坐在河边晒着太阳默默流眼泪。又怕80岁的老父亲见到自己受伤的样子难过，坐了会儿便沿着小路不停地走，翻过一座小山，到了村里一位嫂子家里。与儿子的冲突和翻山行走都让她感觉疲惫，吃过午饭后，她很快沉沉地睡了过去。

"你家出事了！"被嫂子摇醒时，天已经全黑了。陈芸往家的方向跑，远远看见火光冲天。庆幸的是，父母和儿子都平安地站在屋外。在派出所里，陈芸听说，是东东把家里酿的5斤63度玉米酒全部洒到屋后的柴垛上，点了火。火苗一下蹿上屋顶。东东害怕了，先冲回房里抱出自己的电脑主机，再叫醒姥姥和姥爷报警。

王栋是一位学者，上世纪90年代曾到日本和美国留学，主要研究经济、金融领域。儿子入院后，他花许多时间查找有关网瘾的资料，包括网瘾青少年做出极端事件、网瘾精神病标准及治疗等报道。他建议记者，以东东为案例去采访国内研究网瘾的医生，"可以通过预约、挂号、网上平台问诊等方式去采访"。接受采访的三个小时里，除了起诉游戏公司的案子，王栋更多时间在分享自己的学术研究。他认为，国家需要拿出专门的资金应对游戏行业，又过渡到对中美历史上的经济货币政策的分析、美国黄金时代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并把自己最近一本金融著作里的新发现介绍给记者："这些内容很重要，都是你以后报道努力的方向啊！"

儿子东东是2002年出生的。关于小时候的东东，陈芸最愿意讲的是他制作蛋壳艺术品的故事。那时，东东11岁，不小心捏碎了陈芸雕刻好的蛋壳，自己从冰箱里拿出新的鸡蛋，描画、破洞，按照国画老师教过的泼墨方法，往蛋壳里撒盐，最后用彩色的小灯泡从下方照射。灯光透过蛋壳，在墙上呈现出星空的效果。"他很聪明，也很爱妈妈。我没有批评他，他还是主动帮我做了新作品。"陈芸为此特地写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她划动手机，从微信收藏里找到这篇文章，展示给我看。滑到儿子的作品照片时停留了十几秒，像是解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沉浸在那段温暖的回忆里。

她已经记不得自己多少次被叫到学校谈话。每次手机屏幕上浮起老师的电话号码，陈芸都要缓上几秒钟，深吸一口气后才接通。带着东东到公园里玩时，别的妈妈凑在一起聊得火热，陈芸却完全不能松懈，视线一刻也不敢从东东身上移走，"要是听到有孩子哭了叫了，不用说，肯定是东东搞的"。她感觉精疲力竭，但又无法苛责东东，孩子似乎并不是故意的。老师也告诉陈芸："东东态度很好，特别努力在改正，就是做不到。"

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心理医生海英告诉我，阿斯伯格综合征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或广泛性发育障碍，但和典型的孤独症相比，阿斯伯格症患者没有明显的语言和智能障碍，最大特点是人际交往困难，"很想交朋友，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患者兴趣爱好局限，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还伴随笨拙运动的问题。"陪伴阿斯伯格症的孩子时，不能设定太多规则，否则孩子容易紧张、情绪过度压抑。家长一定要宽松一点，不要限制得太严格，也要让孩子有更多的兴趣，避免专注于狭窄的一项。"

电话那头，东东似乎心情不错，能清醒地回答陈芸的问题。他问陈芸："这里不让探视，能不能转院到北京去？"陈芸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笑容爬上脸颊："你是不是想见我啦？那咱们过后找医生转院，回北京去！"挂电话前，东东又问了一句："我的游戏账号你登上去了吗？我在里面充了20万呢。"一句话触到了陈芸的痛处，她语气还是柔和的，但脸色严肃沉重起来："你怎么还想着游戏？你是不是还想玩呀？这游戏太坏了，把我们害成了什么样，是不是呀？"

以往每次来看儿子前，陈芸会从外面的餐馆带一份小炒，坐在病房里看着儿子吃完。疫情发生后，医院不允许探视，她只能买保存时间较长的食物，托医生带上楼。医生说，东东最近长胖了，一米八七的个子，体重接近200斤，需要注意控制饮食，陈芸不好意思地笑了。但医生又说，东东的病情不算好，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比如"脱了另一个人的袜子，舔对方的脚"，陈芸的表情又凝重起来。

以前，他们一家三口在北京过着体面的生活：在西三环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大房子，离公园很近，春天时走着路就能到公园里赏樱花。丈夫王栋是一所国家级研究所的教授，东东在人大附中分校念书，陈芸是家庭主妇，总把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 游戏太坏了--这确实是陈芸和丈夫共同的想法。 但初中开始，东东迷上了一款名为《地下城与勇士》的游戏，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对学校的功课毫无兴趣，高中去了一所技校，生活重心仍然全在游戏上。为了要钱给游戏充值，他常和父母起口角，甚至大打出手，曾一拳把陈芸的眼眶打骨折了，还在回老家时放火，烧了姥姥姥爷的房子。

"游戏的精神控制力太强大了，它不断引诱孩子充值，否则就对父母大打出手。这比黑社会还危险，孩子是充当了游戏的打手。"王栋对我说。2020年4月2日，他委托律师向北京互联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起诉《地下城与勇士》的开发者腾讯游戏公司。他说，想通过儿子的案例，引起全社会关注，共同抵制类似的"邪恶游戏"，挽救其他"还在水深火热中的父母"。 陈芸觉得，东东放火是在模仿游戏里的场景，而丈夫王栋则认为，这是儿子要挟父母给钱充值的手段。无论哪种推测，夫妻俩都同意的是，聪明乖巧的儿子一步步发展到暴力、纵火、精神残疾，与游戏有直接关系。

8年前，心理医生给陈芸和王栋的建议也是如此。在心理诊所，陈芸看到其他患有严重阿斯伯格症的孩子，有的没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生活都无法自理，只是自己埋头玩玩具。"相比之下，我们东东简直太好了。"陈芸回忆，"医生说他的症状是最轻的，连药物治疗都不需要，我的心才稍微舒展开。"

2018年深秋，王栋从家里搬了出去。"毕竟还有社会责任要承担"，他这么解释自己的决定。他在郊区租了房，继续做学术研究。一直到儿子入院之前，他还发表了两篇研究文章，内容是探讨美欧金融动荡、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周期性规律。"至少把他保住了，家里总得有人挣钱。"对丈夫的决定，陈芸也没有怨言。从这个家庭建立开始，她就习惯了听从和承受。

陈芸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家的房子在外省一座山脚下，只有两户邻居，开门面对的就是连绵群山，前两年还是定点扶贫的贫困户。2019年带孩子回老家时，通往外面的路还没有修好，他们只能搭车到镇上，再步行4公里的石子路回家。单单是从市区到村子，就要花6个小时。

东东的成长是怎么"失控"的？陈芸已经无法一一说清具体时间地点了。但所有越来越坏的记忆，都和"游戏"有关。

2019年4月的一天夜里，大概12点半，东东才从游戏里下线。陈芸以为终于可以睡觉了，她已经小心翼翼盯了儿子一晚上，实在困极了，东东却突然要求陈芸骑车带他去十渡。陈芸呆住了，骑电动车去十渡至少得5个多小时，"现在可是夜里12点多，怎么也等天亮再出发吧"。但她看到东东"眼冒凶光，恨不得一掌毙了我"，还是穿好衣服出了门。凌晨6点多，两人才骑到十渡。

十渡是东东少有的愿意去的户外地方。以前，他们在十渡划船、玩游乐设备时，东东的状态会短暂放松下来，但这次，东东似乎一直焦灼躁动，只是在民宿捧着手机玩游戏，不愿出门。在餐馆也只点一盘最便宜的西红柿炒鸡蛋，不让陈芸多花钱。第二天回家路上，他又莫名发火了，在一块没有人的空地处要求停车，然后一拳抡在陈芸头上，接连又是好几拳，一脚踹在陈芸的肚子上。陈芸飞了出去，第一次有强烈预感，"自己一定会死在儿子的手里"。她勉强站起来，大声质问："你把妈妈弄死了，你将来怎么活下去？"东东才停了下来。

小学四年级时，东东已经接触到了网络游戏。起初是在小区楼下看别人玩，后来偷偷拿着妈妈的手机玩，或是在家里电脑上玩。"游戏太好玩了，他看一眼，就植入脑子里，抹不去了。"陈芸说，自己对儿子玩游戏是警惕的。一开始会一把夺回手机，或者干脆直接拔掉网线。但东东念念不忘，在公交车上看见有人玩游戏，也会忍不住凑过去，和对方热络地聊起游戏里的场景和技能。

从十渡回来那个恐怖的夜晚过后，她决定带孩子回老家。那是一个和北京完全不同的地方，有樱桃园、连绵的山脉和清澈的河流。她不知道儿子是否能在新环境里变好，但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回到爱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虽然他们已经80岁，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多少能给陈芸一点力量，她实在觉得"筋疲力尽了"。没想到回老家一个多月后，就发生了纵火事件，儿子进了精神病院，两位老人也受到不小惊吓。

如今，陈芸一家三口分散在三个地方。她留在老家，大概每个月跑一趟市里医院看望东东。每次的路线几乎是固定的：先从村子里搭顺风车到县城的客运站，再坐客车进市里，能比一路搭顺风车便宜40块钱。到市区后，先去离医院最近的大超市买上两三样水果，提一箱牛奶，再到超市外的肯德基捎一份鸡肉卷套餐，拎着大包小包坐上去精神病院的公交车。路程将近120公里，一趟要花三个多小时。

她请人修复了被火烧过的房子，并按自己的审美重新装修。二楼是以白色和灰色为主的北欧风格，墙上挂着三幅精致的小框油画，中间摆一张实木长桌，来客人时，陈芸端出煮茶壶和玻璃杯泡绿茶。加上置办的新家具电器和改造自来水管道，总共花了40万元，这笔钱在农村已经能盖起一栋崭新的小别墅。她说不想让村里邻居说闲话，"我好歹在北京过了20多年，不能一点成就都拿不出来"。

她有很不错的艺术感觉。给我看她拍摄的美食视频，质感不比电视台的美食节目差。儿子入院后，凭空多出来不少空余时间，她在县城里租了间房子，注册了一个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如果不是困在家庭里这些年，陈芸或许还能有更多的成就。 谈到工作室，她情绪很高，不再是那个被儿子折磨到绝望的母亲，而是一位有着清晰自信的职业女性。她告诉我，要以家乡的美食为主题拍摄几条纪录片，打出工作室的名声，不接走量的急活，每个作品都要精细打磨。这是自儿子出生后，她第一次规划自己的生活。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8期，文中陈芸、王东东、王栋为化名，实习记者李玥对本文亦有贡献）

王栋待在北京，偶尔和妻子在微信上聊聊儿子的病情。东东入院后，他开始了对网瘾的研究，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发到网上，论述整治不良网络游戏的重要性。王栋说，以前从未想过儿子是患上了"精神疾病"，但研究后才发现，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东东完全符合里面的各项标准。他反复提到，世卫组织的标准在国内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国内能治疗网瘾的正规医院也寥寥无几，导致许多深陷网瘾泥潭的家庭得不到拯救。

在某博览会上体验网络游戏的年轻人（摄于2015年）

"砸玻璃"事件后，夫妻俩不敢再直接劝阻儿子玩游戏。王栋提出"堵不如疏"，把儿子的兴趣引到别的方面。东东想练拳击、散打，陈芸就带他上健身房，买了两万块钱的私教课；东东喜欢郊区的山水，陈芸把家里的电瓶车换成了最大容量电池，常常驮着儿子骑100多公里去北京的十渡景区。东东想养鱼，王栋买了半面墙高的鱼缸，给他养中华鲟、娃娃鱼之类的珍贵鱼种，还把美术老师请到家里教东东国画。

东东最痴迷的仍然是游戏通关，并开始成为氪金玩家，花钱充值、买设备。从几元到几十元、几百元，他用完了自己的零花钱，就编出买书、闯祸了需要赔钱、和同学出游等借口，向父母要钱。一开始，王栋都尽量满足，"如果能让他正常生活，想充点钱就充吧"。他会趁东东要钱时提条件，让儿子听自己讲两个小时的课，或是离开电脑去画会儿画、做做运动。 陈芸还试过陪儿子一起打游戏，"希望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把他拉出来"。但她始终无法理解"游戏"这门语言，在电脑桌前如坐针毡，不明白游戏里几个低像素小人的对打有什么魔力。与游戏"抢夺"儿子的种种方法，最终都失败了。

2019年春节后，王栋带陈芸和东东到三亚旅游，想缓和家庭关系。在大螃蟹、龙虾、沙滩蹦蹦车的诱惑下，东东勉强同意出游。但酒店里没有电脑玩，只待了三天，东东就吵着要回北京。王栋刚劝了几句，东东的脾气就蹿上来，用力扯下酒店房间的窗帘扔在地上，一拳把王栋打倒在床上。无奈，王栋只好买了当天夜里11点多的机票，三人到家时已是凌晨3点。一进门，东东鞋子都来不及脱，就坐到了电脑前。

如今，陈芸已经能平静地讲述儿子的暴力。我们见面时，她穿一件印着卡通图案的宽松牛仔外套，戴一顶黑色圆边的帽子，一头齐肩的短发有点毛躁。今年48岁的她，手机里还有自己18岁时的照片。老照片中的姑娘身形消瘦，眼睛清澈灵动，皮肤白皙，穿着一件和口红颜色相近的毛衣，像90年代的香港女明星一样清纯时尚。但现在发福得厉害，皮肤状态比同龄人更苍老，脸颊上和眼窝附近各有一道不太明显的伤疤，都是儿子殴打后留下的。

陈芸在村里上的小学。每天放学回家先要放羊、割猪草、做饭，最后才能做作业。但她有股子心气儿，总想着走出去，到外面的城市去。初中毕业后，她投靠一位远房亲戚，去北京念中专。这位亲戚就是王栋的母亲。那时王栋还在国外留学，陈芸常到家里照顾老人，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老太太喜欢她，撮合了婚事，陈芸嫁给了大她15岁的王栋，从此在北京安定下来。她学历不高，但为人温柔贤惠，承担起了家里种种现实的责任。还怀着东东时，公公婆婆先后瘫痪在床，她照顾两位老人十几年，直到他们离世，同时陪伴着被诊断出阿斯伯格症的东东。

大部分时候，丈夫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陈芸的总结是，"他没有从一个学者的身份转换成一个父亲"。但说话的语气并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平静的陈述。她早已接受了自己和丈夫在家庭中的不同角色，就像接受了月亮就是靠反射太阳光而成为月亮的事实一样。只是没想到，人到中年时，竟一度觉得自己"要死在儿子的手里了"。

天亮时，陈芸终于驮着儿子回到家。疲惫不堪时，突然接到老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最近家里怎么样？门口的樱桃快熟了，要不回来吃樱桃吧？"陈芸的脸颊还在淌血，眼泪又流了下来，"我也是爸爸的孩子，却被自己的孩子打成这样"。

陈芸也没有答案，但如果要指认一个明确的"敌人"，那就是"游戏"，"他的很多行为都是模仿游戏"。 有一次，东东要求陈芸从商场买回两把双立人的刀，模仿游戏里的对战，用刀和自己对打。陈芸害怕得很，又不敢拒绝。她感觉儿子心里总有一团怒火，这火焰随着他的长大在增大，自己得帮他排解出来，不要伤着别人，更不能伤了东东自己。她带着儿子到公园偏僻的角落，用硬纸壳罩在身上做自我保护，哆嗦着手陪儿子玩刀，吓得双腿发抖，但还不忘架起摄像机，假装是在拍摄视频，以避免路人怪异的眼光。

刚入院时，东东嘴里念叨着游戏里的"打boss"，打了一位80岁的老人，医院对东东用上了电休克疗法。陈芸听说，这种方法会对身体机能造成损伤，缩短寿命。她不期待儿子能够重回社会，只是计划着，如果东东的情况稍微好转了，就卖了北京的房子，把他转到一个有山有水的疗养院。在那里，东东能常常到自然里走走，忘掉黑暗的过去。"他治疗了这么久，很可能走在我前面，这样我就能照顾他一辈子，身后也没什么担忧了。" 陈芸没有丈夫的"高站位"。她盘算的是，如何安排好儿子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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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瘾、家暴、纵火......失控少年与他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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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啊，我想你了，你想我了吗？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坐在精神病院五病区楼下，陈芸拨通了护士台电话。五病区收治"物质依赖所致的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患者"，陈芸18岁的儿子王东东住在这里。因为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东东最终出现幻觉，并放火烧了家里的房子，被鉴定为精神二级残疾，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近700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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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特指患有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大类精神疾病患者）也是社工时常会接触和服务到的一个群体，对这一群体的面访与相关服务也总是会发生的。笔者从事精神卫生社会工作三年多，面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现与大家共同分享。
一、面访前做好四大功课
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面访不同于一般服务对象的面访，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准备，笔者将其总结为四大功课，这四大功课分别为：

了解精神疾病相关知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一个特殊群体，对他们的面访和服务必定要求社工掌握一定的精神疾病相关知识，这样社工在面访和服务过程中才能更加有针对性，更加科学合理，避免出现"张冠李戴"、"文不对题"等乌龙状况。实际上，社工无需掌握非常高深的精神疾病医学知识，社工需要认识到自己不是精神科医生，自己的角色是社工，所以社工只需了解和掌握一些和服务工作联系比较紧密的精神疾病常识就可以了。比如，社工需要了解六大类严重精神疾病及其症状表现、精神疾病高风险等级及其判定标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常见用药和治疗方法等等。掌握这些精神疾病常识，社工对其面访才能顺利进行。

收集服务对象病情状况。一般来说，社工在对服务对象进行面访之前，需要首先收集服务对象的相关病情状况，以便做好面访准备，防范潜在风险。比如社工需要收集和了解服务对象的病历病史、病情现状、风险等级、服药情况、家庭监护情况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社工可以通过与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合作来共同收集，如服务对象的就诊医院和主治医生、服务对象所在的康复机构、区级慢病院或疾控机构、区级残联机构、负责日常随访和管理服务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及社区居委会等，社工也可以通过与服务对象监护人的联系沟通来掌握这些信息。

准备面访主题和谈话提纲。社工在面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之前，要做好面访主题和谈话提纲的准备。对于经验丰富的精神卫生社工及面访过多次的服务对象来说，面访主题和谈话提纲并不需要写在纸上，有一个腹稿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首次面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面访主题一般围绕了解和确认服务对象相关信息及服务需求来展开，多次面访的服务对象面访主题和谈话提纲一般围绕个体服务计划及康复训练来展开。

电话预约。和一般服务对象的面访工作一样，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面访同样需要提前电话预约，但是它又与一般服务对象电话预约的内容有许多不一样之处。许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都有比较强的病耻感，担心自己的信息泄漏，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所以他们往往对于工作人员的面访比较抗拒。社工在通过电话预约首次接触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时，要特别理解服务对象的这一点疑虑，并想办法减轻或打消服务对象的疑虑。要做到这一点，社工首先需要自报家门，如果自称是社工，服务对象可能会不理解，所以社工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自称为服务对象主治医生或者社康精防医生的助手，也可以以用人单位或者社区居委会的名义来赢得服务对象的认可，当然这些需要提前和相关单位或医生做好报备并在事后将相关情况反馈给他们。除了这一点，社工要在电话预约中需要特别强调保密制度，这样才能减轻甚至打消服务对象的疑虑。
二、面访中注意五点技巧
面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需要了解服务对象的特点，做好许多准备，同样也需要掌握一些必要的技巧，从而使社工的面访更加顺利和成功。在此，笔者总结了五点技巧，和各位社工共同分享。

安全技巧。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一个特殊的服务群体，一般需要持续治疗、长期服药，以此来控制病情稳定不复发，然而即便是处在病情稳定期，一般也会多少带有一些症状，如果是处在病情波动期，那么症状可能会更加严重，一小部分处于严重发病期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也可能会出现暴力倾向甚至暴力行为，所以访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需要特别注重安全技巧。首先，社工需要提前甄别访视对象是否是三级以上高风险患者，是否是既往高风险患者，是否是病情不稳定患者，是否是定期复诊规律服药患者，如果是高风险、既往高风险、不稳定或不规律服药患者，那么社工尽可能让家属带患者来到社工工作地点或者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来进行面访。如果必须去患者家中面访，那么社工也一定不要单独去面访，要联合社康精防医生或者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去家访，以减小安全风险。其次，社工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中面访过程中，尽可能靠门口坐，尽量不要将门完全关闭，不要进里屋，尽可能在家属在现场的情况下再去家访。最后，社工在对比较偏执或者情绪比较高涨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面访过程中，尽可能不要和服务对象就某一话题进行辩论，不要激怒服务对象，如果感觉到服务对象情绪明显不稳定，话语明显偏激，动作明显增多，那么社工处于安全考虑，要尽快结束面访，尽早撤离，并通知相关工作人员加以应对和处理。

真诚技巧。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面访要特别重视真诚技巧，在所有的访谈技巧当中，真诚是最大的技巧。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本身对于外人的面访就已经顾虑重重，如果在面访过程中，他们又没有感受到社工的真诚，那么他们的顾虑便会加重而不是减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工本身可能是真诚的，然而如果服务对象感受不到这种真诚，则其结果也是无用的，所以社工的真诚也需要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一般情况下，如果社工在面访交谈过程中，能够表现出真诚主动、稳重从容，同时语音清晰、面带微笑，表现出自己的亲和力，那么服务对象就会逐渐信任来访者。在此基础上，如果社工能够在面访过程中带一些服务对象喜欢的小礼品送给他们，并且在交谈过程中给他们讲一些相关福利政策和医学知识，服务对象就会更加信任社工，真诚技巧的成效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话术技巧。社工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面访也需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话术，尤其是首次面访。首次面访关系到社工与服务对象的专业服务关系能否顺利建立，话术也是社工向服务对象推销自己服务的一个重要载体，如果不能掌握良好的话术技巧，那么很难让服务对象对来访社工产生信任，这会影响到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后续的服务。社工在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面谈过程中，一般有以下几种话术技巧，如社工把握面访主题，掌握话题主动性，如果遇到特别能聊的服务对象，对方聊着聊着跑题了，而且离题万里，社工需要用恰当的话语将话题拉回来，如我刚才听您说.......，您能否在详细说一下？这样服务对象既不会感到唐突，又能把话题拉回来；社工在面访过程中切忌与服务对象进行辩论，以防产生冲突；社工要在面访过程中反复强调工作保密制度和保密措施，及时恰当应对服务对象的质疑；社工要在面访过程中给服务对象讲解一些相关医学知识、心理学知识及法律法规和精神疾病相关福利政策；社工如果无意间触碰到服务对象比较忌讳和隐私的话题，要及时"刹车"，采取恰当的方法尽快略过去等等。

医学和心理学技巧。社工在服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过程中，经常会接触到各种精神科医学和心理学问题，所以适度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做一名具备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能力较强的社工，能够帮助社工更好地面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为其提供适切的服务。关于精神科医学，社工需要了解相关精神疾病知识、常见病症、常见用药、常见治疗和康复手段等等。当然，社工也应该了解和掌握诸如压力、焦虑、抑郁、情绪、理智、意志、思维、情感等相关心理学知识，这样社工在面访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把握服务对象的心理状况和变化，以便社工对服务对象的诉求做出更好回应。

建议技巧。社工在面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过程中，最好能够以真诚的态度为服务对象提一些恰当的建议，这样有助于增强服务对象对来访社工的信任感。一般情况下，社工可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出以下参考建议：定期就诊、遵守医嘱、规律服药；劳逸结合；适量运动与家务劳动；多与家人亲属沟通交流，多参加社区活动，多交朋友；科学正面应对疾病，心态保持平和轻松，减小压力；若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鼓励与支持服务对象适度就业等等。
三、面访后提供四项服务
社工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服务不能仅限于一次面访，往往是多次面访、长期跟进、持久服务。所以，社工在每一次面访完重性精障患者之后，一般还需要提供以下四项服务。

医疗跟进。由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所患疾病的特殊性，社工需要在面访完服务对象之后长期跟进他们的病情变化和医疗诊治情况，并将相关情况及时告知精神科专科医生，以便掌握服务对象病情动态变化，维持服务对象病情的长期稳定不复发。社工须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出现的一切行为和心理问题及其各种需求往往都是以他们的病情为基础的，所以面访完服务对象之后对他们病情及医疗诊治的跟进是社工必须提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服务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社工提供的医疗跟进服务需要和相关精神科专科医生保持密切沟通和联系。

心理疏导。精神卫生领域社工需要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以便在面访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后长期跟进和服务当中帮助服务对象进行心理疏导，心理疏导同样可以成为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一部分重要内容。部分长期患病和服药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会出现病耻感、无用感、负罪感等等，会认为自己连累了家人，家属同样会承受各种经济和社会压力。家庭产生的这些负能量和悲观情绪更加不利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所以，社工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服务，缓解他们的压力，有利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康复。一般来说，常见的心理减压方法有对话倾听、适量运动、注意力转移、社会交往、培养兴趣爱好、写作、听音乐等等，社工可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采取不同的心理疏导方法。

链接资源。许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处于社会底层，整个家庭都挣扎在贫困线上，社会支持网络薄弱，社会资源及其贫乏，社会歧视严重，这种现状确实存在且不利于重性精障患者回归社会，而是否回归社会是判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否康复的重要标准之一。面对这种情况，社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首次面访结束后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需求和问题，协助服务对象链接社区和社会资源，重建社会支持网络，帮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重新融入社会。目前深圳各个社区都根据社区具体情况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和服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五位一体工作小组，该五位一体包括社区专干、残联专干、社康精防医生、社区民警、社区网格员等，社区五位一体工作人员是社工可以帮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链接到的基础性的社会支持资源之一。社工可根据具体情况帮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链接康复机构、社区社工、残联部门、慢病院或疾控中心、就业资源等，帮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解决遇到的问题，满足他们的服务需求，帮助他们早日康复，回归社会。

康复训练。一般情况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可以分为生理康复、心理康复、社会康复三个部分，社工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训练基本上也是针对以上三个部分来开展。在生理康复方面，社工可以开展的康复训练有健康指导、服药指导（联合精神科医生）、精神卫生知识教育等；在心理康复方面，社工可以开展的康复训练有减压抗压训练、心理咨询与疏导、情绪控制、注意力与记忆力训练等；在社会康复方面，社工可以开展的康复训练有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交能力训练、职业规划与就业辅导、兴趣爱好培养与提升等。社工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训练服务需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需求和问题来开展，并且社工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他们进行的康复训练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应付了事，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提升服务对象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促进服务对象的全面康复。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面访工作看起来复杂、艰难，但是只要掌握了其中的步骤与技巧，我们的工作将会化繁为简、事半功倍。只要我们秉持一颗助人自助之心，真诚接纳服务对象，用专业的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那么服务对象一定可以获得真正的改善。

（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驻坪山疾控精防社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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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交流 |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面访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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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特指患有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大类精神疾病患者）也是社工时常会接触和服务到的一个群体，对这一群体的面访与相关服务也总是会发生的。笔者从事精神卫生社会工作三年多，面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现与大家共同分享。 一、面访前做好四大功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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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的姓名、年龄以及家庭住址，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假信息，彩礼收的现金，还是用红纸包的。我还告诉你，我连证都不让她领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告她重婚，进去了就没法继续给家里帮忙了。"

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法理学老师曾对我们说过："法是狭窄的，狭窄到只需容纳公正就足够，同时它又是宽泛的，宽泛到与宗教、哲学乃至主义都相互依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宽泛到要负责到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应该有任何的疏忽。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大多数人，而是为了所有人，所以，法绝不能是冰冷的机器。"

后来，我常告诫自己，不论看过多少悲凉，经历过多少失望，身为一名法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温度。人世间的苦厄永远无量无边，或许陪伴能给人带去一点希望。

我的那些当事人中，有差点被丈夫打死却仍旧犹豫不决的人，我虽恨铁不成钢，却还是愿意等等她；有被亲生母亲卖掉几次却依旧心怀善意的人，我愿意护送她一程；有被男友拍裸照却奋力一搏逃出生天的人，我愿意站在最前面声援她；有一生受苦想尝一下奶茶的滋味却舍不得买的人，我愿意给她一丝慰藉......

他们中间有绝望的女人、无助的孩童、失意的男人，每个人最终因法律与我交织，有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能给的，只有那一丝温度，让他们有可以相信的东西。

我总说自己如行船渡人，当事人里有抵达彼岸的，有中途落水的，我不能掌控局面，却至少做到了和他们站在一起，无惧来回奔波、顺风、逆流，我都扬帆前行。

我无意美化自己的职业，手捧法的温度，是我的追求，是我想看到的美好未来。

2015年7月，我接到主任通知，去处理一起法律援助的案件。当事人名叫钟湘华，涉嫌故意杀人。据说她全部家当只有60块，连车旅费和复印材料的钱都给不起。

会见钟湘华之前，我略有忐忑。此前我已听闻她的作案手段十分残忍，近乎于冷血--她将自己的母亲李桂莲连捅7刀，杀人以后，还用嘴巴吸吮李桂莲伤口流出的血。当警察和医生赶过来时，她坦胸露乳，蹲在李桂莲身边唱歌，面对枪口，毫不慌张。

众人皆骂钟湘华大逆不道，禽兽不如，"带坏小孩，警察就该当场开枪打死她。"办案民警也说钟湘华有点怪，她承认自己故意杀人，至于作案动机，包括水果刀的来源、手机藏在哪、脱衣服是什么目的、为何在杀人以后吸被害人的血等等问题，无论是批评教育还是好言相劝，她都只是低着头，一概不答。

第一次在看守所会见钟湘华时，她也是低着头。她留着齐耳短发，皮肤黝黑，双手动个不停，手铐一直叮当作响。我先开口，说自己是她的辩护律师，免费为她提供法律服务。她抬头左顾右盼，茫然道："辩护，什么是辩护？什么是法律服务？"

我这才看清了钟湘华的样子--大大的眼睛毫无光泽，鼻子也大，脸型不算漂亮，但看着舒服，没有传说中的那般凶神恶煞。

一般涉嫌刑事犯罪的当事人见到律师，都犹如见到了救命稻草，会反复向我们询问有没有过硬的关系、能不能帮他办取保候审或减轻处罚。可钟湘华无精打采地这么一问，我反而愣住了，过了良久才告诉她："辩护就是为你说话。法律服务包括辩护、不让别人打你、和你一起面对法庭的审判；帮你安抚家人，在不违规的情况下传递一些必要的消息，让他们给你置办一些日常用品；如果有冤屈，帮你找证据，堂堂正正地走出去......总之就是和你一起面对接下来的日子，包括别人对你的谩骂，我们都一起承受，我会尽力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钟湘华嘴巴慢慢张开，舌尖舔了舔嘴角，吞了几口口水，盯着手铐说："我是个傻子，只有别人骂我，嫌弃我。长这么大没人为我说过话，我妈妈她到底怎么了？"

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这时候她还称呼李桂莲"妈妈"，似乎很关心她。我从法律的角度回答了她的问题："你妈妈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愿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若不是那就麻烦大了，到时候我去医院替你看一下她。"

"那不能死的，不是怕麻烦。我承认人是我杀的，用水果刀捅的她。妈妈要好好活着，毕竟她比我能干多了。"钟湘华左眼不停地眨，一行眼泪从右边脸颊滑落。

当钟湘华再次抬头看我时，我让她将作案过程详细告诉我："好比一个家长面对在外面犯了错的孩子，我得知道是否真的有错，到底错在哪里，还能不能补救。"

钟湘华听罢，立刻将额头往手铐上撞。我赶紧阻止她："你要伤害自己的话，我就不能陪你聊天了，会被警察赶出去的，说不定下次也不能来看你了。你可以先不回答问题。"

见我语气有些急促，钟湘华很快停止碰撞，摊开双手，喘息道："我在外面犯了错，爸妈都是先打了我再说的，我不要回忆，现在就像做梦一样，我不知道是怎么了。"

说这话时，钟湘华脸突然红了，一直红到耳根，见她正装作不经意地用手肘按压胸部，我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摇头："没有的，就是肚子上面涨得有点厉害。"我赶紧问她是不是正在哺乳期、是不是在涨奶。

她没说话，身子前倾，不解地望着我。

"如果你尚在哺乳期，我要马上去和看守所及公安局交涉。"我说。

第二天会见钟湘华时，明显感觉她的话多了起来。

她主动说自己跟室友了解了律师究竟是干啥的："她们说律师只会要钱，吃了原告吃被告，颠倒是非，我觉得不对。"

我说不要单纯地去定义人的好坏，你涉嫌故意杀人，但我觉得你该会是个好母亲。

听到这句话，钟湘华又哭了，弓着腰，不停地咳嗽："我妈妈她听不进。"

我告诉钟湘华，李桂莲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由于现在还无法交流，我打算过几个月再去一次，同时将取保候审的事也说了，让她耐心等待，接下来是该好好谈论一下案情了。见钟湘华欲言又止，我特意强调："你对我说得越详细，你小孩就越早见到妈妈。"

事实上，当地人对钟湘华的评价并不好，众口一词，都说她是村里最蠢的人，"读了3个一年级"，简单的加减法还不会，三年级时还拉大便在身上，平时又不爱说话，完全不像她妈妈。

李桂莲是村里公认的能说会道、精明能干、办事利落的人，大家都说钟湘华和哥哥钟湘平都是随了父亲的基因。他们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面对强势的媳妇，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也无能力管儿女的学习和生活。

至于比钟湘华大3岁的钟湘平，"就是个被宠坏了的二流子"。1米85的身高，长得也不错，却从小到大四体不勤，上学时连书包都要妹妹背。他到处惹是生非，仗着母亲的袒护，经常搅得一片鸡飞狗跳，前后有过好几个女人。

至于钟湘华为何捅她妈妈7刀，有人闪烁其辞，有人说是魔怔了："平日她就只有挨欺负的份，青皮小孩打她，都不敢还手的，不是遇到鬼怎会如此无法无天？"

得知我向其他人了解过情况，钟湘华怯生生地问："他们说我是傻子吧？"见我没有回答，她苦笑："我只是内向、反应慢，但从来没人愿意等我一会儿，上课老师默认了我是拖后腿的，我没脸面对同学们，大家都以为我是木头人，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在田间奔跑，周围都是花花草草，还有蝴蝶，没人取笑我，轻松自由......以前不会做的题目，我现在都会做了，应该能辅导孩子到小学三年级，一一得一，二二得四......先乘除后加减......天上飞来一只大鸟，不是不是，那是飞机。"

钟湘华绞尽脑汁将她所学的知识背给我听，只是为了证明她能带好孩子："孩子若像我，我不拿他和别人比，如果他也反应慢，我就慢下来等等他，总会开窍的。你应该家庭条件很好，又跑得快吧？你给我的感觉好亲切，跟妈妈和哥哥不一样。"

最后，钟湘华说起了自己拿刀的缘由："他们可以不把我当女儿，让我当牛做马都可以，可他们不准我做妈妈。如果我的儿子以后又像我一样没有妈妈的疼爱，会很苦的。"

我如实相告，说自己的家庭没有比她好多少："如果你觉得我还行，希望儿子以后会像我一样令人感到亲切，那么你要爱自己，不要自杀，不要再拿刀针对任何人。"

钟湘华双手顶住下巴，双眼微闭了几秒后，嘴角出现一丝笑容："那我不要被枪毙了，坐牢坐到老，我就出去带孙子，如果我老得不中用了，我看一眼他们就死。"

"想起他，我那几十年的苦都不在了。"讲案发经过时，钟湘华的手偶尔发抖，这时她主动将话题转到儿子身上，说孩子听话，生产时没让她遭罪，有很多瞌睡等等，至于之所以捅李桂莲7刀，是因为她有过7个孩子。

怀第一个小孩时，钟湘华才16岁，为了给哥哥凑彩礼，被迫嫁给当地一个大她20岁的男人。她上午还在鞭炮厂织鞭炮，下午就被带到了山上男方家，干净衣服都没有，"等于自己被卖了3万块钱，我被男人按在床上时，第一次想到自己同学，她们应该还在读课文吧。我怕死了，房子陌生，床陌生，人也陌生，就这样了"。

很快，钟湘华发现自己没来例假，"那个男人经常在外面做事，我不确定是怎么回事，让我妈带我去看郎中。她说没大问题，让我吃了一些药，出了好多血，几天后她才告诉我当妈妈了，还没一分钟，又说孩子流干净了，我当时也是迷糊"。

从那以后，李桂莲会给一些避孕药给钟湘华，"只要男人回来了，就让我偷着吃"。

两年后，李桂莲将钟湘华带回了家，男方那边闹事，她一点都不怵："一个未满16岁的少女给你玩两年，还要怎样？你再闹我就报警，告你强奸，本来没有领证的，第一次是你强行睡了她！"钟湘华回想起来，又尴尬地笑了："我是反应慢，当时只是觉得这句话好像听着不舒服，具体哪里不舒服也说不上来，现在明白了。"

钟湘华在家里待了不到半年，李桂莲很快就又给她相了另一个男人，同样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实人。钟湘华又怀孕了，这次她没和李桂莲说。

"想做妈妈了，这是一种改变。没能保护好小时候的自己，就想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想着想着就甜。"

有心无力的是，钟湘华还是没能保住这个孩子，那个男人一喝酒就打人，一脚踢在她肚子上。李桂莲求之不得，当晚就把钟湘华接了回去，"我妈开心了好几天"。

第三次嫁人还是为了哥哥。钟湘平找的那个对象没有生育能力，便离了婚，"我妈是这样安慰我的：'咱女儿没有掉价，越嫁越珍贵。'其实是'越嫁越贵'吧。这次我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无论如何，我要生孩子，我妈拍着胸脯说：'你也该要个孩子了。'"

用李桂莲的话来说，"湘华你的肚子倒真争气"。一年后，钟湘华生下一对双胞胎，出院那天小孩就被人抱走了，来接她的是李桂莲，哭哭啼啼跟她解释："本来就只是让你给人家生小孩的，人家做大生意的，看得上你？你要闹，我们一家都完蛋。"

之后钟湘华又被"嫁"了两次，越嫁越偏，越嫁越便宜，"一个是赌徒，为了躲债自己跑了不见踪影；另一个五十多岁，老婆和大学生儿子出车祸死了，为了给家里盖房，我给他生了个儿子，老头人不错，给我自由，我自己还能生，就没抢小孩了"。

再有，就是出生证上孩子的父亲，"这次是我自己想嫁的，他对我好，把我当人看，有什么好吃的都要想到我，重活都舍不得让我干，婆婆好，我们的小孩也可爱"。

我当时算一下--钟湘华说有过7个孩子，还有一个，我问她是不是忘了？

她先是咬着牙，然后偏头望向角落："那个没生下来，很丢人，很丢人，我永远不会说的。"

除了这一点，钟湘华把能说的都告诉我了，让我有了想做无罪辩护的冲动。我们从来不会向当事人保证什么的，但这次我向她承诺："你能亲自送小孩上一年级。"

过了一周，警方通知我，钟湘华符合取保候审的情况，但无法提出保证人，也不能交纳保证金，因此决定监视居住。关于是否取保候审，按规定他们应当在3日内做出决定的，而我在申请书上明确写了"愿意依法交纳保证金或找到供保证人"，因而提出异议。

见面后，民警说他们征求了钟湘华的同意。如此一说，我便心照不宣。

钟湘华千恩万谢，直言警察和室友都比家人好，还向警察和我保证："我听话，不会跑，相信我能做一个好妈妈。其实我只有那一次拉大便在身上，后来再也没有那样的事了，他们只记得那一回，就要笑我一辈子。"

见到孩子的那一刻，钟湘华泣不成声，直接就撩起了上衣，"妈妈都给你留着的"。我在马路的树荫下见了孩子的父亲，他比钟湘华矮，精瘦，满头大汗却给我递一瓶饮料，自己抿了抿嘴却说不渴，待会儿去招待所有水喝。

我没多说话，只说："你要好好珍惜，可以说她是为了你和你们的家才捅自己母亲的，至于她自己，早就逆来顺受了。"

钟湘华告诉我，从来不忤逆母亲的自己，那天和李桂莲吵了3次，"这次我就想和他一起领个红本本，以后再也不嫁了，我为家里已经做得够多了，养育之恩和吃的粮食都还了"。

李桂莲先是哄骗钟湘华，说不领证以后想再嫁既方便，也不算重婚："大傻子，如果你要那个红本本，我俩都要把牢底坐穿，你妈我走南闯北，比你见得多。"

钟湘华一脚踢翻凳子："就算坐牢也要领，我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疼我一下。"

李桂莲抓起凳子砸在钟湘华的后背上，钟湘华倒在地上一时无法动弹，晕倒前，李桂莲还在破口大骂："装死就厉害。"

不知过了多久，钟湘华醒来，又哀求李桂莲将户口本给她。李桂莲非但不给，反而威胁钟湘华："我改天就找人将你那个傻儿子给卖了！"

"那已经不是她的孩子了，是我的孩子，她居然还想卖！她像个鬼，让我害怕了。为了保住我的孩子，就想除了这只恶鬼，桌上刚好有一把水果刀，我刺了她7刀。"讲述案发过程时，钟湘华很平静，没有哭，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临了还吞吞吐吐地问我："我还能不能领那个红本本？我想被政府承认，这样我出狱后就有家能回。"

我想了想，法律规定服刑人员依法享有婚姻权，但民政部门规定，婚姻登记必须亲自去婚姻登记机关，所以实际操作时难度比较大，甚至可能要监狱局出面。好在现在是监视居住，如果早点向公安机关申请，也不无可能。

事情进展很顺利，钟湘华男人不在乎她的任何经历，求之不得。警方在经过讨论之后，回复"问题不大"，民政部门也表示愿意配合。

领证那天，钟湘华穿了一件红色T恤，扎了个头饰。在民政局，她特意叮嘱我问新郎："你愿意娶钟湘华为妻吗？"男人回答："我愿意。"接着她又提醒我："你还没有问我，我也要问的。"于是我又问了一遍，她回答："只要你不嫌弃，愿意等等我，一出来，我就赶紧跑回家。"

回去的路上，小孩一直哭，钟湘华却满脸温柔："孩子你哭也好，笑也好，我都觉得是很好的日子，苦点累点都没关系的，你放心，妈妈还年轻，有粗茶淡饭的。"

一个多月后，小孩满一周岁，钟湘华被重新收押了。

案件的关键是凶器问题，我本想冒险，以出现新证据为由，向法官提出暂时休庭，却又因心里没底不敢冒然行动。我愿意相信钟湘华不是蓄意买刀的，想查清楚。

正在我矛盾之际，机会出现了，我指责公诉方办案全凭主观臆断，学姐脾气一上来骂了我一句："渣男，你就是瞎的。"我死咬着这句话不放，做出了一个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决定，当即向法官抗议："公诉人对辩护人进行人身攻击，并由于我们私下有过小矛盾，我有理由怀疑公诉人是在针对我，故而申请公诉人回避。"

法官说公诉人的言论是有欠妥，不过申请公诉人回避应该由检察机关商讨决定。当我看到法官重重地敲了一下法槌，宣布休庭说"反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暂时也审不完"时，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我至少有3天时间调查取证。

一出法庭，我就去了钟湘华的村子，找到了那家商店老板，问他是否知道钟湘华买刀的用途。他如实相告："当时钟湘华说了一嘴，说是用菜刀切西瓜，有辣味。"

我问老板是否愿意出庭作证，他犹豫，我好说歹说，他在神龛前打了一卦，答应了。检察院驳回了我申请回避的请求，理由是我非当事人，和公诉方没有利害关系。

再次开庭时，李桂莲照样骂骂咧咧，倒是我的那些证人让我感动，钟湘华处过的第一个男人，包括那个赌博的，还有那个喝酒打人的，他们都来作证了。

钟湘华向他们鞠躬，说对不起，他们摆了摆手："妹子你以后安生过日子就好。"

在陈述自己为何要吸母亲的血时，钟湘华把手指放进嘴里吸吮了几秒："我小时候手指被茅草割破过，妈妈就帮我吸手指，说口水能治好伤口，我觉得她爱过我。我是一气之下捅的妈妈，看着她流血越来越多，那该多疼啊，吸一下也许会好点。"

法庭上鸦雀无声，我补充道："如果真的是咬，被害人伤口上一定会有牙印，或者有小伤口。我们不该无视一个母亲的残忍，同时不该否定一个女儿的温柔。"

李桂莲也是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便说自己一个女人持家不易，有苦衷，并当庭表示愿意原谅钟湘华："我现在是受害者，过去的事你们就不要再翻了，算了。"

法院最终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认为钟湘华是自首，鞭炮声更能掩盖现场的情况，她有条件将被害人杀死，钟湘华幡然醒悟，没有继续实施杀人行为，依法属于犯罪中止，予以酌情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钟湘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8年，钟湘华提前出狱。一年后，我接到她的电话，执意要请我吃饭。她丈夫和孩子也来了，给我带了很多鸡蛋和一袋小米，她欢喜地告诉我，她和老公在工地上做事，她也学会了粉墙，能算一个大师傅的钱，"我的家里现在干干净净的"。

"律师，我能不能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我想你可以解决，我妈妈坐过牢，我也坐过牢，以后该怎么跟孩子说呢？我有点怕真的是龙生龙、耗子的儿子就是耗子。"

我让她不要多想："尽管你妈妈坐过牢，你也坐过牢，但是你改变了很多事，你和你妈妈不一样，你跳出了那个腐烂而封闭的世界，你给孩子的是崭新的开始。"

分别后，我收到她发来的一条短信："以后我想告诉那几个孩子，不要恨妈妈，他们想回来，我当牛做马都愿意养，希望他们过得好，以后的生活能做自己的主。"

是啊，我们的生活如果能做自己的主，这是多么美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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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了亲生母亲7刀，换来自己做母亲的权利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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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的姓名、年龄以及家庭住址，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假信息，彩礼收的现金，还是用红纸包的。我还告诉你，我连证都不让她领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告她重婚，进去了就没法继续给家里帮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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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从他们的故事里得到任何安慰，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穿透的痛苦，一点一点地撕碎它们，或者一点一点地撕碎自己。

唯一的欣慰是我们都经历过那种痛楚，不会嘲笑，也不会误解。

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

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

从疫情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行业震荡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教育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各种猝不及防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涌来，往往只在一瞬间，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转变。

祸福相依轮转，谁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故，终究会指向何方。身处其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何去何从？

至此，我们在近百篇来稿中精选了6篇「2020，意料之外」，从今天起与大家共享。

希望我们曾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生活都会回报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让我们保持着一颗安宁的心，整理行装、继续向前。

2020年，多事之秋，我成了一名抑郁症患者，背部肌肉以及脖子突然僵硬、剧痛；失眠、惊悸，头发大把地掉；上吐下泻，常常大小便失禁；眼里看任何东西都是灰色的，还时常幻听，总觉得有人要带我走。

每天都有上千个声音在我耳边骚动，"该走了，跳下去就没事了。"我走到窗边，第一千零一个声音拉住了我--"你要把事情安排妥当，不然得麻烦别人给你善后。"

于是，把工作交接完毕以后，我开始着手安排自己的事情，分配财产，拍照片，买烟酒糖果。

我辞退了给我做了3年保洁和厨师的曹阿姨，多给了她4次的酬劳当作红包。曹阿姨没接，也不说话，她本就话不多，从不过问我的事，推辞了红包，转身就去收拾房间了，拖地、抹桌子，一遍又一遍，地板都能照出人影了，又做了好几天的菜，冻进冰箱。

出门前，曹阿姨才说，"我这几天刚好要回老家扫墓，你要找人替换的话，我有个人选。她是我朋友，比我能干，如果你让她过来，我就放一百二十个心。"

我有些不忍，这些年我经常生病，又不肯麻烦别人，都是曹阿姨带我去医院看病。有次我结石痛得在地上打滚，刚好她手机打不通，我一个人爬进电梯，再爬出小区打车，是出租车司机扶我上的车。后来曹阿姨知道了，手机再也不关机了。

直到出门那一刻，曹阿姨都有些魂不守舍，扶着门框对我说了很多话，"我不是赖着不走，就是怕不是时候，最近洗手间地漏总被短头发堵住，屋里的好多东西也都不见了......"除了家人和几个亲近的朋友，没人知道我得了抑郁症。面对曹阿姨，我始终一副笑脸，自认为她同样看不出端倪，强笑着对她说，"我是要去外地高就了，那边单位没说可以带家属。这些年多亏了你的照顾，以后想我了，随时来看我。"

曹阿姨不再理我，看到门口落了灰，从包里拿出抹布蹲下去擦了又擦，走了。

我在背后喊了一声"阿姨"。她没有回头，"不要怕，过几天我就喊人来看你。"

自从患了抑郁症，我有时连着几天不想吃东西，有时又想靠食物来填充内心巨大的痛苦，暴饮暴食，一直吃到吐。

曹阿姨走后的一天，我忽然很想吃东西。家里的厨具、碗碟因为几天前情绪失控，都被我砸得差不多了，我打电话叫了6份外卖，却发现每一份都难以下咽。尝试了几次都不行，我盯着那些饭盒哭了起来。

正好曹阿姨发来语音，问我吃晚餐了没有。我一时没忍住，撒谎说饭菜很好吃的时候起了哭腔。大概1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一个漂亮女人站在门口，卷发、淡妆，有明显的唇釉；修长的手，涂着粉红色指甲油，唯一不协调的就是地上的红色塑料袋。

我问她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女人熟练地给自己套上鞋套，"我替曹阿姨过来给你做饭。我是刚入行的小艾，你要多多包涵。"说着她还出示了健康码和健康证。

我茫然地走到一边，她大方地进了客厅，直奔厨房，很快就端出了一道土豆烧牛腩和一道清炒小白菜。怕我不肯吃，她说自己也没吃，问能不能在这蹭顿饭。

一顿饭的功夫，她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今年43岁，已婚、未育，上过大学。见我表情诧异，她流利地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英文，"名字难记，你叫我艾姐就行。"

艾姐和曹阿姨一样利落，很快就把家里收拾了出来，她用刷子仔细地清理每个角落，"我可没在磨洋工的，很快就夏天了，每块碎玻璃都要清理干净，不然再将你扎伤就不好了。角落里猝不及防的伤害往往更恼人，明着来的伤害还能避着点。"

擦窗边的玻璃时，艾姐抬头四处张望，将玻璃来回推动，几次掰动卡扣，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曹阿姨这几天叮嘱我每天都要来做饭，但是我天生就恐高，一想到这里没有防盗窗，就双腿发软，心慌慌的。"艾姐长出一口气，"我知道我多事，一个保洁阿姨哪来那么多名堂，但我只要见过一次没有防护的窗台就会做噩梦，你能不能给家里装上防护网？"

我说自己不喜欢防盗窗，不但影响建筑美感，有时看风景还要隔着一些铁丝网，等待天边的云霞时都像是在偷窥，所以才只装了玻璃窗。

艾姐没接话，"最好是明天，我给你联系师傅，通宵把防盗窗做出来。你就当帮帮我，好吗？"

"那就装吧，是我的疏忽，让你受惊了。"

见我答应了，艾姐突然就不恐高了，还拿起抹布转着圈，嘴里哼唱小曲，像个二人转演员。待客厅和厨房都打扫完后，艾姐扭着身子，用拳头捶腰，哈着气说，"有些累了，今晚就这样了，剩下的活得明天干了。"

见我没应答，艾姐拿起茶几上的一盒氢溴酸伏硫西汀片说："我先生也有抑郁症，不过我们挂不到号，吃不起进口药。但我会努力赚钱，明天你会给我好评吗？"

艾姐还在解释，我大概明白了她的用意，"我不会跳下去的，白天会砸到人，晚上会吓到人，下面还有一排才开了没两天、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花，开花很美好......"我安慰艾姐。

我家楼下有5个商铺，关了3个，有2个是关着门但还在营业的，一家理发店，一家杂货铺。杂货铺的老板娘在外打工15年，投入所有的积蓄加上借的20万才开了这一家店，疫情期间亏了不少，但她总是笑眯眯的，每次我去买东西，都会笑着给我抹零。剪头发的小伙16岁，说自己是山里来的孩子，刚从洗头工升为理发师，很开心，说学艺有成就是骄傲。

这个世界总有人在认真而勇敢地生活着，我不能给他们带去灾难，只能另作安排。

给艾姐解释完，她再次检查了窗户的玻璃，用透明胶贴好，"这是封条，不能撕的。"

第二天早上9点，艾姐就来了，开门后笑着说，"我真怕这扇门打不开。"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睛。

这一次，艾姐身边多了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士，脸庞干净，戴金丝眼镜，笑容可掬，手上拿着一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我望向艾姐，她只是笑。我主动帮忙推轮椅，男士说，"是不是觉得我好有福气。"

轮椅上的男士是艾姐的丈夫，我喊他斌哥，"这福气可大了，艾姐贤惠又漂亮。"

斌哥使劲点头，然后回头拉住我的手，宽厚而温暖，"我知道你病了，特意来看看。你不要看我坐在轮椅上，我没有你们痛苦，只要你艾姐还在，我就很知足。同样，你也会是一些人心底很重要的存在，只要你还能应声，对他们而言就很好了。"

我说人死如灯灭，到了那一步，其实没有人真正在乎的。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如果真那么做了，就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艾姐接过话头，说起从前的事，"你知道吗？真正有福气的是我，若不是斌哥，恐怕20年前我就不在了。"

艾姐比斌哥大2岁，他们从中学到大学都在一个学校，"从小我就觉得艾姐是最好看的。但好多话我都放在心里，觉得说出来肉麻。可在彼此相依相携经过一些事后，才发现是苦咽下去，是甜就说出来，我们要共进退。"说话间，斌哥在轮椅上艰难地挪动身子，表情很淡然。

艾姐上高中时，长相姣好，追求者众，但艾姐都不予理会，只有一个叫肖鑫的，令艾姐拿捏不定，他是艾姐的历史老师，"我承认自己崇拜他，他知识面广又幽默风趣。"

肖鑫对艾姐平时照顾有加，却言辞得当，没有逾矩之处，久而久之，艾姐也乐于让他指点迷津。肖鑫强调两人的相处就好似父女，但艾姐后来才意识到，"像父亲一样，却终究不是--肖鑫只是花两年时间去扮演那个角色而已，一个小女生，哪会对父亲的身份设防？"

高三那年，肖鑫趁艾姐不注意，在办公室将她强奸了，"我甚至都不敢呼救，提上裤子那一刻，更没想过要报警，而是往另一个方向想，可能我还没准备好吧。"艾姐打心底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强奸，"在最好的年纪，最美的时刻，就要踏入大学校园里了，怎么能被强奸？或许我只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仅此而已。"

事情发生后，肖鑫一如往常，若无其事，嘘寒问暖。艾姐却噩梦不断，每次醒来，都喘着气告诉自己，"不要怕，这是每个女孩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艾姐成功地骗过了自己，"他说为了我的前途着想，到我大学毕业，他差不多就能把婚离掉了。"荒谬的关系一旦和爱扯上了关系，似乎就合情理了。艾姐时刻提醒自己，"要把这条绝路走通。"并且打定主意，等大学一毕业就嫁给肖鑫。

"除了操之过急，他没有别的问题，一切都是因为在乎。他是怕我飞走了，而我是喜欢他的。没错，我必须得嫁给她。是我主动爱上他的，是我勾引的他，我必须属于这个男人......"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艾姐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一再地说服自己。

但生活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算计--入学后，艾姐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是肖鑫处心积虑想要的结果，他对艾姐说，"既然有了孩子，就早点办休学手续。我是一只连鸡都舍不得杀的人，绝不可能舍弃自己的孩子。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母亲啊。"

艾姐慌了，"之前辛苦掩盖的一切，以为被上了锁，却反而要被公之于众，我再没能力去说服自己，当牛做马都行，但突然让我成为一个母亲，那是决计不肯的。"

见艾姐态度坚决，肖鑫拿出了3万块现金，"我们各退一步，赌一把。找医生化验，是女孩，就拿掉；是男孩，你就为我生下来，我家的香火在你身上。"

"可我就是被强奸的啊，还一直在替强奸犯掩盖真相......我不是受害者，是帮凶，是个龌龊的、恶心的帮凶。不对，若是被强奸的怎么不报警？那么多受伤的女孩，都要忘掉伤痛继续走下去......"时隔多年，艾姐依然语无伦次。斌哥摇着轮椅过去拍她的肩膀，"你受苦了。"

艾姐说，她那时候才明白，在肖鑫眼里，她不是妙龄女郎，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子宫，"他说自己是农村人，当时算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唯一的缺憾是没留下男丁，没法让家里的老人们安心。"

"就算我还想继续当鸵鸟都没地儿钻了。"艾姐没要肖鑫的任何财物，一个人跑去医院把孩子拿掉了，"就当自己以前是个婊子好了，那也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得知艾姐做了人流手术，肖鑫无法再假装斯文，跑去医院，将艾姐从病床上拖了下来，掐她的脖子，踢她的肚子，扬言就连给艾姐做手术的医生都没好果子吃。

打完人的肖鑫大摇大摆地走出医院，并往艾姐所在的大学递材料，说她男女关系混乱，未婚先孕，勾引老师，破坏他人家庭。20年前，学校对这种事讳莫如深，很快就开除学籍，处理了艾姐。

艾姐到头来也没有申诉，"自作孽，怪不了别人，只要事情了结，大不了复读一届，读一个更好的更包容的大学。"

即便灰溜溜地走出校园，艾姐也没想过要找肖鑫算账。然而，肖鑫一家却似乎没想放过艾姐，先是他老娘哭着喊着要艾姐赔孙子，然后是他妻子上门兴师问罪。

"她娘家在当地很有背景，经商的、从政的都有，肖鑫当时就像条狗一样跪在旁边，流着鼻涕说自己不想因二胎丢了工作，又心疼妻子身体不好，所以才找个外面的子宫来代替--就当是不花钱找个代孕。"

肖鑫妻子在一旁趾高气昂，抖着腿，斜眼看人。肖鑫却很窝囊，鼻涕眼泪一大把，艾姐觉得恶心，递去一张纸，他不敢接。

丑事传千里，艾姐身败名裂，所有人都指责艾姐下贱，破坏老师家庭，堕胎杀小孩，以致于她的父母都要蒙着面出门，而肖鑫却继续在讲台上风趣幽默地讲着课。

世界不该是这样的，艾姐觉得，"至少他不应该再站在讲台上，才做过的恶不可能像弹粉笔灰一样轻松抹掉。他是强奸犯。"

艾姐向警方报案，由于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找教育局，教育局回复那是男女私事；找媒体和报社，说领导不批准报道；亲戚们则张罗着要将艾姐嫁到偏僻山区。

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切是艾姐自找的--"自己没脸没皮，还要拉别人垫背。人家农村出身，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当了老师，你硬是要逼得别人家破人亡，小小年纪却恶毒到这个地步，自己打胎还有理了，换我们早就不吭声了。"

那些人越是劝艾姐大度，艾姐越是要辨个是非。她使出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带上肖鑫给她写的各种信，去他所在的学校（即艾姐母校）申诉。

与艾姐一起的还有斌哥，艾姐让他离远一点，"丢人现眼的事瞎掺和什么？"斌哥却说："从此以后，我与你共进退，丢脸的是肖鑫，我要尽全力保护你。"

艾姐趁着自习课，跑上讲台讲述自己的遭遇："我不是为了报复，是想告诉你们，肖鑫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如何去辨别类似肖鑫那样的人，他玷污了讲台。"

艾姐讲到一半泣不成声，斌哥便接着讲，"我从来不觉得丢人，她心里积压了多少委屈，如果和你们说说，能减少一些，我就要让她说，谁进来阻止，我就打谁。"

到底是学生们干净，一些男生自觉站到走廊外面，对他们说，"我们帮你守着，校长不让你说话，我们就拦校长；肖鑫敢露面，我们就把他扔下楼，你是对的。"

如此大张旗鼓地闹了一番，肖鑫被停了职，可仅仅过了两年，又重新上了讲台。艾姐就此患了重度抑郁症。

很长一段时间，艾姐都觉得自己没脸见家人，也觉得男人脏，不让斌哥靠近。而斌哥却寸步不离，艾姐割腕，他就急救包扎，"大多数急救的方法，我都学过，包括心肺复苏。"斌哥对艾姐说，"你打我，骂我，甚至拉着我一起死都没事，但我得在你身边。"

有一次，艾姐不知又从哪买来水果刀，斌哥不再阻拦，只是喃喃道，"只要你不在了，我就去杀了肖鑫。我一直没有动手，是想着你还在，只要你还在，我就可以暂时放过他，因为他还没有毁掉我在乎的人，他伤透了你，我会陪你到愈合。"

整整6年，斌哥从没离开过艾姐，也从未有过非分之想，"我唯一的自私就是艾姐得活着，只要她活着，无论以什么面貌出现都好，无论做什么都成。"

"你别以为斌哥是找不到对象了，他身高一米七五，家庭条件不差，可以说是为了我搭进去了半辈子。"艾姐说，整整过了6年，自己才开始接受斌哥，"在那期间，也有其他的男人追我，但他们是找不到对象，我只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而斌哥的条件是可以挑的，他却挑了我，这个世界真正在乎你生死的不多，愿意长时间陪你从痛苦走向痊愈的人更少。"

后来斌哥出车祸，双腿失去知觉，醒来第一句话是，"艾姐，我其实没死，一直在做梦，想着如果还不醒，没人看住你，你走了怎么办，我和阎王爷较劲呢。"得知自己再也站不起来后，斌哥不愿耽误艾姐，让她把自己当成哥哥。艾姐一巴掌扇了过去，"我的抑郁症刚好，你就要丢下我。想都别想，你要对我负责。"

两人终于在一起了，还开了家小店，但因为疫情原因，亏损了不少，艾姐便暂时出来做保洁，每次都要和雇主沟通好，"我可以少要一点钱，但是得带上我先生，我时刻需要他。"

我问艾姐，曹阿姨是怎么发现我生病，又是怎么找上他们的。毕竟平时面对曹阿姨，我都是笑嘻嘻的；出去工作，除了垫着纸尿裤，毫无异样。

艾姐叹了口气，说曹阿姨也是苦命的人。"她儿子自杀时才13岁，你说她怎么看出来的？曹阿姨只是不想让你知道她看出来了，总是在我面前哭，说那么好的雇主，不能没了啊。她没说把你当儿子，只是说'雇主'，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母亲。"

我大为震惊。3年了，曹阿姨只给我提到过自己年迈的父母，她的丈夫、子女及其他家人，好像从来不存在似的。

那天，曹阿姨给儿子扫完墓，就被艾姐打电话喊了回来，一进门就抱着我哭，"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到底怎么了......想不开就别想。你都不知道，如果不是你，我都不会给人搞卫生了。你从来没有看轻过别人，为什么要看轻自己......"

曹阿姨说，自己有一儿一女，丈夫有点小偷小摸，总是被人抓着游街。她儿子成绩很好，自尊心强，多次下跪求父亲，"你不要给我们丢脸了好不好，同学们都笑我呢。"曹阿姨不善言辞，能吃苦，却懦弱，不肯离婚，就知道埋头干活养家，面对儿子的质问，她只会说，"你莫管大人的事，那个人丢的脸你努力学习就能找回来。"

曹阿姨也知道，儿子得了奖状也一直闷闷不乐，还说："我觉得好空虚，成绩好也不能代表什么，你们总说要我争气，他就不能不偷吗？"可曹阿姨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

再后来，儿子多次跟曹阿姨提到自己睡不着，曹阿姨还是没察觉到异样："哪有小孩子睡不着的，我是小孩的时候，都是睡不够，你外婆用棍子抽，都起不来的。"

很快，儿子变得不爱说话了，但成绩一直没降，在曹阿姨看来，这就够了，再苦也值得。几个月后，当曹阿姨得知儿子也因盗窃被其他家长抓住时，她满腹的委屈在那一刻彻底爆发，"我打孩子的头，骂他贱种。为了他们我真的很辛苦，无非是想望子成龙，可他动不动就搞个事情出来，明明熬几年，上了大学就都好了。"

儿子偷了同学的"生命一号"（一种保健品）。面对老师的责问，他哭着说，"我可能得了心病，以为'生命一号'就是心药。想了很久没能忍住，我真的病了。"

没人在乎他如此荒唐的说法，"小孩子最多感冒什么的。父亲是小偷，他肯定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连曹阿姨也认为儿子在狡辩，"心病是什么啊？是那种大明星才有的病，穷人家的孩子谁没受过难，为什么要赶那种时髦。学习和出人头地才是你的全部！"

那天半夜，小孩把自己墙上的奖状都撕碎了，写了一堆纸条，"我病了，小孩也是会生病的，你们不信，等我睡着了，不怕痛了，就打开我的肚子看看。肉眼看不到，就去学校实验室借一台显微镜看。你们还说我没有腰，可是我的腰也疼过。"

第二天早上，曹阿姨发现孩子吊死在自家客厅。

伤痛之余，责难铺天盖地而来，"嘲笑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有份，现在孩子没了，他们又急着归咎责任，只有我一个人哪里都做得不合格，要不是还有一个女儿，我就拿命堵他们的嘴了。"

曹阿姨说自己没有钱看心理医生，只能试着推卸责任，"我们这代人都是这么过的，犯了错自觉地挨父母的拳头，情绪低落得自己调节，多说几句就是矫情。没有读过多少书，不会自省自查。我最初知道抑郁症，还是从一个小品里听到的......"

讲这些的时候，曹阿姨平静如水，仿佛说的是别人经历过的暴风骤雨。最后，三个人看着我说："只要熬过去，再往回看，就是这样。我们要给自己时间，给未来时间。"

我想记录下2020年的这一天，这个平静的早晨。于我而言，它很重要。

我没有从他们的故事里得到任何安慰，有些痛苦不是横向对比就能减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穿透的痛苦，一点一点地撕碎它们，或者一点一点地撕碎自己。

唯一的欣慰是我们都经历过那种痛楚，不会嘲笑，也不会误解，即便回去后，依然各有各的痛。

很长一段时间，身边总是有人对我说，"加油，你不会做傻事的，只是说说而已。"抑郁症患者没那么傻，我们就是清楚地知道这种病的痛苦，才为了活着而耗光了全身力气。

那段时间，我不会说话，只知道哭。难过时哭，生气时哭，不满时哭，但在旁人看来，就是太过脆弱。没人知道我语言丧失，情感丧失，兴趣丧失，只剩下眼泪。

而现在的我，也不想隐藏自己生病的事实。每天吃药的我，情况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我知道，只要没有变得更坏，才可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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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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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边缘，是两个保洁阿姨拯救了我 | 2020，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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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从他们的故事里得到任何安慰，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穿透的痛苦，一点一点地撕碎它们，或者一点一点地撕碎自己。 唯一的欣慰是我们都经历过那种痛楚，不会嘲笑，也不会误解。 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 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 ...

# data[].attributes.attachment_link.readable_text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经历过性取向转化治疗的年轻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统称LGBT），即被父母或其他人试图改变其性取向的青年, 抑郁和自杀风险较高，自尊心、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较低，教育水平和收入在年轻成年人中也较低。

据旧金山州立大学Family Acceptance Project（FAP）的研究人员指出，父母、治疗师以及宗教领袖的外部性取向转化干预，会导致青年出现多种健康和适应性问题。

在这项研究中，超过一半（53%）的LGBT非拉丁美洲白人和拉丁美洲年轻人（年龄在21-25之间）报告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历过尝试改变性取向的努力。

其中，21%报告经历过家中父母和监护人曾经尝试改变他们的性取向，32%报告其父母、治疗师和宗教领袖都曾经尝试改变其性取向。

研究人员报告说，任何为转化性取向作出的努力--无论仅仅是父母，还是父母协同治疗师和宗教领袖--都会导致LGBT年轻人有更高的抑郁和自杀风险。

然而，研究人员补充道，那些同时经历过父母协同治疗师或宗教领袖做出外部性取向转换治疗的LGBT年轻人，抑郁和自杀风险水平最高。

被父母尝试改变性取向的LGBT年轻人，其试图自杀率（48%）是没有此种经历的LGBT年轻人（22%）的两倍。

而对于那些经历过父母协同治疗师或宗教领袖对其进行性取向转化干预的年轻人，他们的试图自杀率则翻了三倍。

研究人员指出：对于那些父母试图改变其性取向的LGBT年轻人，其抑郁率（33%）是没有经历过任何性取向转变的LGBT年轻人的两倍多（16%）。经历过父母协同治疗师或宗教领袖对其进行性取向转化干预的年轻人，其抑郁率是未经历过任何干预的LGBT年轻人的三倍多（52%）。

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协同治疗师和宗教领袖在LGBT青少年时期对其进行性取向改变，与青少年成年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这包括较低的教育程度和较低的周收入。

来自高度忠诚的宗教家庭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LGBT青少年，最有可能同时经历家庭协同外部的性取向转变。研究人员说，那些性别认同不一致的和来自移民家庭的LGBT年轻人，更容易经历来自父母和监护人外部性取向转变。

旧金山州立大学Family Acceptance Project（FAP）主任、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凯特琳·瑞安博士说："尽管父母和宗教领袖试图改变孩子的LGBT身份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孩子，但这些拒绝行为反而会降低LGBT孩子的自我价值感，使孩子产生自我毁灭的行为，这些行为极大程度增加了风险和阻碍了他们自我照顾，从而限制了他们的谋生能力。"

"这就是我们开发家庭支持模型的原因，去说明不同的家庭学会如何支持他们LGBT孩子。我们正在全国各个小区整合健康行为、家庭外部辅导、初级辅导和精神生活辅导。"

研究合著者、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教授斯蒂芬·T·拉塞尔说："如今我们甚至有更显著的证据证明，对LGBT年轻人进行所谓的'改变'或者'转化'治疗，会造成长期的个人和社会代价。"

"先前对成年人的研究表明，这种做法是有害的。而我们的研究则显示，父母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的角色。显而易见，对于LGBT青少年进行的性取向转化会造成公共健康代价，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家庭教育和干预。"

（来源：PsychCentr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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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彩虹破碎 ｜ 扭转治疗会增加自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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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经历过性取向转化治疗的年轻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统称LGBT），即被父母或其他人试图改变其性取向的青年, 抑郁和自杀风险较高，自尊心、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较低，教育水平和收入在年轻成年人中也较低。 据旧金山州立大学Family Accept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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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赵文河做心理咨询师的第 8 年。

在这期间，他在东北一所大学做了两年辅导员。从 2017 年开始，他在北京高校担任单人兼职心理咨询师。巅峰时，他同时接受四所高校学生的来访咨询。

咨询需求完全饱和，很多时候甚至不能被满足。赵文河经常会看到，当学生发起预约时，会被告知目前的时间段已经全满，需要等待两周。

但在另一端，高校配备的咨询师团队已经开始等待「被翻牌子」。在赵文河兼职的其中一所高校里，全职咨询师有 6 个，兼职咨询师达到 20 多个。他们以 50 分钟为一个单位，一上午三个单位，一下午三个单位，晚上两个单位。

心理咨询室咨询师排班表

图源：某高校预约登记信息表单

在 2020 年疫情的特殊节点上，一些学校把线下的咨询转到了线上。

咨询师们时刻处于被挑选的状态。

「看时间安排，或者认同老师写的理念，或者觉得你长得好看，就会选你。心理咨询中心的助理会通知咨询师，在哪个时间有哪个来访者，然后就进行首次约谈」。

面对大量的来访者，学校需要保证的是，「把每个时间段都排满」，只要学生来，都能够找到人。也因此，学生们的咨询次数也被限制，一学期大概在 6 - 8 次。一旦超出限额，当学生提出延长咨询的需求后，咨询师需要上报申请。

但赵文河说， 即使是这样，一个学期结束了，还有 100 个人在预约系统外排队等候。

这并非孤例，偶尔治愈在对北京、华中、西南几所高校的访问中发现，学生进入干预系统的时间大多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

对于过长的等候时间，在北京就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阿枝提出质疑。当她需要进入系统寻求帮助时，已经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认知功能紊乱，没有办法听懂别人在说什么，自己也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自我认知到了最低的点」，甚至好几次，她有了自残行为。

「不能再等了」，阿枝向信任的老师求助，老师采取了紧急干预制度，将咨询安排在一周之内。

「排队有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学生的情绪可能是突发的，需要被及时处理」。基于自己的体验，阿枝强调。

「心理中心反复询问你是否有自杀倾向、是否有自毁倾向，有没有自杀的想法和念头，有多强？一天出现多少次？有没有自毁的念头？是否已经有了这样的举动？我是一个喜欢描述自己情感的人，情绪有 100 分就会说 100 分，但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内敛，TA 可能已经有 100 分了，但说出来只有 20 ，预约时老师就会把 TA 排在一个月之后。」

在这套系统里，「早发现」和「主动干预」，被反复提到。
人们希望，早在那些危机出现之前，警报就已经拉响。

为更早地识别与发现，高校往往会发放量表进行筛查，或者设置心理委员制度。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措施低估了学生对成为「校园异类」的担忧。
方斐与祁琪在同一所学校。每学年初，学校都会发放心理问卷，由辅导员在年级群里统一发布，学生通过个人账号登录系统填写量表。

量表大多由数十道选择题构成，选项有着明显的指向性，询问学生的心情、睡眠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学生「作弊」的空间。

2020 年疫情返校后，念大三的方斐在成都第四人民医院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她描述自己，「觉得活着没意思，疲惫，有时候极度暴躁，不想社交，极度自闭，自卑又自负，有自残行为，有自杀倾向」。

但尽管如此，她在 9 月开学初这份量表里，留下的是一份「标准答案」。像这样做的并不只她一个。

疾病和社会意识的双重作用，让生病的学生变得敏感，他们担心以「异类」的身份暴露在更广阔的社交网络中。
方斐的「警惕」来自高中，在校内进行过一次心理咨询之后，很快班主任就获知了这一信息，找她谈话，同时表达想告诉家长。「感觉像打小报告」，她拦住了班主任。那场谈话并不愉快，对方「说了一些没有任何帮助的话，还让我觉得自己『不正常』」。

除了量表问卷的形式外，在一些高校，还设立心理委员这一职能，试图起到「瞭望塔」的作用。担任「心理委员」的学生需要观察和评估班级同学的心理状况，主动干预，一旦超出能力范围，则需要上报。

一位曾担任「心理委员」的学生告诉偶尔治愈，因为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解读日常生活中同学的行为时会出现误判，「放大一些问题」或者「错过一些信号」。更多的时候，为了避免同学间的矛盾，他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咨询师赵文河也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还在于，心理委员一旦被选出，反而因为这个身份，难以和同学达成有效沟通。「如果是这个班里的热心人，大家愿意跟他聊，但一旦成为心理委员，大家都不跟他聊，这种很常见。」

除了担心成为「另类」之外，「休学担忧」也经常被提到。学生们常会举例，认识的某一位同学因为心理健康恶化，休学后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一位学姐，留了好几级，失去了学校的社会关系，当她重新回到学校时，就像一个外来闯入者。实际上，大家也不会排挤你，但在这个已经牢固的集体结构中，你天然就是疏离的」，一位在武汉念书的学生提到。

武汉某校的心理咨询室

图源：该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官网

什么情况下会触发休学？

赵文河告诉偶尔治愈，除了自杀倾向问题，如果学生在咨询中表现出精神分裂、双相情感障碍或妄想症且会对他人造成潜在威胁的症状，会被额外标注成「危险因素」上报，其后，学校会参考医生的诊断，建议家长安排学生休学。

休学治疗通常会安排一年，当学生提供主治医生开具的健康证明，即可复学。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休学是一种综合性的考量，一种不带任何褒贬意味的人生选择。
「希望学生在休学的状态下，不考虑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治疗疾病，」赵文河解释，这并不是一种甩锅的决策。
但对身处其中的学生来说，失去社交、生活和学业的停滞，感觉是一种「惩罚」，由此会产生更多心理负荷。
也因此，一些学生陷在死循环中，一些学生担忧重蹈覆辙。不管是否进入干预系统，他们都被卡住了。

[1] 刘燕舞.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与进路转换[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03):63-70.

[2] 朵拉陈 Dora Dui Chen.致所有正在经历"青年危机"的人[N].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6期(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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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的学校心理干预系统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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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赵文河做心理咨询师的第 8 年。 在这期间，他在东北一所大学做了两年辅导员。从 2017 年开始，他在北京高校担任单人兼职心理咨询师。巅峰时，他同时接受四所高校学生的来访咨询。 咨询需求完全饱和，很多时候甚至不能被满足。赵文河经常会看到，当学生发起预约时，会被告知目前的时间段已经全满，需要等待两周。 但在另一端，高校配备的咨询师团队已经开始等待「被翻牌子」。在赵文河兼职的其中一所高校里，全职咨询师有 6 个，兼职咨询师达到 20 多个。他们以 50 分钟为一个单位，一上午三个单位，一下午三个单位，晚上两个单位。 心理咨询室咨询师排班表 图源：某高校预约登记信息表单 在 2020 年疫情的特殊节点上，一些学校把线下的咨询转到了线上。 咨询师们时刻处于被挑选的状态。 「看时间安排，或者认同老师写的理念，或者觉得你长得好看，就会选你。心理咨询中心的助理会通知咨询师，在哪个时间有哪个来访者，然后就进行首次约谈」。 面对大量的来访者，学校需要保证的是，「把每个时间段都排满」，只要学生来，都能够找到人。也因此，学生们的咨询次数也被限制，一学期大概在 6 - 8 次。一旦超出限额，当学生提出延长咨询的需求后，咨询师需要上报申请。 但赵文河说， 即使是这样，一个学期结束了，还有 100 个人在预约系统外排队等候。 这并非孤例，偶尔治愈在对北京、华中、西南几所高校的访问中发现，学生进入干预系统的时间大多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 对于过长的等候时间，在北京就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阿枝提出质疑。当她需要进入系统寻求帮助时，已经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认知功能紊乱，没有办法听懂别人在说什么，自己也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自我认知到了最低的点」，甚至好几次，她有了自残行为。 「不能再等了」，阿枝向信任的老师求助，老师采取了紧急干预制度，将咨询安排在一周之内。 「排队有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学生的情绪可能是突发的，需要被及时处理」。基于自己的体验，阿枝强调。 「心理中心反复询问你是否有自杀倾向、是否有自毁倾向，有没有自杀的想法和念头，有多强？一天出现多少次？有没有自毁的念头？是否已经有了这样的举动？我是一个喜欢描述自己情感的人，情绪有 100 分就会说 100 分，但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内敛，TA 可能已经有 100 分了，但说出来只有 20 ，预约时老师就会把 TA 排在一个月之后。」 在这套系统里，「早发现」和「主动干预」，被反复提到。 人们希望，早在那些危机出现之前，警报就已经拉响。 为更早地识别与发现，高校往往会发放量表进行筛查，或者设置心理委员制度。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措施低估了学生对成为「校园异类」的担忧。 方斐与祁琪在同一所学校。每学年初，学校都会发放心理问卷，由辅导员在年级群里统一发布，学生通过个人账号登录系统填写量表。 量表大多由数十道选择题构成，选项有着明显的指向性，询问学生的心情、睡眠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学生「作弊」的空间。 2020 年疫情返校后，念大三的方斐在成都第四人民医院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她描述自己，「觉得活着没意思，疲惫，有时候极度暴躁，不想社交，极度自闭，自卑又自负，有自残行为，有自杀倾向」。 但尽管如此，她在 9 月开学初这份量表里，留下的是一份「标准答案」。像这样做的并不只她一个。 疾病和社会意识的双重作用，让生病的学生变得敏感，他们担心以「异类」的身份暴露在更广阔的社交网络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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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自主生活服务的一个期待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心智障碍者，可以有机会选择离开家居住，或者和他的同伴一起住。这样他有他的生活，父母有父母的生活，只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的家人才会出现。

2021.04.17 上海

大家好，我叫李立洁，来自北京利智康复中心，我们是一家为成年心智障碍者提供服务的组织。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包括孤独症、脑瘫和唐氏综合征障碍者等等。

今天站在现场，大家应该也能够看出来，其实我是一位脊柱侧弯的肢体障碍者。在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就告诉我说，未来你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会不那么容易，我知道特殊教育这个专业，你要不要试一试？而且我觉得因为你也是障碍者，你更能够站在障碍者的角度去体谅他们的难处。所以我大学就学了特教专业，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利智，见到了这么多心智障碍朋友们。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少会看到心智障碍者，但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根据中国残联的官方统计，目前我们国家有1197万心智障碍者。这已经是2010年的数据了，现在可能会更多。那他们在哪里，日常的生活又是怎样呢？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心智障碍者从培智学校，或者是从职业技能学校毕业之后，就会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地方去。

如果他想就业，但就业机会非常少，而且家里人会很担心，所以大部分的障碍者平常都是待在家里，有一部分障碍者也会被送到托养机构。有一些家长给我们反馈，说 自己的孩子在托养机构接受服务，就像是被当作植物和宠物那样对待 ，他们不希望这样。

2013年以前利智也是一家传统的托养型的服务组织，当时我们机构招收了非常多的心智障碍者，儿童、成年、老年都有，最多的时候我们机构住了80多个人。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还开办了融合幼儿园，各式各样的服务我们都在做。当时大家还在调侃说，利智就像是一个为心智障碍者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的组织。

慢慢地我们发现，大家在一个集中式的环境里生活是没有什么品质的，因为大家都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没有选择。所以 我们的障碍者都骂利智，说利智就像监狱一样。

我是2013年才进入利智工作的，在最开始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就在观察我们的障碍者。我发现他们在机构里会打架、砸玻璃，也有的晚上彻夜不睡。他不睡干嘛呢？他就会站在窗口或者是冲进别人的宿舍，把人家的衣服或者枕头丢出窗外。

我们还有一位心智障碍者，他每天都会从机构的大门跳出去逃走，晚上再跳进来睡一觉，就这样循环往复。我们有一次一直在大门口等他，等到了凌晨，但是即便是把他等到了，把他留下来了，我们也只能留住他的身，留不住他的心。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心智障碍者已经在用这种形式发出反抗，向我们表达"我不高兴，我不喜欢这样的服务"，所以作为一个服务型的机构，我们就在考虑要不要做一些转变。

一般在社会上，大家会称呼心智障碍者为"慢飞天使"或者"蜗牛"，我们在和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非常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他们比较喜欢被称呼为"心青年"，意思是用心生活的青年人。

我们也和他们一起讨论要怎样称呼工作人员。他们不喜欢叫工作人员"老师""校长"等等，他们喜欢"助理"这个称呼，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叫助理的话，那助理就是他们的小跟班，他们指哪儿然后我们就去哪儿。

我们会协助我们机构里的障碍者真正地去体验一般化的生活，走到社区里面让更多的人看到，掌握他自己的经验。支持性就业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会协助有就业意向的青年人去找工作，然后支持他们在职场上打拼。

▲ 心智障碍者在利智的生活状态 素材来自蒋能杰《一切都会有的》

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个家长问，我的孩子会吗？我的孩子能吗？我的孩子可以吗？他又不会写字，不会认字，你们怎么能教他做选择和做决定？

比如我们机构的方先生，他是一个脑瘫伴随智力障碍的青年人，他没有语言能力，走路也非常不方便。他在机构里每天的状态就是易燃易爆炸，看哪哪都不顺眼，生气的时候就会用头去撞玻璃，或者用拳头去招惹其他的同伴。所以他在机构里面没有好朋友，其他伙伴都比较怕他。

楠姐是我们机构支持强度比较高的一个青年，说话也不太方便，她非常喜欢我们叫她楠姐。我们在和楠姐做聊天大会的时候，就把很多图片放在桌子上，然后让她自己来选。

当天跟她聊天结束之后，我就给她的妈妈打了个电话，因为要核对一下她真正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我这才了解到那段时间她们家里搬家了，她拥有了自己的卧室，她想买一张沙发放在她的卧室里。

我第二次去她家家访的时候，她非常开心，远远地看到我就说，李立洁你快来快来。她把我拽到了她的房间，指着那个沙发说，坐，李立洁快坐。我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的原因是，我们的心青年，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一件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物品。

我们在了解了心青年的一些需求和向往后，会协助他们做个人和小组的行动计划。他们会在每周的周五把下一周的所有安排都计划出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都想要去社区外面，去了解，去探索 。

我们在机构做聊天大会的时候，有很多青年人提到说，我想要出去住，我不想住在机构里面。比如楠姐，她就跟我提到说机构太吵了，人太多了，我太不喜欢了，我想和我的小姐妹去社区里住。

其实最开始的两年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陪着她们往返社区和机构之间，还要支持她们在社区中探索她们能够掌握的资源，而且因为她们是第一次到外面住，彼此还要相互熟悉、适应。

我们怎么样帮助心青年去找工作呢？在找工作之前，我们会和有意向的青年人进行访谈，了解他个人的就业意向，以及他过往的经验都有什么，他的优势是什么。综合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后，我们再进行统整，对接有意向的用人单位。

有时候我们周六日去逛街，如果看到有商家在招聘，我们就会进去问他们，你们这是不是在招聘，我们这里有一个特别棒的青年人他想要工作，可以来你这儿试一试吗？

我们会协助我们的心青年去投简历，然后去对方的人力资源部面谈，最后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在前一到三个月里，我们每天都会陪着我们的青年人上班，了解工作的流程，让他掌握在职场中怎样做才是好的习惯和态度。

我们还会 帮助我们的青年人在职场当中找到自然支持者 ，比如说他的老板、主管、和他关系非常好的员工、接受度比较高的同事等等。

当所有的关系和自然支持都建立得比较完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往后退了。慢慢地就变成了我们一周才会去看他一次，然后慢慢地再变成一个月去一次，到最后就是电话回访。

如果这个青年人他在职场上稳定就业半年以上，就代表是成功的就业了。我们在做电话回访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挺好的，不用来看我了。"

我们利智从2002年开始支持心青年就业，到现在已经有90多位心青年在岗位上成功地就业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心青年叫顺利，他在面包店负责插价签和整理货架的工作。

他学插价签这一件事情学了一个多月，虽然他偶尔也会插错，但是他的同事非常善良，非常友好，会提醒他说，不对，这个要放在隔壁哦。

工作之后的顺利真的变化好多，特别自信，也特别的大方。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520这天我们要办一个大型的倡导活动"彩虹徒步"，在前一天晚上顺利用他自己的工资，买了两大兜子的面包，都9点多了，给我们送过来。我们见到他时非常惊讶，说天呐，这么晚了你还来。他说，我给你们买了早餐。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想起来，依旧觉得很温暖。

我们第二次去顺利的单位看他的时候，和他的主管聊了一下午，他的主管特别有意思，他说："顺利在我们这都是老员工了，工龄比我都长，我都不知道他熬走几个店长了。"

我们还要帮她们在新的环境当中建立一些生活习惯和节奏，所以每周我们都会协助她们制定计划，把每天晚上要吃什么都写出来，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分工。

比如说在社区自主生活中心住的时候，她们会写上，"李立洁周一刷碗"，"李立洁周二晚上要擦地"。而且我们还要协助她们学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学会记账，要知道这笔钱花在哪里了，还要知道这笔钱我应该去哪里申请等等。

她们住在社区之后和社区居民的联结非常多，她们非常喜欢和社区里面的爷爷奶奶聊天，慢慢地她们就掌握了一些小技能。

比如说我们隔壁以前住了一位老奶奶，有段时间她搬到女儿家去住了，她的门上就有很多的小广告，她们每次看到都会把它拿回来。

有一天我就问她们，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拿回来？她们就看着我说："李立洁你不知道吗？这样可以防小偷，因为广告太多了就说明没有人住，你把它拿走了就代表有人住。"像这样的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关心别人，友善地对待邻居，在封闭的环境中是教不会的，只有在社区生活中才能慢慢培养出来。

到后来我支持她们的节奏就慢慢地降低下来了，她们可以自己搭乘公交车去吃饭、去电影院等等。我记得她们有一次在外面吃烤串，我还在单位加班，她们打电话过来说："立洁，你快出来，我们请你吃好吃的。"我好高兴，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她们帮我点了一碗炒方便面。

其实， 我陪伴她们，支持她们，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的支持可以减少，最后可以不支持 。

我们在做服务改革的那段时间去家访时，一个心青年的妈妈说："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孩子可以走在我的前面，这样我走的时候就能闭眼了，往后的事情我真的不敢想。"

做了服务上的改革很久之后，我们再去家访，这个家长告诉我们："我发现我的孩子变了好多，我上次带他去超市的时候，他会主动帮我推购物车了，而且走到卖鱼的地方，他还指着那个鱼说要吃鱼。我在家做饭他还当监工，告诉我加盐、油，这都是以前没有的。"

我们做自主生活服务的一个期待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心青年，他可以有机会选择离开家居住，或者和他的同伴一起住，这样他有他的生活，父母有父母的生活，只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的家人才会出现。

后来我发现她手里面紧紧捏着一张蓝色沙发的卡片，我就问她，这个沙发是你家里的吗？你是想要把它放在机构里吗？她都摇头。后来我灵机一动，我说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要买？她好开心地点点头。

机构里的阿姨告诉我说他听不到别人说话。有一天我发现他坐在椅子上，我就走到他旁边，陪他一起坐着，帮他捶捶背。然后我就说，今天的天真好，你今天想要去哪里，我支持你去。我就顺手把我准备好的卡片交给他，他"咻"的一下就选了去超市那张。我就说，好呀，今天立洁助理陪你去超市。其实这也说明，方先生是可以听到的。

在去超市之前我有很多担忧，因为他在机构里每天都搞破坏，我也担心他去超市会把人家货架上的东西都折腾下来，所以我去的时候兜里还揣了一张银行卡。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推着轮椅带他去超市的时候，他非常绅士，双手就放在腿上。然后我说，好吧，那我们看看你今天要买什么。我就推着他去了卖零食的地方，他选了一个最贵的山楂卷，然后就非常满足。

我推他回去的时候他也开开心心的，回到机构后还把山楂卷分给了其他同伴。从那以后，慢慢地，大家再有外出计划的时候也都会邀请他，那个易燃易爆炸的方先生也消失了。

我们首先就邀请了心青年来做梦想访谈，他们特别好玩，管这个叫聊天大会。他们可以决定聊天大会的时间、地点，还有参与的人员。

以前大家在教心青年生活经验的时候，都是在一个封闭的机构里模拟场景，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们过马路，就模拟一个红绿灯，要教他一些乘车的礼仪，就会模拟一个公交车。

所以，我们支持心青年们进入真实的社会去探索和学习。就像浩哥一样，他做计划想去搭乘地铁，去红砖艺术博物馆，还要去大栅栏逛街，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去。我记得那天他好开心，好满足，在路上边走边吹口哨，口哨的调子是《敢问路在何方》。

她们搬到社区之后，就开始了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她们会回机构参加活动，或者去宾馆做保洁的实习，晚上结束活动的时候就买菜回来做饭。

我们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我们的心青年可以有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但是，目前国内的心智障碍者的就业率是非常低的，而且能够给他们提供就业的岗位也非常少， 现在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保洁、后厨帮厨，或者是收发员等等。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在社区里探索、生活，以及在职场上就业的心青年的故事，其实我们想要传递的一个信念就是：当社会的资源和机会充足，能够支持心智障碍者走向职场的时候，我们就协助他 在职场中做一个好员工 ；如果社会的机会和条件暂时没办法支持他们工作，那他就往后退一步， 。 回到家里面做一个好家人，好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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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的服务对象都在骂，说这里就像监狱一样 | 李立洁 一席第843位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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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自主生活服务的一个期待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心智障碍者，可以有机会选择离开家居住，或者和他的同伴一起住。这样他有他的生活，父母有父母的生活，只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的家人才会出现。 2021.04.17 上海 大家好，我叫李立洁，来自北京利智康复中心，我们是一家为成年心智障碍者提供服务的组织。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包括孤独症、脑瘫和唐氏综合征障碍者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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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少数群体用彩虹旗指代自己，非常形象。如果做个反向思考，这帮「直」的群体应该是什么颜色？我以为，也应该是彩虹光谱中的一部分。

每到国际不再恐同日，都会有各类故事，来呈现LGBT群体的「难」。「看理想」推送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如果我们是异性，爱彼此，会简单许多吧」。我猜想，已婚已育、生活甜蜜的异性恋群体也许会认同这个观点；大龄单身又被催婚，或者婚姻破裂的人们，可能不会觉得异性恋就「简单」多少，同样感叹「真爱难寻」，甚至受到各种社会压力或歧视。

这不仅是人类悲欢并不相通，而是抽象身份在个体面前的无力。

人们喜欢听故事，但故事的版本很多。既有同性恋不被社会、家庭接纳的痛苦，也有同性恋率性而活的潇洒；既有异性恋幸福美满的案例，也有催婚的苦恼、鸡娃的焦虑、甚至是婚姻本身的一地鸡毛。

当我们用故事、身份去理解某个群体的时候，就容易陷入误区。类型学这几年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式微，但在公号文章中大行其道，无他，因为简单、容易理解。可是，每个抽象类型下，个体的感受千差万别，我们无法将希望寄托在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制度变革。哪怕是深层次的文化演化过程中，都不会让某个人的困境变得更简单。

举个例子，在古代社会，一个女孩如果18岁还没嫁人，能抵御住同村同族的人少不了风言风语吗？这种社会压力会逼着她在「适龄」期，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嫁掉，恋爱都没谈过，那个托付终身的人可靠吗？倘若这姑娘有个林黛玉一样追求自由的性子，能感受到幸福吗？

如果把这个女孩平移到计划经济时代，婚龄可以推迟到20出头，但她能接受找个工人阶级，组成革命家庭吗？别信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父母爱情》之类的影视剧，能被人记住的是童话，而不是生活。假如不想要集体主义语境下的革命爱情，这个姑娘有其他出路吗？

再把这个如林黛玉一般的女孩放在当代，她怎么在996的工作状态下找到贾宝玉呢？找到了结婚对象，在一年微信增加800个新好友，在tinder、探探、摇一摇流行的情况下，怎么能保证自己或对方不被诱惑？互联网支持系统高度发达（包括但不限于网购、外卖、搬家、维修），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不想结婚，但父母家人喋喋不休地催婚，怎么办？结婚后被催娃，或者陷入鸡娃的焦虑中，又怎么办？

我没有引导你进入虚无主义的思考，毕竟我们的选择变得多元是件好事。但我同时警惕的是一种关于发展的美好幻想：「如果xxxx，就好了」，这样的句式容易让我们陷入一种单向度的思考方式。面对任何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如果仅限于同情，就容易止步于解决当下的问题，而忽视其在「人」的层面的根本困境。这些超越身份的底层困境始终萦绕不去，譬如孤独、譬如不自由......

近来，我越发不愿意刻意强调弱势群体的「难」，代入受害者视角固然能产生通感，但我更希望通过所谓强势、主流的视角来反思，从而认识到我们更深层的悲剧性。

就像近来经常成为热点的「女权问题」，我刚才也是用女性困境来举例的。如果我们始终渲染女性的悲剧，很容易展开一种男女对立的讨论范畴，仿佛女性的悲剧是「男人」造成的。当下很多被斥为「女拳」的观点就源于此。因为从受害者视角来看，仅仅能看到环境和施害者的形象，而背后的权力关系、结构性问题则更容易被遮蔽。错误理解女权所造成的性别对立就源于此。

因此，更期待的是在权力关系中「优势」一方（如性别关系中的男性、性取向中的异性恋）视角的反思。回到存在主义最关键的两个概念--自由与责任。从自由角度，我们会发现性别权力格局中，男性作为压迫者，也成为更大权力系统的奴隶，所谓异性恋者，也面临婚姻制度本身对人的束缚和异化。由此反思，我们生而为人的责任感，或许才能达成更深层面的解脱。

有一部电影叫《触不可及》，讲述一个护工照顾全身瘫痪富豪的故事，这个雇工最终能和富豪成为朋友，恰恰是他的不同情。他好奇这哥们下肢是不是真没感觉，拿热水壶烫一下试试，他带着富豪飙车，到山顶上抽烟，甚至开一些关于身体的玩笑。这些看似是残疾人禁忌的交流方式，让富豪觉得这个护工把自己当成了普通人，其实就是个「人」，残疾、财富这些身份都不复存在，政治正确被消解，两个人才取得了更深层意义上的平等。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这位护工的故事，或许适用于我们面对少数性群体的态度。

反歧视是基本前提，这是人的基本体面，不容置疑。在这个前提下，仍然一再强调他们的「难」，稍显偷懒。

首先，消除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需要反对一种既有的权力关系，在性少数群体中，常见的是父母亲人的激烈反对。「性少数」只是诱因，在文化背景下的亲子间的权力不平等，是更深层的问题。从挑选喜欢的衣服，报考喜欢的专业和大学，再到结婚买房，很多中国父母习惯性地用权力介入子女生活，父母喜欢念叨「别人家的孩子」、喋喋不休地催婚......都是权力关系的表现方式，只是在性少数群体的问题上，显得突出一些罢了。换个文化环境，父母对儿女的性取向，充其量是不理解，因为失去了权力的介入，就不会有那么强的伤害性。就像《摩登家庭》里的老父亲，看着儿子和他的男朋友每天在眼前晃来晃去，内心不接受，但也没办法，这就给日常生活中的互相理解乃至和解留下了空间。

其次，看到系统对人的异化。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一位朋友转给我一篇文章，大意是美国同性恋群体争取到婚姻合法化，但是失去了反思整个婚姻制度的机会。因为在那篇文章作者看来，婚姻关系成为一种制度，其实和爱情、繁衍没啥关系，而是一种治理手段。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可能导致同性关系与异性关系一同被异化。

恐同、厌女、地域黑、种族歧视......都是某种身份异化的结果，我甚至极端地认为，当我们用某种身份定义个体的时候，这种标签带来的刻板印象就已经发生。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人就应该结婚生子老婆孩子热炕头、东北人就是大大咧咧能喝酒、女孩就应该温柔可人爱打扮、黑人就是戴着大金链子呼朋唤友......这种分类在具体应用过程中，正确率和有效性或许不低。但是，越是如此，对那些「不同」的人造成误读的伤害性就越大，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矫正」对方的冲动，达到捍卫「主流」价值观的目的。

不再恐同，不仅是帮助性少数群体解决眼前的「难」，而是借助每个少数群体的困境，反思我们身在庞大系统下的「苦」。我们无法保障自己永远是「主流」、永远站在权力关系中的上层、永远在系统面前保证自己独立强大不焦虑。在异性恋面前，同性恋是边缘化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更容易被物化；孩子在家长和老师面前，是弱小的；在倡导996的资本面前，劳动者不得不顺从的；在强大的权力面前，资本又成了弱势的一方；在合纵连横的权力博弈中，权力本身也不确定起来......消解这种强弱的权力差别，摆脱系统的异化，似乎比单纯的共情更有意义。

在歧视盛行的时代，政治正确很有必要。詹姆斯·梅雷迪斯成为密西西比大学第一个黑人学生的时候，需要警察护送才走进校园，这是对权利的必要捍卫。当权利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之后，我们需要思考文化层面需要建立哪些认知、打破哪些刻板印象。

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把任何情境下的少数群体，自然包括性少数群体，当成「我们」而非「他者」，所以，我特别期待有一天，我们不再以「他者」的方式来讨论性少数群体的难，而是真正把他们与我们的难统一在相同语境下来讨论。就像英剧《性爱自修室》那样，「性」和情感，是作为每个人的欲望、快乐和困境而存在的，无关乎取向。

也许有一天，我们不仅不再歧视，而是不再「同情」，不必谨小慎微害怕说错冒犯，可以像哥们一样打趣「同志」的老公「夫管严」，可以像闺蜜一样跟跨性别者聊美妆和自拍，拥有共同的快乐和忧愁，那个自由的世界才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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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恐同，从不再刻意强调ta们的「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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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少数群体用彩虹旗指代自己，非常形象。如果做个反向思考，这帮「直」的群体应该是什么颜色？我以为，也应该是彩虹光谱中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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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权利的视角来看，精神障碍者在社区生活和康复是值得倡导的。这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也没有问题，而是早已形成了共识。问题在于实践层面：我们的社区做好了准备吗？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三起社会新闻，可能都会让人对精神障碍者的社区生活及康复感到不乐观：
2016年，西安某大学教师突然离世，留下没有自理能力、无法与任何人沟通的27岁自闭症儿子；2017年，广州83岁黄姓老人独自照顾智力障碍的的儿子40余年，终不堪重负，杀害其46岁的智障儿子后投案自首；2018年，17户精神障碍者家庭通过正当程序申请到公租房，但尚未入住就受到同小区业主的激烈驱赶。

在前两则新闻里，我们能明显看到社会和社区的缺位--新闻里的两对母子都生活在各自的社区里，可是很难在他们的生活中看到"社区"这个维度和"社区"为他们提供的支持。
近一年来，我开始观察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的现状。虽然现有的观察笔记远不足以形成揭示"真实世界"的研究成果，也不具有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但我仍想分享其中三个人的经历，并试图探讨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在当前情况下面临的困境和需要的支持。
昊俊，曾是体育特长生，原本的人生规划是毕业后去健身房当游泳教练。2012年，在他读大四的某一天，几乎是没有什么征兆的，他开始出现幻听。

他去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求助。心理老师跟他说，每年毕业季都会有很多大四的学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毕业找工作压力太大了，不要多想。昊俊心里知道，自己的情况应该不是"压力太大"这么简单。决定去找心理老师时，他心里最想问的是，我该去看医生吗？我该去哪里看医生呢？但他终究没有问出口。

在那里，昊俊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医院住院治疗了29天后，医生建议他回家服药，每周复诊。昊俊觉得"那个声音"已经消失了。但药物让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原本是体育生的他，发现自己连上楼梯都会喘。药物的副作用加上误信自己已经好了，昊俊决定停药。
"那个声音"一下子打乱了他的生活。因为害怕"那个声音会逼着我做坏事"，他只能尽量一个人呆在寝室里，就这样过了大半年。 直到"那个声音"开始怂恿他去死，他才再一次向别人求助。他的室友们用了一个通宵上网检索各种讯息，决定陪他去看精神科。 没几天，"那个声音"又来了，而且来得更加"猖狂"。
从2012年到2018年，昊俊前前后后进过11次精神医疗机构，其中有8次是他主动就医，2次是因为出现自杀倾向而被家人送医，还有一次是被居委会强制送医。

他说，虽然去的是不同的医院，去医院的原因也不同，但这11次其实都是"相似的轮回"："每次都是医生觉得我情况好转，可以回家服药，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按时吃药。有时候是忘记了，有时候是那个声音叫我不要吃药，还有的时候是因为吃药实在太难受了，我坚持不下去。药一停，就会更严重，就又要住院。"

最初，昊俊的妈妈从老家到他身边照顾他。当他强烈抗拒吃药的时候，妈妈"打不过他"，而他也很怕"那个声音"会逼着他害妈妈。 他尝试过回老家生活，原本是想着老家的亲戚们都住得很近，可能可以帮忙监督他服药，但亲戚们一得知他有"精神病"，都像躲瘟疫一样，并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手。

他在老家住过两次"所谓的精神病院"，他觉得那就是一个"安置老弱病残的地方"，并不能让他的病情好转。后来他又独自去了离家不远的城市生活，情况好一点的时候打零工，情况不好的时候就让妈妈来照顾他，情况最不好的时候就去住院。

"市里的医院治得比较好，但是病床紧张，病得不够严重是不会给你长住的。我们老家的医院是想住多久都行，但住多久都不会好转。我住在外面，就是很难做到坚持吃药，做不到，就一定会再进医院。"

因为反反复复的住院，也因为怕病情严重的时候会伤害人，昊俊已经很久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什么社交，只和以前的室友保持联系。

欣迪今年30岁，她的人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封闭的机构中度过的。2007年，欣迪读高三的时候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因此休学。在医院和家里轮着住了近一年后，她的父母决定把她送到康复机构长住。因为家里还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父母不希望她对他们产生不好的影响。

欣迪在这间"中途宿舍"住了五年多。直到2013年，妹妹开始工作挣钱，并且愿意接欣迪出来和她同住。最初的一周，妹妹请了假陪伴欣迪。 她们一起去买了新手机，妹妹帮欣迪下载了微信、淘宝，姐妹俩都对接下来的生活很有信心。

但当妹妹去上班，一整个白天都是欣迪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一下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妹妹给了她一张超市的积分卡，她误以为是消费卡。在超市挑选了一堆东西去结账的时候，收银员等着她付钱，她以为卡刷过了就可以了，拿着东西想走，却被拦了下来。收银员跟她解释积分卡只能积分，不能直接用来买东西。她却觉得是收银员想要骗她，在超市大吵起来，最终扔下一车东西落荒而逃。

她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以前的同学，加了高中班级的群。她看到群里的同学发消息都是连发好几条，有时候一条消息里就一个表情。她就好心提醒同学们，可以把要说的内容写成一条发出来，这样子就只收一条消息的钱。 在她一连提醒了好几个同学后，才有一个同学耐心和她解释微信和以前手机简讯的不同。

在知道微信是免费的之后，她也开始积极地在群里和同学互动。那时，她以为在群里"@"了某人，就只有这个人能看到她发的消息。于是，她几乎把每一个同学都"@"了一遍，向他们打招呼。这一次，没有人再和她解释什么，那个班级群也没有人说话了。

还有一次，妹妹叫了快递上门收件，因为赶着去上班，就让她在家里等快递员。她心里总觉得快递员可能会偷看妹妹要寄的东西，就把妹妹的包裹里外包了好几层。快递员上门后，她一定要快递员立下"保证不拆"的字据。 最后，快递员扔下一句"你是不是有病啊！"扬长而去。

"其实那段时间我是很稳定的，按时服药，没有发病。只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以前没见过的，不了解，一下子接受这么多，心里就有点焦虑。"事后回想起来， 欣迪觉得当时的这些事情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有人在边上指点她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在当时，欣迪姐妹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可能是最无效的应对方法。

生活琐事上的一次又一次挫败让欣迪感到焦虑和无助，但她并没有告诉妹妹。她怕妹妹对她失望，也更怕妹妹会因为失望而放弃她。 妹妹隐约感觉到姐姐是不快乐的，但是她不敢多问，也不知道该怎么问。她只能试着说服自己，姐姐是有病的，不能要求她和正常人一样快乐。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欣迪终于说出了那句让姐妹俩都感到失望但并不意外的话："我觉得还是里面好。"就这样，欣迪"自愿"回到了封闭的康复机构里，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回家住两天。我在机构里见到欣迪的时候，她专门和我强调，妹妹已经尽力了，她不能再给妹妹添麻烦。" 住在机构里"是她自己的选择，因为"外面已经不适合我生存"。

我也约见过欣迪的妹妹。她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想，如果姐姐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是住在家里，有没有可能在家人的陪伴下好起来？以前她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会这么狠心地把姐姐送到康复机构去，但和姐姐一起住的那一年多， 她也渐渐理解了父母的苦衷。他们心里都愿意陪在欣迪身边，直到她好起来，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谁能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美静今年16岁，周围的人就都觉得她"有问题"，但她的妈妈金阿姨始终没有带她去做过正式的诊断。 在美静读到小学六年级以前，金阿姨一直忙于生意，常常把美静拜托给邻居和小区门口小卖部的老板娘照顾。

那时的美静爱笑、开朗、不认生。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喜欢在小卖部门口坐着，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不管认不认识，她都会给人家飞吻。有些大人闲下来了便来逗她，让她唱歌她就唱歌，让她跳舞她就跳舞，一点都不怯场。

读小学的几年里，美静的成绩非常不好。但那时金阿姨没有太多时间管美静的学习，又觉得自己的女儿性格好，学习一时跟不上也不要紧。 直到美静准备考初中的时候，金阿姨才意识到，美静不只是"成绩差"，她的心智、行为和各方面的能力似乎都和同龄人有差异。

但她没有深究原因，只是觉得不能再让美静"混"在小区里，要把她送到一个能够"收心"的地方。金阿姨选了一所学费高昂的寄宿中学，把美静送到了那里。

美静升上初二不久后，金阿姨被老师叫到了学校。美静向同班的男生"表白"，一开始只是反复缠着那个男生，后来是老师上课上到一半，她会冲上讲台对男生喊话。老师觉得美静"不正常"，为了避免更糟糕的情况，就把金阿姨叫到了学校。金阿姨当天就给美静办了退学，因为老师跟她说，美静再留在学校里，会被欺负死。

退学后的美静又开始"混"在小区里。她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不管认不认识，都会给人家飞吻；有时候会突然冲到别人面前唱歌。 只是再也没有人夸她可爱了--这样的行为，放在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身上，没有人会觉得可爱。邻居都躲着她，甚至有人骂她"不要脸"。

有人劝金阿姨带美静去看心理医生，但金阿姨不知道在他们那个小地方，她能去哪里找到靠谱的心理医生。也有人建议金阿姨去向社工求助，但是她四处打听，也只打听到辖区里的老年活动中心有两个社工，他们表示美静的情况并不在他们服务的范围内。

当听闻有某个精神障碍者被非自愿地"关"在精神病院或封闭机构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归咎于她／他自身--是不是病得太重，是不是有危险性？可能会归咎于医生--是不是医生想赚钱，是不是医学专业话语的垄断？也可能会归咎于这个人的家人--是不是家人不想管，是不是有利益冲突？

在昊俊的经历里，我们可以看到，怀疑自己陷入精神障碍状态的人很难从自己周遭的社区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昊俊在患病之初就对病有"自知力"，有意愿求助，并且也有向社区中的专业人员求助的行为。

但是，他的求助意愿和求助行为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专业人员对他"只是压力大"的判断更是减弱了他继续求助的意愿。 社区中有关精神障碍的信息也十分匮乏，诸如"我是不是该去看医生"，"我可以去哪里看医生"这样的资讯都难以获得。

在欣迪的经历里，我们可以看到， 封闭的精神科医院和开放的社区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过渡和转介系统。长期住在封闭机构中的康复者回到社区后，有非常复杂和精细的支持需求，包括康复、生活和社交能力重建、情感支持等多个方面。

在美静的经历里，我们可以看到，长期生活在社区里的心智或精神障碍者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持。美静生活的社区里，从来没有人来对社区和邻里普及与心智及精神障碍有关的知识。
但很少会问，如果她／他出院，要生活在哪个社区，社区准备好接纳她／他了吗？
社区和邻里对他们的态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添麻烦"，一旦成了"麻烦"，就有可能遭遇排斥。 虽然在社区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也曾有过较好的邻里关系，但美静和金阿姨最终成为了社区里的孤岛。

但是，我们的社区有为精神障碍康复者提供这些支持吗？至少在上述三个人的经历里，我们看不到。

支持的缺位，导致精神障碍者的"社区生活"和"社区康复"变成了精神障碍者的家庭问题--一切由家庭负责，一切由家庭承担，家庭不行的，就去医院或是封闭机构，医院或机构没有病床的，就在家庭和医院或机构之间反复折腾。

从"九五"至今二十多年，虽然制度层面一直在提倡开展社会化、开放式、综合性的精神障碍康复体系，也一直将精神障碍者解除关锁、正常生活作为目标，但实践中对"社区"的建设仍非常缓慢。 近年来，确实有一些新的举措，如吸引专业社工参与精神障碍者的社区康复服务，但距离建立起科学、规范、专业、精细的社区支持体系，还差得很远。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一些与精神障碍者社区生活有关的研究或服务设计，仍然是在"管控"的语境下谈精神障碍者的社区生活，如监测社区中精神障碍者的肇事肇祸率、复发率等；这种语境下的精神障碍者社区生活，仍然将社区和精神障碍者及其家庭置于对立面，而不是探索如何为精神障碍者及其家庭提供有效的支持。
这种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支持，是精神障碍者能否真正在社区得到康复并融入社区生活的关键。另一方面，这些支持，只有通过社区这个媒介，才能有效地提供给精神障碍康复者。为精神障碍康复者提供这些支持，应当是社区的功能之一。
精神障碍者在社区中生活和康复究竟需要获得怎样的支持？这是一个需要系统研究和细致探讨的问题。从昊俊、欣迪和美静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各自遇到的障碍和所需的支持都很不相同。

若不是他们自己提出，有一些需求可能是旁人难以"猜"到的。因此，在为精神障碍者的社区生活和康复提供支持和服务设计的时候，不可或缺的一环是精神障碍者自己的参与--因为， 只有他们最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也只有符合他们本人需求的支持才是真正的支持。

昊俊、欣迪和美静都处在青年阶段，是可以与社区产生很多交集的年纪--学习、就业、社交等等。 如果他们能在这个阶段获得有效的社区支持，在社区里康复，并融入社区生活，那么他们仍有很大的希望获得各方面能力的发展，以后也有可能自力更生，回馈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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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三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这种"管控"的思路，对于精神障碍者能否真正在社区中生活和康复并无实际帮助，甚至有可能加重对精神障碍者的隔离。这种思路下的精障者社区康复与权利视角下的社区康复和生活，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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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在这个阶段就被隔离在封闭的机构或家里，很可能他们往后的一生都需要社会救助，而且所需要的社会资源投入，很可能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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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岛专稿|无法穿越的玻璃墙--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碰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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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权利的视角来看，精神障碍者在社区生活和康复是值得倡导的。这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也没有问题，而是早已形成了共识。问题在于实践层面：我们的社区做好了准备吗？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三起社会新闻，可能都会让人对精神障碍者的社区生活及康复感到不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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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蜜21年前因车祸导致下肢残疾，但她凭着不懈努力，拿到了国内外两所高校的硕士学位。目前她是一名英语培训人员，英语培训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适应行业规范，她参加了教师资格认定考试，没想到还是被"卡"在了体检环节。邹蜜称，如果拿不到教师资格证，她将面临失业。

新闻爆出后，我们收到一名AS女士的来信。邹蜜的经历触动了她，因为她就是一名考取了教师资格证的老师。当初为了得到这个赖以生存的证件，她怀着忐忑、心虚的心情，参加了教师资格证的笔试、面试和体检。最后她如愿拿到了那个小本本，在工作岗位上表演着正常，隐藏在普通人的世界。

今天，她冒险选择说出一部分自闭症人士考取教师资格证的经历，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邹蜜声援。

看到邹蜜的新闻，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她的命运就像是我的命运，颇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我无比支持，无比希望她争取到教师资格证，可我不敢发声。 我选择做懦夫，因为我怕丢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取得的教师资格证。 但我又不忍完全做懦夫，正是因为这种命运相牵。

从体检到领证，我一直提心吊胆

我是一名自闭症人士。还好，教师资格证体检并没有自闭症筛查。但是，教师资格证体检要求自己填报"无精神病史"，我其实有些心虚，但是我还是信了" 自闭症不是精神病 "这句话。

我其实不喜欢这个说法，我觉得弱势群体当中不应该再有鄙视链了，况且，也有许多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如我一样同样在表演着正常，隐藏在普通人的世界。

纳什教授不仅教书好，科研成果还获得诺贝尔奖，这样一位国外的优秀教师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2010年，瘫痪10年后，邹蜜终于坐着轮椅，拿到了硕士毕业证。还摘下了最高等级的一级翻译证书。

可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在"否"那一栏打勾，我只好暂时认了"我只是有自闭症而已，没有精神分裂症，不算是精神病。"

从体检到领证，我一直提心吊胆，即使知道以前看病不用实名，那么早以前的诊断记录也不一定能够查到，但是我还是不断地脑补各种剧情，比如大数据显示我的身影去过儿童精神科，比如大数据从我的同学或者老师那里得知我曾经是个奇怪的孩子......

进入了小学的校门，曾经那个每天不理人、很少说话、整天演算数字的小孩忽然像是变了一个人：喜欢追着人跑，喜欢跟人说话，特别是上课的时候，总是站起来打断老师，"老师，这里应该这样讲。"跑上讲台写写画画。

我猜，老师更喜欢不听讲时候的我，不论是自顾自地写数字、画图形，哪怕在教室后面走，都比点评和指挥老师上课要让老师安心吧。

记得每天放学回到家，我就喜欢支起一块小黑板，不厌其烦地模仿学校的老师给家里的大人讲课，他们也都配合我，说我真聪明，讲得真好，在学校一定认真学习了。

但是，当我同样滔滔不绝地给同学讲课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很烦。有的同学会笑话我，说话吞吞吐吐，语调又平平的，像机器人一样，然后故意模仿我说话，我也觉得很烦。

再长大一些，我逐渐学会了隐藏自己，像空气一样静悄悄，这样就不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别人也不会觉得我奇怪，只是觉得我很内向。 内向归内向，因为擅长做数学题，还是会有人问我问题，我耐心解答，也收获了同学之间的友谊。

那时候想过要当一名老师，因为学生接触最多的职业就是老师。老师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但我又觉得当老师很难，我实在没法想象怎样管理班级，以及学生怎样接受一个说话像机器人一样的老师。

去实习，很快就被辞退

大学时候一次支教印证了我的自卑。我走上讲台，在心里默念着讲稿，想象着怎样像一个演员一样把备好的课生动地演出来，可是几个调皮的孩子打乱了我的计划。

在嘈杂的噪音中，我的大脑忽然一片空白，说话又变得像机器人一样。 那几个调皮的孩子就开始起哄。我呆若木鸡地站在讲台上。当时和我一起去支教的同学来帮我稳住了课堂，看上去他们没做什么，但即使是看上去简单的操作，我却学不来。我想，我真是个失败的老师，我还是不要误人子弟了，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岗位还是留给他们来做吧！

但是，我又觉得，一个有毅力的人不应该轻言放弃。我对自己说"我绝不会被一次失败打倒。"我想再试试，于是大四的时候，我去了一家辅导机构实习。

中学生要安静多了，可别的问题也来了。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听课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小时候的我尚且可以在教室后面走动，中学和大学的我尚且可以悄悄走出教室，但作为老师的我，却只有坚守岗位。我的意志在支撑，大脑可就不听使唤了，大脑死机的我已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样的课，学生和家长当然不满意，我也很快就被辞退了。

此刻，我可能是真的被失败打倒了。

用图解方法辅导数学见成效

我挺迷茫，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还要不要继续尝试教书。但也许是缘分吧，我又一次遇到了教书的机会。

当时正好有个亲戚家的弟弟上高中，他是艺术生，虽然艺术专业文化课要求低一些，可是他的成绩实在太差了，上不了好学校。尤其是数学，报过很多培训班，都学不会。他的家长知道我数学成绩好，就找我试试给他补习。

上课时候的邹蜜，神采飞扬，同学们很喜欢她。

我想，既然是艺术生，擅长画图，我就用图解的方法。既然他学不会他这个年级的知识，我就从他现在掌握程度开始辅导。就这样，他的数学还真的有些开窍了，也有些自信了。我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他说我是他遇到的最好的数学老师。我很感动。我也思考，我究竟是糟糕的老师，还是好老师？

我想，学生既需要在讲台上谈笑风生的老师，也需要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耐心帮自己一把的老师。 老师和学生，能笑在一起，也能哭在一起。

作为前者，我能力不足，但是作为后者，一名家教老师，我很成功。有一些事情，学校老师很少教给同学们的，恰恰是我注重的。

我会教学生调节自己的注意力，劳逸结合，因为我知道勉强自己向其他人看齐，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努力；我会教学生遇到困难不要死磕，从自己能做到的程度开始，寻找自己适合的方法，因为我太清楚努力到想放弃是怎样的感受。

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我知道了小时候被诊断自闭症的事，我感觉自己一路走来真是太难了，也很佩服自己突破了那么多的事情。 跟突破自闭症带来的障碍比起来，找到数学题的突破口真是简单太多。 我想，如果我能跟学生讲我的人生故事，一定很励志吧，可惜我不敢讲。

面试对我来说就很难了

以前，我自知自己难以胜任学校里的教学，所以也就没想考教师资格证。近几年，听说，课外辅导老师也要求考教师资格证了。

教师资格证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对于我而言，笔试不算难。虽然笔试中有设计课程的环节，看似不擅长，对很多人都是有难度的。但其实我知道一节40分钟的课要怎样设计，所以这样的考题也不算难。

像笔试一样，我也可以搞定如何作答。但是我的机器人语调就很吃亏。为此，我不仅一遍一遍地录音调整，还特意训练自己走进平时难以忍受的声音嘈杂的超市，让自己能够在许多干扰的情况下也还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并且用不那么机器人的语调说出来。
面试对我来说就很难了。面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结构化"，大概是模拟班级学生出现各种状况，你怎样处理。第二部分也就是试讲，用10分钟模拟40分钟的课堂，要声情并茂地讲课，写板书，还有对着空气叫同学回答问题。这两部分都是随机抽题，现场作答。

我很难描述出来过程的艰辛，因为我自我磨练的这一切对于没有自闭症的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难，但是对于我来说犹如炼狱。

庆幸的是，我终于通过了面试。但我也觉得，面试可以再多元化一些，特别是现在课外辅导教师也需要考证，那么未必都要用学校教师的统一标准，如果不善于讲课，用图解的方式把问题讲明白未尝不可。

笔试和面试都通过之后，接下来是体检。体检令我忐忑，但是好在自闭症是一种看不出来的障碍，只要自认为自己没有精神病史，就能通过。

但是，从报名，到考试，到体检，到拿证，这漫长的时间里，我的心情犹如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虽然已经过去很久，而回忆仍然生动。

所以看到新闻，我仿佛置身于每一个令我忐忑不安的场景，很想写点什么，为因为残障而失去了名正言顺成为教师机会的人们呐喊。

重要的是培养解决问题的思维而不是唉声叹气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惊讶，一个自闭症人士竟然可以做老师，还取得了教师资格。

但我很肯定， 我不是唯一一个自闭症教师。只是制度的歧视，让有自闭症的教师们只好选择隐藏在讲台上，不敢发声。

想必每个人都见过一些"怪咖"老师，古怪的、独来独往的......他们有着自闭特质，但未必有自闭症的诊断。而现在，每59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被诊断自闭症，这些被诊断自闭症的孩子当中，想必有相当多的孩子只是有那么一点古怪不合群而已。

当我为不善言辞而苦恼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 一个好老师不一定伶牙俐齿。有时候不善言辞的人，肚子里有货。 如果太看重表面的伶牙俐齿，会错失一些高人的指点。妈妈说，那时刚恢复高考几年，她从我爸爸那里得到很多指点，对数理化明白了很多。而我爸爸平时正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我妈妈说，我比我爸爸开朗得多，而且从小就喜欢讲课，她觉得我当老师没问题。

从小，妈妈就没有把我的诊断告诉学校--甚至没有告诉我，尊重我的特点，在我做不好的时候给我一些辅助，在我做得好的时候给我一些鼓励。重要的是培养解决问题的思维，找方法，而不是唉声叹气。

一个好老师不一定伶牙俐齿

以前，我被同学排斥，很多老师也觉得我是个有问题的学生。但有一个老师，教生物，很学究气，平时感觉那个老师跟大家都不怎么一起行动，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里，很内向的一个人。

但这时，正是这个老师站了出来，向大家说，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不论我还是其他同学，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和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打交道。 他还跟我讲自己小时候古怪不合群的故事，勉励我不断超越昨天的自己。课上在讲到物种多样性的时候，他也讲到不同的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很有哲理。

这个生物老师不擅长维持纪律，也从来不当班主任，但是他的课堂非常吸引人。他没有什么花言巧语，但对学问的钻研精神非常感染人，课下有些同学也喜欢跟他到实验室玩。

假如这个老师有自闭症的诊断，或是其他精神障碍的诊断，可否因此说明，他比一个外向合群、站在多数的立场上排斥少数人的老师要更加不适合当老师呢？
一个有精神科诊断的老师，未必是疯狂不可理喻的，也可能是更加具有包容心的。而一个没有精神科诊断的老师，也未必那么正常，也有可能被学生看作"整天发神经"。
现在提倡融合教育，对学生"有教无类"，对教师也应该包容多元。不要因为教师有某些障碍，就武断地认为他就不适合做老师。

学生接触最多的成人就是老师，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来说，看到也有障碍但是化不同为独特、化困难为动力的老师，无非是一种鼓舞，人生更有光亮；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有障碍的教师，更能让学生从小学到人和人的不同，看到的残障人士并非伸手乞怜的弱者，而是心中有光亮有奉献精神的普通人，无疑让学生更能接纳多元的社会。

希望我们的呼吁能够给更多的邹蜜们圆梦的机会

我希望有一天，体检标准可以改变，自闭症教师们不需要再隐藏，而是可以安全地说："我有着不一样的神经系统，我愿意为融合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截至发稿时，小编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邹蜜一事的最新进展是：

中国残联正在与重庆方面取得沟通，积极跟进，尽量满足当事人从事教师职业的愿望。 同时，中国残联教就部正在与教育部方面沟通协调，将从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修改关于残疾人教师资格证方面的相关条例，也希望教育部门能够考虑到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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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自闭症人士，为什么要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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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蜜21年前因车祸导致下肢残疾，但她凭着不懈努力，拿到了国内外两所高校的硕士学位。目前她是一名英语培训人员，英语培训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适应行业规范，她参加了教师资格认定考试，没想到还是被"卡"在了体检环节。邹蜜称，如果拿不到教师资格证，她将面临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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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拍： 老年公寓人员威胁吵闹老人打"疯针"被查 该公寓住了上百名老人（来源腾讯视频）

为了让老人享受更专业的养老服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家中老人送往养老公寓。近日，某网传视频却显示，山东省滕州市某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对白发老人进行恐吓，称将要为其打" "。

6月1日，极目新闻记者据网传视频显示的养老公寓，联系了该老年公寓，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介绍，在该公寓入住，根据老人的不同身体情况，每月花费在1800元至2000元不等。

就恐吓老人一事，接线人员告诉记者该公寓知晓此事的人员电话。记者随即拨打电话采访，对方称不方便透露情况，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滕州市民政局养老慈善科的工作人员向极目新闻记者证实了此事，事情发生在5月13日凌晨。当时， 一位老人突然大吵大闹 ， 养老公寓的负责人到场后，称要给这位老人打"疯针、哑巴针"，并质问这位老人是"要死还是要疯"。

滕州市民政局已于事发当天赶去该老年公寓，对公寓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并向老人道歉，要求公寓加强敬老、孝老、爱老等方面的学习。

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恐吓老人事件发生后，老人的家人已于当天将其接走。

记者在该公寓的官网看到其介绍称，"不仅为老人提供日常精致的穿衣住行，更为注重的是满足老人晚年精神生活的各种需求。"滕州市民政局养老慈善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家老年公寓是民办的，已在民政局备过案。"

涉事养老机构当事人 对此事件造成极度恶劣的影响表示十分后悔， 并公开致歉！

同时，成立工作组应深入调查该公寓内存在的其他问题。

可以把一些标准化的工作提前做好，各项制度有章可循，执行服务有参照，降低风险，老人满意，运营才能更流畅。

还在苦苦整理？看看这里，2021年《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国家标准现成对应台帐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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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老人吵闹，老年公寓恐吓老人打"哑巴针"？民政部门介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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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拍： 老年公寓人员威胁吵闹老人打"疯针"被查 该公寓住了上百名老人（来源腾讯视频） 为了让老人享受更专业的养老服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家中老人送往养老公寓。近日，某网传视频却显示，山东省滕州市某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对白发老人进行恐吓，称将要为其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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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法院立案受理后依申请追加福清市城头镇南冲村卫生所为被告，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年2月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应分别在东南快报等5家报社刊登致歉声明，并与陈某刚共同赔偿陈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南冲村卫生所对上述赔偿负连带责任。

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认为， 陈某某健康档案被错列为精神分裂症是陈某刚实施的，卫生院并未作出任何损害陈某某名誉权的行为 ；且卫生院所管理的健康档案资料按照查询规定除本人或法定单位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查询，错误的健康档案并没有外流或传播；

再者陈某某健康档案虽被错列为精神分裂症，但并未对他本人造成严重后果，卫生院配合陈某某查询健康档案，并撤销了陈某某错误的健康档案，同时通知公安机关更正信息，对相关人员和陈某刚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并责成陈某刚赔礼道歉，已积极予以消除影响，故不应支持陈某某关于精神抚慰金的诉求。

陈某刚也认为自己已于2015年8月13、14日分别在5家报上登报道歉，也当面向陈某某赔礼道歉，得到陈某某及其家人的口头谅解；他也积极恢复陈某某的名誉，并未对陈某某造成实际损失，因此陈某某诉求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依据；

同时，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指标，不知道档案要上传至全国精神病网以及上报到公安局并录入系统，以为档案只是供镇卫生院内部统计使用，对陈某某不存在任何主观恶意，也没有骗取国家公共卫生补贴款；镇卫生院没有尽到审核义务属于重大过失， 请求由城头镇卫生院承担90%以上的民事赔偿责任，城头镇南冲村卫生所承担其余民事赔偿责任。

福清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10日， 陈某某在厦门市思明区公安分局一派出所办理居住证时发现自己在公安网内被登记为精神分裂症病患者。 他随即返回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进一步了解事情原委，后在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查询到居民健康档案。据记载，陈某某患精神分裂症最早是在1995年12月10日初次发病，属于重型精神病患者；

陈某某的上述症状在2003年2月14日已经过省级治疗精神病权威机构福州精神病院确诊；在2011年4月9日对此也签字同意；他的胞兄被指定为监护人。建立这些健康档案情况的确认人均出自陈某某的同村村医陈某刚，档案中还体现出陈某刚每年都对"精神病患者"陈某某进行随访跟踪检查。

陈某某认为上述记载都是虚假的，其与兄长从未在档案上签过字，也未去过福州精神病院。 当地派出所民警随即向陈某刚核实，其最终承认居民健康档案上的记载不实。

2015年5月1日，陈某某通过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12345请求福清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追究被告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陈某刚的法律责任，接到回复称原告"被精神病"是陈某刚捏造居民健康信息所致，全国精神疾病网和公安网已分别在2015年4月10日和15日撤销陈某某"被精神病"的记录。 对于陈某刚的行为，已责令其赔礼道歉、深刻检讨并扣除公共卫生经费。

2015年5月11日，陈某某就此事与陈某刚通话并录音， 陈某刚承认作假，这些档案2005年起才建立，为了完成卫生系统指标，随便将原告列为精神病人。2015年6月26日，福清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院长和2名副院长予以行政警告处罚，责令城头镇卫生院辞退公共卫生档案管理员， 暂扣陈某刚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责令其停止执业。

2015年6月，陈某某联系多家媒体采访，随后媒体以"福清男子被精神病20年"等为题曝光。2015年7月24日，由陈某刚和城头镇人民政府、派出所、南冲村委会相关人员召开道歉会，并在2015年8月13日的东南快报、海峡都市报、福州晚报、福清侨乡报、8月14日的福州日报上作出致歉声明。

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当事人各自过错程度，法院判决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三十日内分别在东南快报、海峡都市报、福州日报、福州晚报、福清侨乡报5家报社刊登向陈某某致歉的声明（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

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于相关媒体刊登本判决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负担； 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陈某刚于判决生效十五日内共同赔偿原告陈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福清市城头镇南冲村卫生所对上述赔偿负连带责任。

PS： 档案联网后需要上传至公安系统，精神病患者还需要上传至国家精神病网，所以假档案很容易被识破，再次告诫所有执行公卫的同仁：千万别为了一个档案"指标"，断送了自己的行医生涯。

名誉是社会上人们对公民或者法人的品德、声誉、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良好的名誉是公民或法人参与社会生活、社会竞争的重要条件，对名誉的侵犯必然执结妨害、影响公民或法人参与社会竞争的资格，因此，法律保护公民或法人的名誉权不受他人侵犯。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毁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毁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本案中，陈某刚身为专业医务人员，在没有相关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利用其在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职务之便，于2011年3月起编造原告陈某某自1995年系重型精神疾病患者，并继续编造其在近三年来对原告的随访服务记录表，且经过陈某刚编造的居民健康资料信息亦上传到国家精神病网、公安网，作为有关部门管控参考依据。

这两个网络虽属于内部局域网络，但影响到能看到精神疾病网、公安网并认识陈某某的相关人对陈某某的公正评价，也影响到陈某某在单位以及社会上的综合评价，给陈某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损害了陈某某的名誉权，并给陈某某及其家人造成较大精神压力及损害，陈某刚应依法赔偿陈某某的精神损失， 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对陈某刚编造的居民健康档案，没有尽到注意谨慎审核义务，以致将不真实的居民健康档案上报到国家的精神疾病网，应对陈某刚的行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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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被精神病"案例：档案造假，村卫生室被罚、被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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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法院立案受理后依申请追加福清市城头镇南冲村卫生所为被告，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年2月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应分别在东南快报等5家报社刊登致歉声明，并与陈某刚共同赔偿陈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南冲村卫生所对上述赔偿负连带责任。 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认为， 陈某某健康档案被错列为精神分裂症是陈某刚实施的，卫生院并未作出任何损害陈某某名誉权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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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是我第一次提前更新，这个点儿来看我的都是真爱了。

但在故事开始前，我得先问你一个问题--"精神病杀人不犯法"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曾经植入在你们的大脑里？

每当有类似事件发生时，一个精神病的身份，似乎就能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免死金牌。

要真这样，那罪犯们不得都装疯卖傻？

其实就连《刑法》里，也没有规定精神病人犯法就可以不用负刑事责任。哪怕是失心疯犯法，父母作为监护人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但女律师刘任侠遇到过一桩奇怪的案件，为凶手辩护的律师，明明在业内小有名气，更是有几十年的从业经历，却一口咬定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谁都不知道，这个老律师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2017年冬，消息在当地传开了，老好人王德庆死了，被人捅死的，和一堆垃圾躺在角落里。他身上被捅了八个窟窿，伤口就这样在众人的目光下敞开着。

有人说王德庆人挺好，不应该就这么死了，至少不能白死。他们打听到凶手是个精神病，别说杀人偿命，连钱都不用赔。

而这桩凶案唯一的有效证人，正是王德庆即将谈婚论嫁的女友。

也是在那个冬天，我带着王德庆的家人，搭乘飞机赶到重庆，只为请王德庆女友出庭作证。

没想到，这个女孩直接对着我们跪下来，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她说自己不能作证，也不敢作证。

"他们打电话过来了，说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那个人很快就能放出来了。要是我敢作证，就连我一起杀了！"

"我他妈的好不容易让我哥过了几天好日子"，在逼仄的楼梯间里，王德庆妹妹哆哆嗦嗦给我点了一根烟，又给自己点了一根，火苗差点燎到她的头发。

她现在找到我，是提出想跟杀人犯要赔偿。

因为四十多岁的王德庆猝然离世，留下年迈、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还有读高中的儿子，她不敢想象侄子和父母的重担都压到自己身上时，会面临什么。她咬牙切齿地说，很想让凶手偿命，但现实情况根本不允许。

"你节哀，我尽力。"我拉了她一把，她晃晃悠悠站起来。其实我能理解她的状态，最亲的人不在了却不能发泄，还需要关注身边活着的每个人。

听到这话，她顺着墙角又蹲了下去，眼泪顺着指缝滴落在鞋上，不肯哭出声。

她说被害的哥哥也是这样，明明自己过得不好，却老是想对别人好。

哥哥王德庆患有小儿麻痹，导致跛脚，前半辈子过得磕磕绊绊。后来好不容易租房开了一间棋牌室，却被自己好心"收养"的小男孩捅死了。

杀人的男孩，名叫李晓晨，初中没毕业就开始在社会上鬼混，对生活的规划就是要努力收保护费。于是他选了一片儿大型菜市场，天天来这里找人要钱。

在公安机关调查笔录里，商户们都表示并非屈服于这个小屁孩，而是看他可怜，随便施舍一点，这个老板给割一块猪肉，另一个摊位给装点青菜，偶尔才会给点钱。

李晓晨第一次去棋牌室，王德庆笑呵呵给了他一把零钱，然后便打开饭盒吃饭。

闻到香味，李晓晨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饭盒。

王德庆便招呼着李晓晨："够咱俩吃了，一起吃！" 两人聊了起来，一问一答中，王德庆发现眼前这位低头往嘴里扒拉饭的少年，正在过着一种不入流的生活，挺可怜的。

第二天，李晓晨把收上来的青菜和肉都给王德庆拿了过来，好像是用以抵伙食费。

王德庆为此置办了厨具，吃住都在棋牌室里。李晓晨有时候过来要钱，有时候过来吃饭，两人关系在外人看来甚至有点像父子。

直到那天，因为王德庆手头没钱，没能给出保护费。

李晓晨吸了毒，气愤地上前理论。监控录像里，能看到俩人起初在争执，有些肢体接触。随后李晓晨就亮出一把剔猪肉的刀，毫不犹豫捅向王德庆的上腹部。

两个人一路推搡拉扯，消失在监控画面里。

后来才传来王德庆被杀了，李晓晨被捕，尿检呈阳性的消息。

我听完这些情况，告诉王德庆的妹妹，如果想要争取赔偿，就必须要赶紧行动。因为监控录像并不完整，对方可能在法庭上胡搅蛮缠，当务之急就是两家协商好赔偿额度，别再变卦。

我决定先跟犯罪嫌疑人李晓晨的父母见个面，但情况却出乎了我的预料。

在王德庆妹妹的指导下，我用了一个上午才在村子里找到李家。

三间小瓦房，院子里养着鸡鸭和猪，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

恰逢李晓晨的父亲要出门，他站在上了锁的铁门里面，警惕的问我是谁？

我奇怪怎么大白天把门上了锁。

他萎顿的靠着铁门，眉头紧锁，原来是不想让警察再来了。警察一走邻居们马上来串门，丢不起那人。老太太八十多岁了，就这么一个孙子，要是知道孙子会被枪毙，非得一头撞死喽。

李晓晨的母亲听到动静也赶紧出来，我不好贸然沟通赔偿问题，只好隔着铁门，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家常。

李晓晨是家里独生子，被奶奶宠大，在家里说一不二，但唯有一点特别孝顺奶奶。初中没毕业就要去闯社会，没混出名堂但也没用父母搭钱，只不过越来越沉默寡言，每次回家父母问得多了就直接离家出走。

母亲正在给他张罗合适的姑娘结婚，有了孩子就能踏下心来过日子了，农村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你是律师那你知道晓晨会被枪毙么？"父亲依着铁门，眼里涌上泪水。

我不太能确定最终的判决，只是试探的问："你们给死者家属赔点钱，李晓晨少判点，能不能行得通？"

听到这话，李晓晨母亲就开始哭："要是孩子能活，给钱也行啊。"

李晓晨父母的愿望是减轻刑罚，王德庆家人是希望拿到赔偿，各得其所。

铁门打开，他们和我一起靠着墙根下的石头坐定。李晓晨的父亲给我递了根烟，意识到我是个女生，又收了回去。他们思想很朴素，没有细想为什么会有律师突然出现，只希望我能解答儿子会怎么判刑的问题。

李晓晨涉嫌故意杀人，最低恐怕也是无期徒刑，严重了也有可能是死缓，我还没敢说死刑这两个字，李晓晨的母亲又开始哭，"死缓是国家开恩让多活几天？那还不如让孩子痛快点死了。"她觉得这辈子是没什么盼头了。

我只能耐心解释，告诉他们如果给死者家一些赔偿，有可能会判到最低刑罚的十五年。如果将来表现好，还可以减刑，可能十二三年就能出狱。

出狱后三十来岁，父亲觉得儿子的人生还有希望。老两口就是砸了骨头卖骨髓，也要给他成个家，一切都还来得及。

李晓晨的母亲哭得肝肠寸断，我临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要尽全力让孩子早点回来。

我回去后告诉王德庆妹妹，拿到补偿还是有希望的。毕竟一个21岁的小伙子，对生命对自由的渴望胜过金钱。

没想到，我们还是太乐观了。

那次见完面没多久，传来消息，李晓晨在监狱里一下子"疯了"，拒不认罪。

原本那几天，王德庆妹妹一直在通过警察，把愿意出谅解书的消息带给李晓晨。

结果我们得到的消息，却是李晓晨很不配合，声称自己当时并不想杀人，是跟王德庆推搡的时候，一不小心过失杀人。

他甚至开始胡言乱语，像突然受了什么刺激一样，说自己有精神病，要做精神病鉴定。

先是抓住监控没有录全的漏洞，又开始假装精神病，我猜测，这大概是背后有人指点。

更让我坚信这一点的是，几天后，我就被投诉到了律师协会，这还是我执业生涯的第一次。如果被律协处罚，轻则暂停执业几个月，重则吊销职业证书。

这一连串的操作，估计这背后的人，也是个律师。

被投诉的那天，我疑惑的走进律协会议室，只见一位六十多岁的小老头坐在桌子旁边，斑驳的斜挎包背在身上，正在唾沫横飞的要求律协严肃惩戒我。

小老头我在看守所见过，他是李晓晨涉嫌故意杀人罪的辩护律师。

这位汪律师用小眼睛上下打量着我："我的执业年限可比你的年龄还要长上几岁，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你执业几年了？"

这么嚣张，还赤裸裸的倚老卖老，我纳闷儿怎么律师这个行业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

我之前仅仅对汪律师面熟，经常能看到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律师拎着塑料袋办案，业务量不少，可他那双小眼睛总是不怀好意的滴溜溜转。

我曾向一位与他相熟的同事打听过，对方说实习时被他折磨了一年，"极度爱财，特别抠门，办案思路诡异，道德底线低到没有，你好自为之。"

果然，他举报我影响他正常执业，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无非是我见了他的当事人，但我们的当事人原本就属于同一个案件，我只不过与被害人家属去谈一下赔偿问题。

"啪！"汪律师拍了一下桌子，"李晓晨他是个精神病，他有什么罪？你去好好学习学习再回来当律师。"

我承认我执业年限少，经验比不了老律师，但被别人指着鼻子嘲讽还是头一回，我这个吃不了亏的毛病又犯了。

"精神病杀人不犯法哈？"我戏谑的问。

"我不解答你的问题，我咨询是收费的。"汪律师白了我一眼，继续小声嘲笑我什么都不会也敢接案子，连这种常识都不知道。在座的各位面面相觑，不敢相信他是认真的--律师都知道精神病人根本不存在免刑这一说。

真想问问他这几十年的执业生涯都是这么误人子弟的吗？

我扔出二百块钱，"劳驾您给我咨询十个来回。"

汪律师瞄了一眼百元大钞，气哼哼拒绝了我。

"前辈，精神病杀人还真不免刑，回去好好看看法条吧。"

"我用你教我？"汪律师小短胳膊一挥，开始历数哪个法院的庭长是他看着提拔上来的，哪个法院退休的院长和他是同时期上岗的。说来说去不过是要告诉我，他浸淫这个行业多年，不仅经验足而且人脉广。

这位2017年还在用老年机的律师，当初执业时不需要相关从业资格考试，所以他对法律更新接受的程度我不敢贸然预估。

但今天这一顿装疯卖傻，一定会让他更受当事人信任，毕竟执业三十多年的老律师，为了捍卫当事人的利益不被年轻无良律师侵犯，这么据理力争，试问哪位当事人听了能不感动？

出了律协，我给王德庆妹妹打了个电话，这个案子的前景或许不容乐观，她在电话那端沉默许久，"尽力而为吧"，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无奈。

这个案子还有一位关键证人没露面。

案发当天，王德庆和李晓晨在起争执之前，正和女朋友吴小红通电话。因此，她在电话另一端，听到了案发的整个过程，王德庆没了声息之后，她才慌乱报了警。

现如今，李晓晨想要伪装精神病翻供，可能也是他的汪律师从中作祟。

如果李晓晨不承认故意杀人，在监控有缺失的情况下，这个案件的证据链是不完整的。故意杀人案件判处的刑罚都比较重，因此这种案件必须要证据链完整，不能存疑。

如果吴小红能作证，那证据链就完整了，故意杀人的罪名也可以定下来。

这个女人之前在跟王德庆谈恋爱，从年初开始，两个人就经常打电话或者语音聊天，通过聊天记录来看，他们感情稳定，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而且，王德庆在聊天里还经常提到李晓晨，所以她也是知道凶手的。

我们以为她一定会站出来作证，可吴小红却一直在推脱做笔录。

在对这个女人采取对策之前，我决定再去见一次李晓晨的父母，争取赔偿。

李晓晨的父亲手上沾着泥，似乎是刚从大棚里干活回来。铁门依旧上着锁，我们照例在墙根下坐好。

他摸出一根烟点上，告诉我律师找了，不再方便与我商谈赔偿的事情，一切由律师全权负责，之后就不再理我。

回去路上我想了好久，不能就这么放弃，这对夫妻肯定对整个事件没有足够了解和正确认知。

我在村里打听李晓晨家的蔬菜大棚，村民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热情给我带路，旁敲侧击的问李晓晨到底为何杀人？会不会被枪毙？同时也惋惜这么年轻的生命如果因此终结，李晓晨那八十多岁的奶奶怕也是活不成了。

李晓晨的父亲正独自在大棚里劳作，看到我来了，慢腾腾挪出来，一脸不情愿。

"孩子同意汪律师给他辩护了？"我观察着他，想从他细微的表情里寻找一点蛛丝马迹。

李晓晨的父亲又用手去摸烟，好像跟我谈话必须要抽烟才能继续。"我和他妈大字不识，孩子自己对汪律师满意就行。别的我也不懂，还是得听律师的意见。"

"无罪辩护并不等于最后法院的判决就是无罪，律师费肯定要花不少钱，你们挣钱不容易，别被骗了。"李晓晨的父亲突然低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是什么话说到他心里去了。

我决定当着他的面给汪律师打电话，没想到电话那端发起火来，嚷嚷道："李晓晨的罪名是你给他定的吧？你凭什么让他赔偿？会不会做律师？不赔！这个当事人情况特殊，我不方便多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看来汪律师不分青红皂白维护李晓晨，完全迎合了父母的心。

"叔，你方不方便告诉我律师费是多少？"李晓晨父亲面露难色，往后退了一步。

我瞬间就明白，他们这是铁了心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儿子就能无罪释放，还不用赔偿。我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击碎他们的幻想。

到了不得不冒险的时候，我决定陪着王德庆妹妹一起去找吴小红。

如果把握好尺度，吴小红肯定会出面作证；但如果把握不好，不但吴小红不会作证，王德庆妹妹也会落得个干扰证人作证的下场。

她在淘宝记录里找到一个地址，可以肯定就是吴小红的，因为当时正是王德庆拜托妹妹帮忙买一套护肤品。

我们飞到重庆，坐上了颠簸的小巴去往一个小县城，因为根本听不懂当地人指路，还花五十块钱找了一个大叔，直接给我们送到吴小红门口。

吴小红带我们去了一个小饭店，王德庆妹妹攥着衣角的手一直颤抖，她先开口："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来看看我哥哥生前想要娶的女人。"

来之前我看了王德庆和吴小红的那些聊天记录，打动了我。虽然根植于最世俗的生活，但这份带着贫穷色彩的爱情，细腻温暖，几次让我湿了眼眶。

吴小红哭起来："我就听到那个人说要杀了他，没想到真的会杀他。"

在她贫瘠的人生里，王德庆应该是唯一的温暖。

吴小红有个女儿，养在老家父母那里，她出来打工供养一家。她比王德庆年轻十几岁，也知道他腿脚不便，但当时已经决定过完年就到王德庆那里找个工作，和他共同生活。

吴小红夹杂着家乡话一直絮叨王德庆对她的好，除了自己老汉儿之外，只有王德庆给她花过钱，关心过她，不厌其烦听她回忆过去那些苦难。

她用过最贵的护肤品、穿过最好的羽绒服，都是王德庆送给她的，平常她在厂里都不舍得穿。王德庆给她拍过楼房的照片，说冬天有暖气，她之后在房间里穿短袖就可以。

听着这些，王德庆妹妹的眼泪就没停过，她在飞机上研究好的话术一句都没用上。

吴小红哭哭停停："他没有什么钱，但是我来例假肚子痛的时候，他就给我转钱说买我一天不要上班。过节还给我娃儿买衣服，给娃儿压岁钱。"吴小红说那些钱都不多，但她知道那是王德庆怎么省出来的，大富大贵的人并不一定舍得对她好。

"我们结婚我是要穿婚纱办婚礼的，我不嫌弃他腿脚不好，哪个女人不想穿一次婚纱。"吴小红握着我的手，涕泪都滴在我手上，"他答应过我的。"

我想过无数次要怎么来打动吴小红，其实并不需要，吴小红是被王德庆真真切切温暖过的人，她自己的回忆胜过一切。

吴小红平静了一阵儿，跪下给王德庆妹妹磕了三个头："我对不起你，我没给老王作证，我这辈子都愧对他。"然后就一直跪着不肯起来。

王德庆妹妹也跪下来，求她把当时听到的一切都如实说出来。

"我不能死啊，死了我娃儿就彻底没人管了。"吴小红把额头抵在水泥地上，嗓子已经哭哑。

冷静半个小时之后，我问吴小红为什么觉得做个证就会死？李晓晨作为一个杀人犯都未必会被判处死刑，她一个证人何谈死刑？

吴小红打开手机的通话记录，指着一个手机号说自己受到了威胁，要是她胆敢去作证，就让她去给王德庆陪葬。"那个人说问过律师了，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杀老王那个王八蛋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我请吴小红和我一起去咨询当地的律师，搞清楚精神病犯法是不是不用负责，咨询费我出。

第一次咨询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吴小红显然不放心；第二次找了中年律师，吴小红的面色缓和多了；第三次找了一家大律所的主任，出来之后，吴小红就给办案警察打了电话，她愿意过去作证。

我又被汪律师投诉了。

我们主任觉得我肯定是把当事人揍了，不然怎么接二连三被投诉。

第二次走进律协，我们还引起了小范围的围观。这次投诉我的理由是妨碍当事人作证，违背职业道德。

我问汪律师怎么不去告我涉嫌伪证罪？这样律师证都要被吊销。

他抬起小眼睛瞄了我一眼，将信将疑。

"您作为一个老律师，不知道还有伪证罪这个罪名？净做大案要案了吧？"我丝毫不想克制，就是想嘲笑这个业务不精的老律师。

"我跟许多公安交好，你就等着进看守所吧，你就是咱们律师界的一个笑话，不知天高地厚！"汪律师把他有些破旧的挎包往身后一甩，雄赳赳气昂昂离开了。

不久，我就接到派出所让我协助调查的电话。

其实没证据拘传我，我可以不去，但我偏偏想教这个汪律师怎么做人。

我拿出一部手机，请求办案警官听一段长达几个小时的录音。那是我们抵达重庆一直到拿到返程机票的全部录音，自然包含了我们和吴小红谈话的全过程。

那位警官有些不耐烦，既然有证据，录音拷贝一份就不听了，"律师自然是知法懂法，不会以身犯法。"

我掏出另一部手机，"这里有个短点的录音，是汪律师说跟您如何交好，您听吗？"那位警官面色难堪，真是一段讨厌的录音。

等案件到了检察院阶段，我去阅卷，看见吴小红的证言篇幅不少，包含了很多王德庆与李晓晨相处的日常。

对于李晓晨去蹭饭，吴小红是持反对意见的，她觉得老王不需要对一个杂碎这么好。老王说吃就吃吧，菜和肉大多数都是李晓晨带过来的，再说这孩子在外边饥一顿饱一顿，也怪可怜的。

吴小红也要求老王不要再给李晓晨钱了，不行就报警。王德庆觉得不要和这种人起争执，毕竟他的店还要开下去，而且每次给的都不多，李晓晨可能就是缺点买烟的钱。

王德庆可怜李晓晨，觉得这么好看个小伙子，本心也不坏，就是没读过什么书，父母对他教育和关怀也不够。

然而李晓晨却从未对王德庆心怀过感恩。

到了开庭那天，我和法官申请见李晓晨，法警需要在场。

作为重刑犯，李晓晨带着脚镣，坐在铁笼子里。他一直低着头，呼吸粗重。

"精神病杀人也要承担责任。"我试图再做一次努力，告诉李晓晨，他的症状从法律上来讲不属于不用服刑的行列。希望他再次考虑赔偿，我们出刑事谅解书，可能会判到十五年，"不然的话有可能是死缓。"

听到"死缓"这两个字，李晓晨眼睛抬了一下，呼吸明显慢了一点，但随即就恢复到表演状态。

法警劝我放弃，因为他一直是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

我叹口气，就在几天前，我在李晓晨父母那里同样也碰了壁。

那天我站在蔬菜大棚里，第三次劝说李晓晨父母。从王德庆厚爱李晓晨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该赔偿。

然而这对父母弯着腰劳作，无动于衷。

"根据证据来看，李晓晨不可能无罪的。"老俩口这才艰难直起腰，探寻着我的话到底可不可信。

"我儿子有精神病，杀人不犯法。"李晓晨母亲语气并不算坚定，即使他们对法律知之甚少，但对于杀人偿命这种公理还是知晓的。

我站在大棚细窄的过道上，鞋跟不停深陷到松软的泥土里，面对两个弯腰劳作的人，如填鸭一般喋喋不休。

我给他们讲《刑法》，里面根本没有规定精神病人犯法可以不用负刑事责任，就算是失心疯那种人，父母作为监护人也要承担赔偿责任。有些暴力型精神病人犯罪可能还会被限制减刑。

我甚至给他们讲了一些这个行业里的潜规则，比如律师会通过各种手段笼络、欺骗当事人。

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无奈的一次普法，最后我尴尬的走出大棚，身后只留下一排鞋跟踩出来的小洞。

案子到了法院，法官同意了李晓晨的精神病鉴定申请，李晓晨的父母也明确表示拒绝任何赔偿。

但是作为律师，以我的经验，李晓晨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为本案的一审法院就是中级人民法院。

李晓晨的命运宣判要到来了，我和汪律师的博弈也到了见分晓的时刻。

开庭时，汪律师果然是在做无罪辩护，理由就是李晓晨有精神病。

在李晓晨的精神病鉴定上写着："具有明显掩饰倾向"，法庭上每个人都明白，他就是在装疯卖傻。但鉴定结果也显示李晓晨患有双相感情交流障碍。

李晓晨瞪着眼睛，恶狠狠打量法庭上的一切。对于公诉人和审判长的提问充耳不闻，不予以回答。公诉人和审判长不断重申他的精神病鉴定结果，但依旧无法唤醒这个装疯卖傻的人。

我作为附带民事赔偿的代理人，在最后发言。一是要求李晓晨对被害人家属予以赔偿，第二就是此人手段残忍，态度恶劣，丝毫没有认罪悔罪的迹象，"请求对其判处死刑。"

我特意加重了"死刑"这两个字，希望引起李晓晨的注意。

不出所料，李晓晨拼尽全力挣扎，把脚镣拽的哗啦啦响，却被铁椅子固定住，动弹不得。

法官宣布休庭十分钟后宣判，这是关系李晓晨命运至关重要的十分钟。

在场的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能看出汪律师做了一个多么愚蠢的辩护，坑惨了当事人，但是偏偏把他们蒙住了。

可惜我们并不能轻易唤醒自愿沉溺其中的当事人。

恢复庭审，全体起立，唯独李晓晨牢牢被固定在铁椅子上。

"判处被告人李晓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限制减刑。"

审判长的声音不大但庄严，回荡在法庭上。

汪律师申请做的这份精神病鉴定，真是搬起石头砸李晓晨的脚，双相情感交流障碍直接导致了李晓晨被限制减刑。刑法规定，完全丧失心智的精神病人触犯刑法，可以由政府进行强制治疗，造成的损失由监护人进行赔偿。

让你装疯，傻了吧？还真以为犯罪了找个借口就能逍遥法外？

"X你妈，我一定要弄死你！"李晓晨突然对着我大吼。

我有些同情的看着他："痴人说梦，等你放出来已经是猴年马月了，自己都不一定能活成，还特么想杀我。"

李晓晨绝望的放声大叫，口水四溅，狼狈不堪。

如果这次庭审结果让李晓晨家人认清现实，那么接下来他上诉，然后赔偿被害人家属，一切就都还来得及。

但当我走出法庭时，却看见李晓晨的家属在我面前跪了一地。

要知道，在法院里闹事轻则拘留，重则寻衅滋事，这种下跪就是表达不满，还想引起同情来引导舆论。他们记恨的是我要求判处李晓晨死刑，却看不清这结果，恰恰是律师辩护不当引起的。

最后还是法警护送我上了车。

那之后，李晓晨确实上诉了，可惜辩护律师还是汪律师，结果就是维持原判。

汪律师虽然专业不精，但在把握人心这件事上，却特别擅长。他让李晓晨的家人对其深信不疑，并且心甘情愿支付大几十万的律师费。只不过，这位精明的老律师，在揣摩他人心理的时候，却忘了带上自己的良心。

而我后来总是想起，李晓晨被审判时，那张面目狰狞的脸。我感觉那一刻他像是真的疯了。

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念头，应该说，从他和家人相信装疯就能逃避惩罚的那一刻起，这家人就已经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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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后用精神病当借口脱罪，到底现不现实？| 侠女事务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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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是我第一次提前更新，这个点儿来看我的都是真爱了。 但在故事开始前，我得先问你一个问题--"精神病杀人不犯法"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曾经植入在你们的大脑里？ 每当有类似事件发生时，一个精神病的身份，似乎就能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免死金牌。 要真这样，那罪犯们不得都装疯卖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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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围绕着儒学、佛学、道家学说等，兴起了各类五花八门的"修行"和"灵修"：站桩，打坐，读经，修学...但趋之若鹜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如果只凭一颗"诚心"，不对以哲学为根基的国学保持独立思考，很容易变成盲听盲信，沦为寄生在"国学"体系中招摇撞骗者手里的一枚棋子。

大概七年前，31岁就已经做上北京某大型知名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力波，经历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次情绪波动。

起初，新婚第二天醒来的他，大概由于头天过于兴奋，突然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持的高亢情绪里，并且无法平复下来。他只觉得自己充满了动能与勇气，连潜能里未知的天赋，也源源不断地从身体深处涌出。接下来的三个月，立波一直困在这种高亢中不可自拔，尝试了很多从前想都不会想的事。

比如，他把所有能联系上的高中大学同学一一约出来，专门了解他们近期在做的创业项目。约得多的时候，他一天能约五、六个。作为一名擅长金融法的合伙人律师，力波觉得每一种项目，无论金融，医疗，小商品，还是IT...他都有能力参与，并在其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最终领导团队暴发。聊到细处，力波甚至觉得那些漂浮在嘴皮间的主意都落了地，让自己成就感与满足感爆棚，时不时他就想把眼前的咖啡桌一脚踢飞任性一回。这种臆想粗鲁而不合常理，但那时候的力波就是觉得，自己配得起！

短短两个月，力波不停地向身边亲友筹钱，配合上高利贷和信用卡套现，刚刚凑足了400万，他就订下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一套将近1000万的精装公寓。而在此之前的大半年，他和未婚妻一直在看婚房。小的看不上，看得上的至少300万起。两人都觉得力不从心，商量好先租着房把婚结了，攒两年钱再接着看。但订下1000万高档住宅的当天，力波一个人早晨去看房，下午就把合同签字，中午饭都没吃。了结这个婚前半年都没能完成的任务，力波只花了一天。

这种来路不明的自信与勇气，膨胀了大概三个月。也许因为过于亢奋的状态透支了太多精力与体力，三个月后的某一天，力波突然就像一只扎过针的气球，在某个瞬间失去了一切活力和对世界的兴趣。他的情绪低落抑郁，大白天躲在家里昏睡，不愿见人，连外卖也让送餐员挂在门把手上。他更不愿出门，哪怕给新房挑窗帘也不愿去。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反转，让力波应付日常工作都开始变得吃力。他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案件的来龙去脉也记不清。每天睡醒了就在家里又踢又摔。他理解不了自己，但又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妻子察觉出他的异样，劝他去北医六院找专业心理医生疏导下情绪。

他宁可与妻子冷战，也绝不去医院。他觉得问题的症结，在于心理波动大起大落的不可预见性与不可控性，在牵着自己的鼻子转圈圈。只要能让内心安宁下来，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而让内心安宁，不就是时下流行的"灵修"所追求的吗？只不过每个人的方法不同，有的静坐，有的站桩，有的参禅，有的修各种国学...

力波回忆起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时，一个天体物理系的同学曾教他们站桩，说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能把一切野心和杂念收回来，让心开始观照自己，获得安宁。

力波试着模仿当初同学教的姿势和方法，眼微闭，双膝微弯，双臂如抱球，舌顶上腭...保持姿势。但很快他就开始磨皮擦痒，双腿打颤，忍不住睁眼一看，才刚刚过去五分钟！离他预想的一个小时还差十万八千里！力波决定从更简单的静坐入手，但差不多也就是五分钟，他就开始昏昏欲睡...

力波转而上网寻找突破法，研究如何才能坚持静坐，让心摆脱浮躁。有人说要一边静坐一边数数或者数呼吸，可力波越数越乱；有人说是要念经或者念咒语。而最简单的入门级咒语，就是"南无啊弥陀佛"。终于，这招对力波管用。从十分钟到半小时，再到一小时，他渐渐可以坐下来了！

正当力波觉得自己终于摸到了"灵修"的门路，开始逐渐恢复活力和信心时，未知深处的另一扇门为他打开了。

一天，一位刑法专长的同事在律所群里邀约，问有没有人愿意一起上台湾名师开讲的《道德经新解》一课。这门课的宗旨是帮人灵修悟道开智慧，每周末一节，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讲六个小时，午休一小时。每节课6000，同事愿意为来参加的每个人都赞助5000。也就是说，只要愿意去，每周花1000块，就可以把这门课上下来。

力波正愁自己入了门道，却找不到高人指点精进。这个邀约来得正是时候，正中下怀！

第一次上课，老师给力波赐了个名，叫"慧贤"。力波发现，班里的同学都只用老师取的名字上课，"慧仁"，"慧明"，"觉明"...很难分清，所以也很难接近。老师究竟叫什么，想上网查查背景和水平，也不大可能，因为大家都只知道老师叫"天行"。

这门课虽叫《道德经新解》，但老师上课并不讲《道德经》。上课的形式是问答式。由跪在地上的学生提问，提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惑，老师再引经据典地告诉你老子怎么看。比如有人问老公出轨了该怎么办。老师就答："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告诫学生不要只懂撒泼，还要懂得守弱...

说到兴头上，老师就反复提醒告诫学生们生在福中一定要懂得知福惜福：

"我的智慧，与孔子，释迦穆尼和耶稣齐平。在坐的你们，就相当于那入室的72贤，十大弟子和十二门徒。"

学生们听得热血澎湃，纷纷在底下叩首膜拜。于是老师又在这种梦境般的魔幻氛围中朗诵起自己的白话诗来：

"清明的心智终将如潮水与火，涤亮内心深处不安的灵魂..."

力波不明白为什么讲《道德经》的老师，参照物是孔子，释迦穆尼和耶稣，有儒有佛有基督，却偏偏没有老子，没有"道"。

但这些都不重要。力波仍然喜欢来上课。这门课就像药，让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孤立彷徨不知所措的一个人，不再需要看心理医生。除了每周一节的例课，力波还参加两月一次的共修，每次跟同行者进山闭关五天，全程与外界失联。每次学费是五万，全额由自己承担。

背着不堪重负的房贷，请着长期病假，再把全部精力财力都投入在所谓的"灵修"上，妻子觉得力波简直是误入了歧途，不可理喻。

《道德经新解》上了三个月。一天早晨，力波一觉醒来觉得自己全知全能，无限接近"天行"老师。他也写出了像"天行"那样关于灵魂的白话诗。他激动不已。接着他开始尝试用意念移物。虽然一次次失败，他想远程移动的花瓶一动不动地就在那里，他仍忍不住告诉妻子：

"相信我，我真的就是上帝"。

妻子吓坏了。打电话给力波妈妈，两人短暂商量后，把他送进了安宁医院进行强制治疗。

刚开始，力波像人们所能想象的大多数新进精神病人一样，哭闹，踢打，摇晃铁门，反复申诉自己没有任何疾病。直到他被捆绑在一间单人房的木床上，整整72小时。他不记得在这72小时中，自己究竟有没有吃过饭喝过水，是否有人来喂过他，但他终于明白，如果不乖乖配合好好吃药，如果判定他为躁狂症的主治医生不签字，他就永远别想走出这扇铁门。

力波放弃了一切抵抗，按部就班地吃药。他渐渐开始认可妻子和母亲的看法：自己就是因为学《道德经》走火入魔，才沦落至此的。家人和主治医生对于他的认识表示满意。七周之后，力波出院了。

他卖了房，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他明白，虽然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自己与妻子疏离的生活方式和长期冷战，早已让他们形同陌路。

接下来的日子里，力波把自己摆在一个灵修受害者的位置。像那些吸毒者一样，为了远离旧环境，远离那些学《道德经》的同事，力波辞了职，换到一家新的小型律师事务所，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工作，吃药。没有谁能告诉他，要吃到哪一天才能停药，或者这辈子究竟还能不能停药。

这一吃，就过了三年。

药物副作用明显。力波感到自己越来越昏沉虚弱。有一次一边跟客户聊案件细节，一边渐渐陷入似睡非睡的半昏迷状态，一头栽在桌子上。为此，力波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代理机会，失去了前几年拼下来的好名声。

而这三年里，力波再也没能步入婚姻，哪怕只是开始新的恋情。他的安宁医院入院史就像人生污点一样纠缠着他，让姑娘们望而却步。每当状态低迷时，母亲就怀疑他是不是没有按时吃药：

"要是让我发现你偷偷停药，我就把你送回安宁医院。"

力波害怕极了，害怕被再一次捆绑在床上，害怕不能讨好医生，害怕医生永远都不给他签出院证明，害怕眼前的世界像一地玻璃渣一样...

于是他重新回到互联网，开始了探索式的自救。

听人说精力匮乏是因为缺乏阳气，力波就背着母亲每天做五遍艾灸。他担心母亲看见他接触中医方法会怀疑他私自停西药，就每次躲在楼梯间的拐角处，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用点燃的艾条熏穴位，企图补充精力，但这并不凑效。每次熏完热腾腾的艾灸，心里全是水泥的温度。

正当力波觉得走投无路时，他看到一个网络佛学修行团体的简介，再次被吸引。

"除了死马当活马，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加入修行团体的微信群后，群成员每天在群里互相监督，念经打卡。力波每天花80-100分钟，打卡4至5遍《金刚经》诵读。一个月后，5000多字的《金刚经》，他就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了。

据群成员说他们的上师是个和尚，但谁也没见过。上师只是每天不定时出现，在群里带领大家一起诵经一小时。

一天，上师教大家诵读一篇据说具有催眠作用的经：

"如果你没有睡着的话，你看见的那个影象，就是你的前世"。

力波回家虔诚地尝试，好几次他都半梦半醒地睡着了，但他不甘心。终于有一夜，他看见了一个披着红袈裟的和尚影象，第二夜，他又看见了！至此，他对于自己的前世是个和尚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决定此生定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把修行进行到底！

天刚亮，力波就直奔龙泉寺皈依。

母亲觉得儿子疯了！再这样下去，可能有一天儿子真去做了和尚，她就彻底失去儿子了。母亲偷偷检查力波的手机，清退了所有微信群，删除了通讯录里一切可疑的名字。她咆哮着教训儿子：

但母亲不知道，儿子早已把她删除的那些信息铭记在心。等她一走，马上又悄悄加回来。被删除的对方也心照不宣地反复通过加好友验证。他们都明白，加入这种团体的人，绝大多数都得偷偷摸摸。

母亲发现那些删不干净的群和永不消失的可疑人后痛哭流涕，威胁要把力波再送回安宁医院去！她问儿子：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吃着药还会发病？"

"如果一个人快死了，别人又一点都帮不了他，安慰不了他，哪怕钻进骗局，又有什么坏处和错处呢？"

从心理波动，到企图通过灵修自救，直至沦为安宁医院的病患之后，力波又一次回到了修行自救的原点，成了连自己的母亲都难以接受的"怪人"。但这一切，难道不是思辨缺失，亲情疏离，行事粗暴和臆断无度的结果吗？

药物不是万能的。修行中的力波说现在自己没那么害怕烦恼，莫名地感到绝望了，他说：

只要心无恐惧，不管这个世界真的存不存在菩提，谁又真的在意？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侵权或对版权有所疑问，请邮件联系 jianyu@yichuan.rocks 。我们会尽快处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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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00万公寓住进精神病院的北京律师｜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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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围绕着儒学、佛学、道家学说等，兴起了各类五花八门的"修行"和"灵修"：站桩，打坐，读经，修学...但趋之若鹜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如果只凭一颗"诚心"，不对以哲学为根基的国学保持独立思考，很容易变成盲听盲信，沦为寄生在"国学"体系中招摇撞骗者手里的一枚棋子。 大概七年前，31岁就已经做上北京某大型知名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力波，经历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次情绪波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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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李芳（化名）曾经的人生规划是： 从合阳农村来到省城西安生活，和自己最爱的男人结婚，买房买车，相夫教子，平凡快乐地度过一生。

然而，那晚就像一场梦，一切美好从此戛然而止。

2018年10月31日晚7时许，李芳和老公小马正在租住的屋里闲谈， 房东的儿子突然造访。 商谈房屋租赁问题中，在并无任何口角的情况下， 对方突然持刀刺向小马......凶手在案发后因精神状态异常、拒捕，被警方击伤身亡。

令李芳意外的是，在事后政府职能部门有关此事的自查文件中， 她才知道凶手曾是一名经过多次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更为可怕的是，这名凶手生前还是一名中学老师。

独子突然故去，李芳的公公婆婆备受打击，几个月后，本就身体不好的婆婆病重去世。 用李芳的话讲，一个原本幸福的家支离破碎， 但事发后，她和公婆却未得到来自凶手家属或者相关部门的任何补偿。

这么危险的精神障碍患者，为什么会难以察觉地生活在人群中？ 更离谱的是，事发前凶手竟还是一名在职中学老师，万一在学校发病，将会造成怎样的可怕结局？ 如果家属不隐瞒，有关部门能有效监控，这样的悲剧是否就可以避免？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家破人亡就该自认倒霉？这一切的监管失责究竟谁该来负责......

悲痛之余，一连串的疑问和委屈沉重地压在李芳心头。

老公的突然离去给李芳造成了极大的伤痛，虽然时隔半年多，但华商报记者近日见到李芳时，她仍精神恍惚。说起当日发生的那起事件，她紧攥拳头，浑身发抖，眼睛失神地盯着前方，没有啜泣，却泪如雨下。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李芳说。

李芳和老公小马都是合阳县人，小马还小她1岁 ，" 我们中学时就认识，是到大学才确定的恋爱关系。 "李芳介绍，2016年10月，她和小马结婚。虽然小马平时在外地上班，但因她在西安，所以两人在健康东路一个小区租房住，"我们是和我弟弟合租的，平时弟弟经常出差，他那间房子就一直关着。"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小马回来庆祝结婚两周年，两人在外面逛街、吃饭，晚上7点左右回到家。弟弟不在，两人在家里规划着今后的生活。就在此时，门外响起敲门声，李芳趴在"猫眼"一看，认识。

" 是房东的儿子吕某，之前他来过两次。 "李芳说，房子是从吕某母亲手中租来的，由于是熟人，就开了门，吕某一进门就询问二人租期满了以后还会不会租赁，房内电视机两人若不用的话他要搬走等一些琐碎问题。由于交过的租金到期尚早，不涉及费用问题，所以双方交谈很正常。紧接着，吕某提出要查看一下房间是否有损坏，" 我老公陪着他，先是看了洗手间曾经漏水的地方，最后他提出要看我弟弟的房间。 "李芳说，她压根儿就没有任何防范，就坐在客厅没有跟进房间。
然而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没有任何争吵，没有任何迹象，我就听见里屋突然传出碰撞物件又像是有人倒地的声音。我弟弟不在家时，我把洗衣机放在那间房子了，还以为碍事儿了，就站起来过去看看。"李芳痛苦地闭眼停顿了许久继续讲述，" 屋里没有开灯，我没有看清情况，只隐约看到两个人都躺在地上，那男的压在我老公身上，我下意识地去推那个男的，我就觉得我的手一疼，像是摸在了一把刀上。 我赶紧退出屋子，跑到小区里去叫人来帮忙。我跟小区门房的保安讲明大概情况后，保安立刻报警并向上级汇报。我原本也想回家看看情况，但被人拦住。"李芳被送往医院，她的双手均被割伤，后经检查，她的右手大拇指韧带被割断，左手伤势较轻。

就在李芳在医院忙于各类检查期间，弟弟电话传来噩耗， 她老公被刺中了心脏，没有抢救过来。

事发后，由于李芳并未留在现场，当晚现场究竟如何收场，她并不清楚。"我也是在事后才听说凶手因为拒捕也死了。"直到2019年2月，李芳及其家人从相关部门拿到了两份有关此事的通报，才知悉了事情的真相。

其中一份是中共西安市委建设平安西安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年4号文件，文件名称为《 关于对雁塔区"10·31"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件自查报告的通报 》，其中具体提到此次事件： 2018年10月31日18时50分许，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吕某（男，38岁，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教师） ，来到其母亲出租房屋，询问租户李芳夫妇有关房屋租赁事宜，发生冲突后，吕某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刺中马某某的心脏，并划伤李芳。

19时20分许，公安雁塔分局明德门派出所1名民警、2名辅警到现场处置， 吕某在屋内纵火且拒捕，民警开枪击中吕某将其控制。 随后马某某和吕某被送往医院抢救，均不治身亡。 该文件提出，这起事件暴露了一些基层单位对易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安全问题认识不足，责任心不强等问题，要求各部门履行责任，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发生。

而另一份名为《 雁塔区"10·31"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件漏筛失管问题的自查报告（删节版） 》中则除了更为详尽讲述事发过程外，主要就各部门的失管责任进行自查分析。其中， 明确提到患者本人及家属长期蓄意隐瞒精神病事实，吕某曾分别于2013年、2018年因"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其家属及本人均知情 ，但从未向工作单位、所在社区居委会、所在辖区基层卫生机构，以及户籍地、常住地公安机关报告患病情况或提供患病线索，并对工作单位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以"腰椎间盘突出"为由请假，实则是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精神疾病。

在雁塔区的自查文件中认定，包括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街道社区、主管教育部门及工作单位、公安派出所、卫计部门及基层卫生机构均存在工作漏洞，并做出相应处罚。

吕某曾两次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精神分裂症，依据相关规定，该中心应当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流转信息，但该中心却未按规定流转信息，事发后经查证，雁塔区卫生局、精神病防治办公室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未收到该患者就诊医院的报告信息。

街办、社区未能筛查出吕某的精神病情况。该起事件中吕某常住地大雁塔街道所在社区未严格落实住户筛查要求，不掌握其精神病情况，未能及时将其纳入精神病重点管控人员登记，存在排查不细致问题。

吕某于2008年从咸阳师范学院调入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已有十年之久，且在校任教期间曾分别于2013年和2018年先后两次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长达40天和44天，理由居然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但学校均未能认真核查并及时发现患者病情。

公安派出所对吕某精神病情况未核实未列管。2018年2月14日， 吕某曾用刀划伤其母亲，其母曾报警称儿子有精神病 ，但处警民警虽联系120急救车将吕某送往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救治，但未进一步核实其情况，未将其纳入公安对应的信息系统。

卫计部门及基层卫生机构未核查未列管。在2018年2月吕某刀伤其母之后，处警民警曾与大雁塔街办将该情况速报给正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专干， 然而，该专干却未向区精防办报告，未跟进措施核查情况，未将吕某情况纳入筛查管控范围。

为此，大雁塔街办年度平安建设评选资格被取消，街办有关负责人被约谈、被问责；雁塔区教育局年度平安建设资格被取消，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区级"平安校园"称号被取消，校长被组织处理；责成公安雁塔分局在年度考评中取消西影路派出所在公安系统的评优资格，对个别民警给予组织处理；取消雁塔区卫计局年度平安建设评选资格，责成解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漏报专干；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两次接诊治疗吕某疾病均未按规定流转信息，存在重大工作漏洞，建议西安市有关部门督促该中心工作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据李芳介绍，在案件刚刚发生后， 她下楼求救时曾打电话给房东王女士，对方未置可否。 在她住院期间，卫计部门工作人员曾到医院与她接触。此后，再未得到吕某家人以及相关部门的慰问或补偿。

李芳的公公婆婆难以承受丧子之痛，身体状况骤然急转直下，2019年5月，李芳的婆婆病重去世。

李芳说，经常听说哪里有精神病人杀人了，这种情况导致的家破人亡，到底该谁来负责？"如果任何一个环节能负起责任，这样的事也许就能避免，我的幸福也许就不会被这么无情夺走！"李芳认为，发生这样的事，包括吕某的父母作为监护人负有主要责任外，各相关监管部门也难辞其咎，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李芳表示，目前她已在与律师进行接触，或将提起诉讼。

日前，华商报记者就此事采访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该中心办公室一名张姓工作人员表示，此事他知情，吕某确曾在该院两次住院治疗精神障碍疾病，但院方相关工作人员确实未按相应规程流转信息，为此，该中心相关责任人已经受到处理。

记者前往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欲了解吕某在校时的情况，提及吕某，学校大门安保人员显然知道此人此事，但却称需联系学校办公室负责人，但一通联系后，称办公室无人接听电话。记者试图进入学校被门卫拒绝。

随后，记者拨通了该校的电话，对方在听到要了解吕某情况后，先是一阵沉默，而后表示该号码系学校总机，她可以代为帮忙联系学校办公室，但至今过去数天之久，一直未接到相关回复。

华商报记者多方联系吕某的母亲王女士，但一直未果。日前，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由于事发时吕某被警方枪击后身亡，吕母正就此事与有关方面进行交涉。那么，事发小区居民对此事是何态度呢？

6月24日上午，华商报记者来到位于健康东路的事发小区，走访多名业主，绝大多数人仅表示听说有此事，但并不了解详情，而个别住户则显得较为紧张，"这事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而后慌张离去。

精神病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刑法确实特别规定了其处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有不少精神病人的家属、监护人，以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患者、曾患有精神病、曾有患病家族史、曾怀疑或医治过为由，要求乡村、街道及社会团体和邻居出证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患精神病，以图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现象。那么精神病人犯罪真的不用受处罚吗？

"精神病不是犯罪的免死金牌。 陕西锦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小奔表示，精神病人犯罪是特殊犯罪主体，根据刑法第18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该法条规定的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精神病人发病时的犯罪，才不负刑事责任，"法定程序"是指具有法定资质的精神病鉴定部门，依照具体规定和程序鉴定并作出结论。由委托人提供经司法机关核实确认后，作为法院定罪量刑的依据。但法院仍须依法结合案件事实、证据、情节进行综合评判。

"即便是施害者被鉴定为精神病且被司法机关采纳，但也仅仅是患有疾病的施害者本人免除刑罚，而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还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王小奔表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至今还没有任何补偿 太让人寒心了 支持这位老乡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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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男子被房东儿子杀害！凶手拒捕纵火被民警击伤身亡，隐瞒精神病还是中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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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李芳（化名）曾经的人生规划是： 从合阳农村来到省城西安生活，和自己最爱的男人结婚，买房买车，相夫教子，平凡快乐地度过一生。 然而，那晚就像一场梦，一切美好从此戛然而止。 2018年10月31日晚7时许，李芳和老公小马正在租住的屋里闲谈， 房东的儿子突然造访。 商谈房屋租赁问题中，在并无任何口角的情况下， 对方突然持刀刺向小马......凶手在案发后因精神状态异常、拒捕，被警方击伤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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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美国精神科医生列奥·肯纳（Leo Kanner）发表了一篇题为《情感接触中的自闭性障碍》（Autistic Disturbances of Affective Contact），描述了11名儿童在临床上的表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极度偏爱独处和极端需要同一性。这一发现很快让肯纳声名远扬，更重要的是，那些此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弱智、聋哑的特殊儿童从此开始以自闭症患者的身份为世界所知。

此后的70余年间，随着精神病学研究的进展，自闭症的定义和诊断标准不断发生着变化。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2014年自闭谱系障碍的全球发生率约为1%。而在美国，从2000年到2016年，这一数据从1:150上升到了1:54。自闭症人数的增加如此之快，以至于在21世纪初，疫苗导致了自闭症大流行的传闻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恐慌（大量研究显示这一说法并无根据）。事实上，诊断标准的变化、家长意识的提高、不同研究团体采用的统计手段的不同、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导致了确诊人数的增加，无可否认的是，这种至今尚未找到确切病因的神经生物性障碍，确实影响着相当可观的人群。

在国内，迟至1982年，南京脑科医院的陶国泰教授才在论文中首次报告了4例"婴儿孤独症"，孤独症也因此成为了自闭症的同义词。2020年9月，《神经科学通报》期刊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首次全国性孤独症谱系障碍流行病学估测研究的论文，该研究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科研团队领导开展，于2014年-2016年对八个代表性城市的12万名6-12岁儿童中进行调查，估测出国内自闭谱系障碍的流行率为0.7%，也就是说，每143名儿童中就有一名自闭症儿童，其中约三分之一伴有重度智力障碍，近七成同时有多动或注意力缺失、特定恐惧症和强迫障碍等其他神经或精神障碍。

根据联合国决议，从2008年开始，每年的4月2日为"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十几年来，每年4月2日前后，媒体上都会涌现出五花八门的自闭症报道。但是，公众对自闭症仍然存在很多误解：比如很多人认为自闭症儿童中有很多天才--实际上自闭症人群中天才的比例与普通人中天才的比例相似，都是凤毛麟角；比如自闭症在成年人中不存在--真实情况是除了少数特例之外，自闭症是一种从儿童发育早期就开始出现并持续终生的障碍，大多数谱系人士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长期照护。

看见：令人费解的"谱系"
《雨人》中达斯汀·霍夫曼塑造了经典的阿兹伯格征形象，但也导致公众对自闭症群体的理解长期存在偏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自闭症的理解困难是情有可原的，自闭症儿童有着和常人无异的面容，如果只是匆匆一瞥，人们很可能意识不到他们的异常。并且，在自闭症"谱系"这把大伞下的个体实在是千差万别。他/她们是奥斯卡金像奖影片《雨人》里那个略显古怪词不达意却有着惊人数学天赋的哥哥，是传记电影《自闭历程》里自幼患有自闭症却最终成为知名动物科学家的坦普·葛兰汀（现实中的Temple Grandin作为高功能自闭症患者致力于自闭症的宣传倡导），但也是《海洋天堂》里那个母亲去世父亲罹患绝症、已成年却生活无法自理的大福，还是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里生气时说不出原因就拿砖头砸玻璃窗的刘斯博......

在科学家找到自闭症的病因之前，这种障碍都不可能被简单清晰地概括和表述。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2013年出版的《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用"自闭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自闭症或孤独症）"这一统称取代第四版中"自闭性障碍、阿斯伯格症、儿童瓦解性精神障碍和其他广泛性发育障碍"的分类。该手册对自闭症谱系人士的共同症状的描述是：有沟通能力缺陷的倾向，例如无法恰当地参与对话、对非口头语言（肢体语言、表情等）的误读以及难以和同龄人交朋友；过度依赖常规，对环境变化高度敏感，或极度关注不恰当的物体；尽管他们的症状处在一个连续体当中，但程度和具体表现都有所不同。

张灿红夫妇与嘉伟。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张灿红的儿子嘉伟是一名典型自闭症患者。在数十年如一日地照料嘉伟的同时，她从1993年开始组织自闭症家长沙龙，2015年正式注册为彩虹妈妈家庭关爱中心，在家长圈子里颇受爱戴。因为"灿红"和"彩虹"在上海话中读音相同，大家都称她为彩虹妈妈。"谱系"这个统称令她深感困扰。

在张灿红看来，科学家的本意是说不同障碍的孩子在各自的轨道上发着光，这是对的，但谱系这个统称在使用中造成了误解，"大家以为是同一类，只是程度不一样。那为什么同样是孤独症，别人辅导好了可以上大学可以结婚，我们的孩子却需要终生看护呢？外界就认为是家长没有好好教育，可实际上我们付出的不知道比他们多多少。......站在舞台上的都是高功能的阿斯伯格征或者发育迟滞的人，传达出的信号都是好像通过音乐艺术辅导自闭症就能被治愈了，我们这些金字塔底层的多数没有得到关注。"

事实上，"自闭症谱系"的概念是由身兼英国精神病学家和自闭症儿童母亲两重身份的洛娜·温（Lorna Wing）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这种更具灵活性的定义方式确有医学上的合理性，在现实政治中也通过让更多障碍人士符合标准从而成功推动了英美等国政府为这一人群提供服务。但在公众了解有限、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得以完善的情况下，那些在谱系顶端的星儿发出的光芒很多时候掩盖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也遮蔽了更多需要被照亮的平凡的自闭症人士。大多数尤其是中重度的自闭症人士的家庭不得不背负沉重到窒息的照护压力，家长无暇也无力带孩子参与社会活动，造成了自闭症儿童成年即消失的假象。

彩虹妈妈说，盲人有盲道，肢体残疾者有坡道，自闭症的绿色通道是人文关怀。全社会都能真实认识自闭症的时候，就是自闭症的春天。而要真正理解自闭症群体，我们需要试着在谱系中穿行，去探寻那些不那么闪耀的生命历程。

自闭症的发生与性别、种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均无关联，无法在孕期筛查中被发现。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家庭可以为自闭症孩子的降临做好准备。对于每一个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而言，即便是血脉相连的父母，为了理解自己的孩子，也需要在黑暗森林中一路摸索，披荆斩棘，走过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嘉伟6个月。

"周嘉伟，性别男，1990年4月16日凌晨5点45分足月顺产，出生体重3.354公斤，评10分。"拿着这份无可挑剔的出院小结，张灿红一家带着小嘉伟回了家。接下来的两年半里，嘉伟在每次儿童保健检查中的指标都在正常范围--直到30个月时被确诊为孤独症。

对于此前已育有一女的张灿红而言，母亲的本能其实早就让她察觉到了嘉伟的异常：四个月时，小嘉伟突然拒绝喝牛奶，自动断了奶；一岁多时，他每晚都会大哭，哭声响亮尖锐，令楼下的邻居感到奇怪；18个月，嘉伟学会了走路，却总是低头狂奔，每日险象环生；到了两岁，他无法接受生活中任何细小的变化，自己换外套会哭，妈妈换外套也哭，看电视换台就躺在地上哭；两岁半时，他能听懂一些话，能在大人说出名称时用小拳头砸中小人书上的动物和家电，但不会用手指指物；对各种玩具都不感兴趣，最喜欢玩铝制锅盖，有时会把红豆排成一两米的长龙；喜欢一个人玩，抗拒父母参与；没有语言，不会叫爸爸妈妈，也从不表现出亲昵......

即便如此，当儿科医院的老教授通过行为表现分析将嘉伟诊断为孤独症，并告诉张灿红这是一种会伴随终生的疾病、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生物医疗手段时，她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但还是感到难以置信。她想到有个同事的叔叔在美国当精神科医生，第二天就拜托同事帮忙咨询，一个星期后得到答复：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精神发育障碍，目前医学没有办法。

张灿红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和所有救子心切的家长一样，张灿红和先生开始病急乱投医，从正规医院到私人诊所，从民间偏方到针灸气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像见到救命稻草一般扑过去，结果当然只能是一次次的无功而返。失望过后生活继续，张灿红决定回到现实，向嘉伟身上层出不穷的问题发起挑战。嘉伟无法从托儿所升入幼儿园，她就和单位签了协保协议，下岗回家做全职妈妈。

嘉伟和妈妈张灿红。

在朝夕相处当中，张灿红不断积累着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的理解，同时也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学习自闭症的相关知识，试着去解决迎面而来的每一个难题，不断总结经验再反复尝试，终于开始取得一些小小的成绩，虽然很多时候成果不是立竿见影的，并且希望和失望总是交织轮回。

张灿红发现嘉伟虽然不会说话，但在想拿小人书或想出去玩时就发出特定的咿呀声，便推断他能够将事物场景和语音对号入座，于是开始以嘉伟的角度称呼所有人，爸爸、妈妈、姐姐、外婆、奶奶......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模仿，分不清你我他的嘉伟掌握了所有家庭人物关系。六岁时，嘉伟第一次叫出了爸爸、妈妈，虽然只是鹦鹉学舌，但他逐渐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

嘉伟对任何事情都先入为主，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嘉伟三岁还不会说话，张灿红和先生就教他背《静夜思》锻炼声带，可是不小心把"举头望明月"说成了"抬头望明月"，等到发现想要纠正时，嘉伟就躺在地上哭。张灿红觉得生活中总会遇到需要修正错误的时候，于是坚持不断重复"原来读错了，举头是对的"，一段时间后，嘉伟终于接受了这次修订。这说明坚持新信息可以覆盖旧信息，虽然仅限于此，无法举一反三。

嘉伟有着超常的机械记忆功能，对感兴趣的东西过目不忘，有段时间沉迷于快速翻阅爸爸的一本电工手册，每天要把这本几百页的十六开大书从头到尾翻两三次，书都被翻烂了。有一天他翻书翻到某一页时突然哭闹不止，张灿红努力思索后，想到昨晚打扫卫生时扔掉了掉下的一页，赶紧去垃圾桶里捡回来放到原处，嘉伟马上破涕而笑。张灿红抓住机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嘉伟，"破了，扔垃圾桶"，然后一边不断重复，一边让嘉伟拿着破损的书页手把手地带他丢进垃圾桶，他好像明白了原委。张灿红对这件事的经验总结是，嘉伟讨厌变化，但如果让他看见变化发生的过程，他就可以接受。

嘉伟的听觉也和普通人不一样，他经常对别人的话语充耳不闻，却对鞭炮声、雷声、风声、变压器声等看不见来处的环境音高度敏感，反应激烈。大多数环境声无法制造，但鞭炮声可以，嘉伟爸爸先从声音较小的甩炮开始，让嘉伟先远远地看着，再慢慢靠近，习惯之后再换成小鞭炮，逐步升级，直到他彻底接受鞭炮声，从此，嘉伟不必再在惊慌失措中度过春节。

最令父母担心的是，嘉伟意识不到危险，遇到危险时也不会求助。有一次，张灿红把炸过肉丸的热油倒在一个不锈钢碗里，放在桌子深处，没想到嘉伟踩着小凳子去拿不锈钢碗玩（不锈钢碗掉在地上的声音是他喜欢的），把热油泼在了大腿上，然后他竟一声不吭地走开了。等张灿红发现碗里的油不见了，才知道大事不好，她看到嘉伟躲在阳台上使劲搓着大腿，把皮都搓掉了一大片，急忙冰敷然后带他去医院看急诊。平时极度抗拒身体接触的嘉伟在医生治疗的过程中竟然非常配合，令她在意外之余倍感欣慰。

既然嘉伟会模仿，那么就可以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学会一些生活技能，虽然输入指令的过程缓慢而繁琐，他就像一台卡顿严重的电脑，一旦程序被成功读取，就可以自动运行。为了让嘉伟学会洗澡，张灿红给他编了一套详细的口诀："先冲一下把头发冲湿，倒洗头膏，手搓一搓，擦一擦--前额、头顶、后脑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嘉伟洗澡的时候会大声背诵："胳肢窝--左边胳肢窝！右边胳肢窝！"张灿红又教他背口诀要轻，在心里默念，轻声可以示范，默念终究却太过抽象了。凭着无限耐心，爸爸妈妈可以教会嘉伟生活中一切可以表演的行为，但还有太多生理的、心理的、人与人之间的感受无法通过外在的行为来传授，就像拥抱可以练习，爱却不能。

张灿红和先生原本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嘉伟的情况会越来越好，他们的生活也会渐渐回到正轨。嘉伟在8岁时进入特殊学校上学，上到二年级时，张灿红找了一份超市理货员的工作，每月有一天需要通宵盘点不能回家。有一次盘点的日子正好碰到嘉伟爸爸上中班，又找不到人换班，无奈之下向嘉伟同学的父母，求助希望能让嘉伟借宿一晚，同学父母欣然应允。同学家租住在一处毛坯房里，没装修过的厕所黑漆漆的令嘉伟十分抗拒，晚饭后同学妈妈又出于好意让感冒的嘉伟多喝了点水，那天夜里他憋不住尿了床。因为这次意外，接下来的两年里，两岁半开始就没尿过床的嘉伟陷入了重复尿床、尿裤子的程序当中，最严重的时候张灿红每天要给他准备从内到外五套裤子带去学校......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领悟，孤独症生涯不是一条坚实稳固的道路，而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一个偶然事件就可能带来全盘崩塌。无论家长如何耐心教导、付出多少心血，生活都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自闭症总会带来层出不穷的挑战。

应该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嘉伟的诊断是十分及时的。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对于孤独症儿童而言已经是一种幸运，很多地方甚至没有儿童精神科医生。北京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等多家机构2017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称，当时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师人数估计不会超过500人，并且主要集中于一线城市，2010年时仅约为300人。

在社会服务体系相对成熟的地方，一旦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家长就可以寻求专业的介入和支持。在嘉伟确诊后，张灿红也尝试过寻找专业训练机构，还曾去南京的一家康复机构实地考察。在她的想象中，那里可能会有一种矫正大脑的机器，到了机构一看，发现用的都是感觉统合的器材，例如滑板、荡秋千、独木桥之类，上课就是教认知，比如颜色。张灿红觉得这些她自己也可以教，查阅资料后发现感统失调是孤独症的结果而非原因，而且孤独症孩子不会举一反三，在课桌上学会了红黄绿也仍然不会在十字路口看红绿灯，综合考虑下来，她最终决定自己在家中对嘉伟进行生活化的教育。

冬冬和妈妈夏蓓。

但很多家长不会放弃任何可能让孩子好转的机会。夏蓓的儿子冬冬于1995年出生在珠海，两岁半时被香港的儿科专家诊断为典型自闭症。1999年，朋友在中央台的一档节目中看到北京的一所机构可以通过训练帮孤独症儿童康复，夏蓓打电话去咨询，得到答复说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孤独症孩子都在那里训练，还说像冬冬这样的孩子经过3到6个月的训练后就可以进入学前班。尽管丈夫对这样的宣传表示怀疑，但夏蓓相信孤独症家长办的机构一定是靠谱的，交了一个月一万元的费用带着冬冬去了北京，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所谓的康复老师是保姆市场上招来的，从外国引进的训练方法粗暴不堪，因为恶劣的气候和不洁的食物，母子俩都上吐下泻还发起了高烧。这段经历给夏蓓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回到珠海后陷入了抑郁症的泥潭。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理想的早期干预需要多学科的专业团队，包括发展心理学家、特殊教育学家、行为分析师以及积极参与的家长等等。但20余年来，在国家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下，国内的小龄自闭症康复训练领域虽然经历了资本涌入带来的爆发式发展，却依然缺乏权威性的行业标准和认证系统来确保机构和服务人员的专业性。据中残联信息中心统计，2014年中国实名制康复训练机构已达1345家，但在方法、师资等方面都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动辄一小时数百元的训练费用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到了上学的年龄，对于自闭症孩子而言，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遥不可触的理想，特殊学校才是可以企及的现实，现实是否美好则要看个人的机运。

嘉伟曾经上过普通小学的学前班，只上了一天就被老师退回。1997年9月，嘉伟进入徐汇区的一所特殊学校的学前班。为了让老师提前对嘉伟的情况有所了解。嘉伟爸爸写了一封整整三页的长信交代了嘉伟的特点、喜好、习惯、表达需求的方式，特别强调了他先入为主的程序式行为模式。班主任读完信后在第一天上课时，特意准备了一个闹铃，为他定制了一堂十分钟的课，帮嘉伟顺利形成了按铃声上课下课的行为模式。班主任还安排了两位有沟通能力的同学帮助嘉伟学习劳动，督促他遵守课堂纪律，在嘉伟发呆时提醒他该做什么。

在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下，嘉伟在特殊学校度过了最快乐的十年。有朋友陪伴，每年班主任都会给他们过生日，带他们出去郊游，老师还让他做升旗手，他有时候一边擦桌子还一边哼着歌。离开学校后，嘉伟每天都会在家里的电脑上翻看上学时的照片。

夏蓓曾在《珠江晚报》撰文讲述冬冬的故事。

相形之下，冬冬的学校生涯就没那么幸运了。十岁前，冬冬和父母一起在珠海生活，因为没有合适的学校，一直没有上学。2003年底，夏蓓第一次带着冬冬回到家乡上海探亲，借此机会，她去派出所了解孩子投靠母亲上海户口的政策，去特殊学校做了实地考察，产生了带冬冬回上海的想法。为了让冬冬为学校生活做好准备，接下来的一年里，夏蓓日复一日地教他自己吃饭、擦屁股、整理书包，用闹钟模拟上下课铃声，带他从坐公交车开始习惯公共交通......丈夫明确表示不会跟他们母子俩一起回沪，一直在上海生活的父亲强硬说明不欢迎冬冬。尽管前路漫漫，在2005年3月，夏蓓还是一个人带着儿子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在冬冬出生前，夏蓓是游刃职场的高薪白领，原来的上司同事都问她，为什么不请个保姆照顾冬冬，重新回去工作，但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做，她只觉得这个无头苍蝇一般到处乱撞的孩子实在太可怜了，照顾他甚至不是一个选择，而是眼前唯一的路。但她有自己的计划，等到冬冬适应了特殊学校的生活，她就可以重新开始工作，让自己和冬冬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并不奢望能够重回过去的巅峰，哪怕是去肯德基麦当劳打一份临时工，也能找回一些对生活的掌控感。

在学校陪读两个月后，夏蓓试着放手让冬冬一个人上学。但冬冬基本没有语言，学习能力很弱，老师对自闭症儿童的特点也缺乏理解，经常出现冲突。有一次老师教小朋友们写1+1=2，冬冬对老师的话充耳不闻，自顾自写1234567，老师一怒之下撕掉了他的作业本，可是冬冬对数列的齐整有严重的强迫症，作业本都是编好号的，少了其中一本就像是天塌下来一般。除了这些防不胜防的小意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外出集体活动，离开课堂老师无法照看所有孩子，夏蓓只能陪着冬冬一起参加活动。重回职场的计划就此落空。

在学校"混"了两年后，冬冬12岁了，青春期的种种问题开始浮现。人类社交活动中包含大量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而无法感知和意会社交规范是自闭症的一项核心症状，但对于不了解内情的普通人而言，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会看作对社交规范的漠视甚至挑战。进入青春期后，对何为羞耻心浑然不知的冬冬会随时随地把手伸进裤裆；因为没有边界意识又有嗅觉敏感，他会凑到女孩子身边闻她们头发上的味道。自闭症家长群中流传着很多青春期的自闭症孩子因为在公共场所对异性的不当举动遭到殴打的故事，夏蓓意识到，如果听任这些越界行为发展，冬冬可能会被彻底驱逐出社会生活。无奈之下，她决定让冬冬休学回家，自己教他基本的行为规范。

那几年特别难熬，冬冬经常整夜不睡觉，夏蓓怕他影响到邻居，更怕他跑出去不认识回来的路，便只能守着他。冬冬发脾气时还会动手打人，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夏蓓现在会给年轻妈妈们传授经验：当孩子出现攻击行为时，要从身后抓住他的两只手，或者占领至高点让他躺下。直到十七八岁，冬冬的情况才逐渐平稳下来。

两年是冬冬作为"社会人"的全部生涯。即使是能够上完特殊学校的自闭症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会在十六七岁毕业时面临无处可去的境地。升学或就业的例子不是没有，但屈指可数，社会支持系统的突然抽离很可能令多年康复教育的成果付诸东流，很多自闭症人士离开学校回到家中后行为能力会出现退化。2006年，自闭症在我国被纳入精神残疾范畴，成年自闭症人士在申请到残疾证后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由于种种现实原因，还有很多自闭症人士不是持证的残障者）。然而令家长们无奈的现实是，小龄康复市场如火如荼，成年服务却乏人问津。

上海从2005年起在全市各个街道乡镇建立了225所"阳光之家"，为成年智力障碍人士提供日间托管服务，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项创举。然而大多数自闭症人士的照护需求较为复杂，阳光之家的服务人员往往无法胜任，只有极少数行为表现良好的自闭症人士才会被接纳。嘉伟从特殊学校毕业后在阳光之家呆了7年，由于那里的老师不了解自闭症的特点，他出现了一系列行为问题，比如学会了说脏话、排队时踩别人的脚。偶然出现的问题一开始没有得到及时干预，就会成为固定的行为模式反复出现，张灿红担心长此以往情况会越来越坏，就在嘉伟23岁那年让他回到了家中。

在美国，自闭症相关的政府经费大多用在成人服务领域，支出约为儿童领域的三倍。国内成年服务体系的缺失意味着作为主要照护者的家长永远等不到卸下重担的那一天。比起不谙世事的自闭症人士，更需要支持的其实是家长。养育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压力不言而喻，并不是所有的爱情和亲情都能承受这样的重压，离异和与老一辈决裂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在保持了完整的家庭中，父母中的一方需要提供经济保障，另一方（通常是母亲）则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干预和照料工作，如果没有喘息的机会，长期照护者难免心力交瘁。多年从事自闭症研究的学者苏雪云几年前做过一项关于自闭症儿童家长心理健康的调研，发现近半家长都有焦虑症、抑郁症的症状，但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系统的专业支持。

彩虹妈妈工作坊活动现场。本文作者摄。

所幸有一些自发成立的家长组织能够提供一些温暖，彩虹妈妈家庭关爱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例。养育自闭症孩子的经历就像是一种神秘的语言，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彼此理解，互相安慰。从1993年至今，这个组织从求医时结识、通过BB机联络的五六个家长，发展成了两个500人的微信群，三个1000人的QQ群。最初成立的初衷只是希望家长能够有一个聚会聊天、释放精神压力的场所，有人需要去看病或办事的时候其他家长也可以帮忙照看一下孩子，后来还开始组织农家乐、郊游、看球赛等户外活动，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新老家长们交流资讯和经验的场所。对很多家长而言，这样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已是无边黑暗中的星星之火。

23岁的嘉伟彻底回归了家庭，生活基本自理，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在爸爸妈妈的精心设计下不断学习千头万绪的社交规范和生活技能，也会出现在彩虹妈妈家庭关爱中心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张灿红说她想通了，"嘉伟不过是跳过了恋爱、结婚、生子，直接进入了老年生活，在短暂的人生中，跳过了（一些阶段）而已。"

冬冬和夏蓓近照。

在夏蓓的悉心陪伴下，成年后的冬冬过上了简单规律的平静生活，周一逛超市、吃麦当劳，周五去必胜客买披萨，其他时候在家看天线宝宝、玩连连看。经过一年的散步"课程"，冬冬学会了看红绿灯，可以在家附近按着固定路线独自散步。在养育冬冬的漫长时间里，夏蓓也终于在婚姻关系中和丈夫达成了和解。丈夫退休后，一家三口还时常自驾去周边做短途旅行。

她们仿佛是释然了，再苦再难都熬过来了，眼前的日子总是可以过下去的。但房间里始终站着一头大象，"将来我们老了、死了，孩子怎么办？"

衰老和死亡是每个人都终将面对的考验，但对于自闭症人士的家长而言，孩子的安置才是真正的终极难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精力的衰落，挥之不去的焦虑情绪与日俱增，尤其是在自己病痛加身孩子却无处托付的时候，绝望感便席卷而来。她们甚至觉得，如果自己能比孩子多活一天，那将是莫大的解脱。

令张灿红、夏蓓和很多家长忧心的是，成年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发展赶不上家长们老去的速度。社会上目前很难找到适合成年自闭症人士的托养机构，如果不能促成改变，那么当家长无力照顾孩子的那一天到来，自闭症人士就只能被送进养老院或是残疾人寄养机构（现实情况是这类机构也一床难求），猝然离开熟悉的照料者又得不到专业的服务，家长们一生悬命才为孩子建立的平衡很可能被打破，当多米诺骨牌一块块倒下，他们便只能在精神病院中空虚无措地度过余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对于包括自闭症在内的心智障碍者，美国社会的主流措施是从童年起就将他们送入精神病院。直到1975年联邦政府颁布《全体残障儿童教育法案》之后，情况才发生改变。经过家长群体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嵌入在社区内的小型集体宿舍终于取代丑闻频出的大型精神病院，成为大多数成年自闭症人士的归宿，理想情况下，他们可以在服务人员的支持下，过上有尊严的"正常"生活。

国内也有类似的探索。1990年在广州成立的慧灵是国内最早为成年心智障碍人士提供照护服务的公益组织之一，采取的就是和美国类似的社区家庭模式，如今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都建立了分支机构。上海慧灵的全托服务点目前为5位学员提供周一到周五的托养服务。虽然引入了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照护体系，但由于政策、成本、人员以及公众接受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这种模式很难推广，目前能够惠及的人群十分有限。

夏蓓今年60岁，多年的高血压困扰让她在一些时候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丈夫比她大十岁，如何养老已经成为这个家庭亟需考虑的问题。她的打算是在未来10年里将房产变现，和丈夫一起带着冬冬住进养老机构。如果可能，她希望在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身后事、冬冬的照料以及财产一起托付给养老机构，"我们以后树葬或者海葬都可以，什么都不用留。冬冬如果生了大病，也不一定要治，给他减轻一点痛苦就可以了。"

2010年4月2日彩虹妈妈在上海电视台宣传孤独症。

在张灿红的理想中，应该有一个为自闭症家庭打造的养老社区，既有商店、医院等必要生活设施，也有为自闭症人士打造的情绪发泄室。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小社会中，人们对自闭症人士的特点都能有所了解，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可以恰当地施以援手。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彩虹妈妈家庭关爱中心在尝试提供喘息服务的同时，也在不断呼吁和推动孤独症日间照料中心、心智障碍家庭式养老模式的建立。

近年来，也有其他的家长组织致力于探索适合心智障碍家庭的监护模式，例如上海静安区的"爱之星"社会服务监护中心、普陀区的"爱托付"关爱服务中心，希望在家长离世后有值得信赖的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确保自闭症人士在托养机构中得到妥善的照护。

这些尝试都还刚刚起步，但只有在家长喘息、日间照料、长期托养以及监护等一整套针对成年自闭症人士的服务体系建立起来的那一天，家长才能在晚年获得内心的安宁，才能摆脱"无权生病""死不瞑目"的梦魇。

在今年4月2日的"爱托付"启动仪式结束后，作为嘉宾前来的普陀区公证员、意定监护事务的推动者李辰阳在和几名家长和记者的谈话中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关于他在香港见到的一位80多岁的老妈妈，她的孩子已经开始排队等候进入托养机构，当被问及想到自己的死亡会不会感到焦虑时，老妈妈回答说，不会，只是有些遗憾，遗憾这个孩子没能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美好的一生。

（感谢陈戎东先生指出最新的研究和数据。宋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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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等待春天：两位母亲和成年自闭症孩子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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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美国精神科医生列奥·肯纳（Leo Kanner）发表了一篇题为《情感接触中的自闭性障碍》（Autistic Disturbances of Affective Contact），描述了11名儿童在临床上的表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极度偏爱独处和极端需要同一性。这一发现很快让肯纳声名远扬，更重要的是，那些此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弱智、聋哑的特殊儿童从此开始以自闭症患者的身份为世界所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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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杨浦区定海路街道的罗女士身患精神疾病,无行为能力，直系亲属都已去世。可最近，她的一些亲戚却争相要做她的监护人，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

原来，这与罗女士继承的私房面临动迁有关。最终，在居委、民政部门及法治专员的共同努力下，罗女士的亲属们达成了一致，决定依法共同担任罗女士的监护人，一方管理患者银行存折，一方管理银行密码，以此保障了患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罗女士为精神疾病患者，其直系亲属都已去世。罗女士的母亲有一套私房动迁，作为遗产继承人的罗女士需要提供身份证和本人签字。

但罗女士因病迟迟不肯配合，动迁办也一直无法了结。其他享有动迁政策的亲属也拿不到动迁款。

为此，其表妹王女士、表兄王先生都向居委会提出，要做罗女士的监护人。居委向书记及民政干部非常重视这一事情，即与法治专员取得联系，约定由各方就罗女士监护人事宜进行调解协商。

法治专员在听取了王女士的情况介绍和诉求后，提出以下建议：听你们的言论所述，罗女士属于限制行为或无行为能力的人，没有近亲属，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需经被监护人所在地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同意。他还向王女士告知了办理监护人需要的证件以及需提供残疾部门经认定的智障残疾（精神病患者）的证明，去派出所开具罗女士的无子女、无直系亲属的户籍证明，还需调取被监护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等，并指导王女士书写做监护人的申请书。

居委会也综合考虑了平时王女士对表姐照顾较多的事实，为了照顾患者的便利，原则上同意王女士做监护人。

就在一切按程序进行的时候，王女士的哥哥，患者的表哥王先生也来到了居委会，提出也要做监护人。

王女士说："平时都是我为患者看病配药，理应做监护人，哥哥如果做监护人的话，万一什么都不管到时还要找我，我不放心。患者的财产还是两人保管为好，同时我也会一同照顾患者。"

王先生则表示："两位都要做患者的监护人是否可行？我们又是旁系亲属，如何更有利于患者的医治、照顾等今后的一切日常事务？"

对此，居委会感到非常棘手。为此法治专员再一次会同居委干部与当事人进行协调。

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后，法治专员就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释法解答。为了确保对患者的负责，他建议双方共同做患者的监护人，同时也为了确实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提出订立一份作为监护人应共同遵守的协议，有双方签字认可，居委会备案。

在做了双方的工作后，当事人同意此建议，还就以后患者的财产保管使用进行了协商，为患者开银行卡一方管存折，一方管密码，保障了患者财产的安全。一起因争做监护人的纠纷在居委会、法治专员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圆满的解决。

近日，王女士带着感激之情来到调解中心，并送上了一面锦旗："为民解忧暖人心 至真至诚显真情"，表示已将所有材料送去动迁办，拖了许久的动迁款不久将落实，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法治专员和居委干部也希望他们兄妹今后要好好照顾患者，充分担起监护人应尽的责任。

法治专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亲属，（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规定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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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女身患精神疾病，面临动迁后亲属争当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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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杨浦区定海路街道的罗女士身患精神疾病,无行为能力，直系亲属都已去世。可最近，她的一些亲戚却争相要做她的监护人，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 原来，这与罗女士继承的私房面临动迁有关。最终，在居委、民政部门及法治专员的共同努力下，罗女士的亲属们达成了一致，决定依法共同担任罗女士的监护人，一方管理患者银行存折，一方管理银行密码，以此保障了患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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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作为主讲人参与了少数派在4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有关自主决策的能力--监护、民事行为能力与支持性自主决策"的线上圆桌活动。少数派和我确定本次圆桌是在二月底，当时确认的主题时，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民事行为能力"这个选项。

因为现实中，残障朋友们，在这方面被误解、被歧视的程度非常之深。以至于我一个律师，因为肢体残疾，在办理残疾证时，被要求必须在"监护人"一栏填写上父母的名字。

我在小范围的朋友圈子里面调查过，这种情况还普遍存在。残联作为一个专门面向残疾人的社会团体，残疾人证注册登记的准行政机关认知尚且如此，何况社会一般人。

这还单单只是法律执行层面暴露出来的问题。民事行为能力法律制度背后其实是一个公民是否获得法律承认的平等问题。 谈及这个问题还绕不开监护制度、支持性自主决策机制。

以下内容是对圆桌讲稿的整理，略有改动。限于笔者的水平，难免出现谬误，还请批评指正。

·第一阶段：监护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保护家族的利益，主要是财产性利益

早在公元前449年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1] 里就有关于为浪费人（不善于保管和喜欢随意挥霍财物的人）和精神病人设置监护的规定。但当时的监护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家族的利益，由最有希望继承财产的人充当监护人，以监督被监护人，防止他们因缺乏自制、判断能力而致财产浪费和倾家荡产。

凡以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或对其家属指定监护人的，具有法律上的效力。精神病人因无保佐人时，对其身体和财产由族亲保护之；无族亲时由宗亲保护之。浪费人不得管理其财产，应由其族亲为他的保佐人。

图片：古罗马《十二铜表法》

·第二阶段：监护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

在《十二铜表法》之后，《查士丁尼法学总论》[2] 第十三篇 <监护>中讲到"根据塞尔维·苏尔毕企所下的定义，监护是市民法所赋予和允许的、对自由人所行使的权威和权力，以保护由于年幼不能护卫自身的人。"塞尔维·苏尔毕企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法学家，公元前51年担任执政官。苏尔毕企所在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监护制度就比较接近我们当代现行法律意义上的监护的概念了。在他的时代，监护制度已经由保护家族利益的观念发展成为保护被监护人的观念。

·第三阶段：监护制度的设立作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补充，二者结合目的不仅仅在于保护被监护人，还纳入交易相对人的视角，保护交易的便捷与安全

而与监护制度相比，民事行为能力这个法律概念的出现则非常晚。它最早于1874年开始制定，1896年颁布，1900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民法典[3] 中提出。民事行为能力既然本质上是一种意思能力，那么，惟意思能力之有无，本应就当事人的每一具体行为，加以审查，然后判定其行为之有效或无效，才切合实际。然而，果真如此，则势必费时费事，有碍交易的敏捷，因而，法律上遂以人的年龄及精神障碍为划一的标准，而规定人如何有意思能力，因而有行为能力；人如何无意思能力，因而无行为能力；人如何有不健全的意思能力，因而有限制的行为能力，在交易时其行为能否生效，悉依此加以判断，原则上不问其实际情形如何。类型化、形式化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由此而生。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构造上虽然必须纳入交易相对人之视角，将交易的便捷与安全融入其中，但是，因其规范重点在于，人在何种程度下无行为能力或仅有受限的行为能力，所以给意思能力欠缺者以适当的关爱与保护，应为其立足之本，交易的便捷与安全思想虽然不可或缺，但并非根本。已故民法学家谢怀栻教授明确指出，民法既然规定公民中有一部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对于这一部分人，就要规定一种保护他们的制度。监护制度就是这样的制度，它是行为能力制度的补充。[4]

与塞尔维·苏尔毕企同时期，中国处于西汉。关于汉代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笔者大学时期的中国法制史教材[5] 有如下论述：

笔者认为第二段的观点过于牵强附会。该段有三处引文，第一处"民年15以上至56岁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引自《汉书》卷一《高帝纪》注引《汉仪注》；第二处"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引自《太平御览》卷836引《风俗通》；第三处"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傅，著也。言著名籍（户部）给公家徭役也"引自《汉书》卷五《景帝纪》及颜注。

其中，第一处及第三处讲的是税赋和徭役的征管，无论采利益说还是主体说，都属于公法的范畴。而民事行为能力属私法范畴内的概念。二者比较而言，可谓井水不犯河水。

第二处引文出自宋代的类书《太平御览》，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而据《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六引应劭《风俗通》云："沛中有富豪，家赀三千万，小妇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妇女甚不贤。公病困，恐死后必当争财，男儿必不得全，因呼族人。为遗令，云："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十五以付之。"儿后大，姊不肯与剑，男乃诣官诉之。司空何武曰："剑，所以断决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婿温饱十五年已幸矣！"议者皆服，谓武原情度事得其理。"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当时已出现遗嘱继承，这个遗嘱是家长生前病危时立的，反映了家长的意愿。第二，遗嘱中给庶子继承限定了年龄条件，即到达十五岁。这里的"限年十五"并非法律对于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而是遗嘱对于成就条件的限制。

由此，并没有证据证明汉代存在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法律内容。而除此之外，笔者翻遍大学时所采用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至《大清民律草案》之前，再无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记述。

《大清民律草案》的体例仿照1900年《德国民法典》，以日、德、瑞士民法典为参照进行修订。其中第一篇总则的部分规定了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其于1911年修订完成，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未实施。

民国成立，即设法典编纂会，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重新起草民国民律草案。1926年完成民律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各编草案，是为"民律第二次草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法制局，继续修订民法典草案。1929年至1933年，民法五编相继完成并公布。民国民法典虽亦兼采英美法系的某些内容，但体例上更加大陆法系化。在内容上也多仿效欧陆国家民法，其中就包括禁治产制度。[6] 这套民法即为现台湾"民法"。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明确了确立监护人资格，即为亲属关系顺位原则。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 (三)成年子女； (四)其他近亲属； (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民法总则》在监护人资格问题上，保留了亲属关系顺位原则的同时，还引入了最佳利益原则和真实意愿原则。

第三十六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和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第三十条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第三十一条 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终止。

此外，真实意愿原则还应用于监护职责的履行。

第三十五条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图片：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

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笔者所知国内有关"真实意愿"原则的立法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5、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

《民法总则》在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上基本沿用了《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其第二章(自然人) 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规范结构，依年龄与精神健康状况为标准，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了明确的类型区分，并具体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何参与民事活动。其第六章在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时，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这种立法模式其实是从民事主体与民事法律行为两个侧面对民事行为能力作了不同规定。

影响民事行为能力的因素2：辨认行为的能力

民事行为能力与单独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

民事行为能力直接关系到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在法律上剥夺或限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基本上等于消灭或限制了人自主作出民事法律行为的可能性。

在题名《我以为成为我儿子的监护人，是对他最好的选择，我错了》[7] 的文章中，精神障碍者家属这样写到："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是想让大家知道在"监护制度"这个词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现在我终于了解到了，对于我最爱、最珍惜的亲爱儿子马腾，我这个妈妈亲手否定了他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自由的权利。"

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就有学者主张废除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其中，中国社科院法律研究所朱广新研究员认为废除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不但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而且在整理、革新旧法并使新法呈现新时代观念方面不存在任何立法冒进问题，他提出了主要理由如下：

（1）民事行为能力在法律构造上存在保护意思能力欠缺者的权益与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的价值冲突。

（2）成年精神障碍者因完全被迫脱离鲜活的社会生活，其参与基本社会生活的能力或兴趣也可能慢慢泯灭。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与同类交往，疏离或远离社会生活，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

（3）无民事行为能力还存在限制过度的制度缺陷。

从生活、生理活动规律上讲，人的精神健康状况的正常化或意思能力的逐渐恢复或增强，不可能从无到有发生骤然转变，它大多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这可能造成一些人在被申请法院宣告撤销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前，事实上早已能够独立实施一些随精神健康恢复而能够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但因撤销申请尚未提出或法院尚未作出撤销裁决，这会使事实上已恢复精神或意思能力的成年人仍然处于行为自由受到完全限制的法律地位。这种状况显然会妨碍成年精神障碍者社会生活的正常化。

（4）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一个极富弹性的制度，一方面，其既容许未成年人或成年精神障碍者独立实施一些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又能通过不能使其独立实施法律行为的限制性规定而给未成年人或成年精神障碍者提供适当保护；另一方面，其兼顾了意思能力欠缺者的权益保护与交易相对人的信赖保护。

以上段落截取自朱广新研究员发表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立法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为分析对象》的论文（有大量删节）。在论文结语中他提到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民法总则草案"在立法模式上明显存在重复立法问题；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修改完善，在制度构造与法律理念上皆存在突出缺陷；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在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上，存在立法过于简单、概括之弊。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旨在规定自然人在何种情形下不能独立地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在法政策上涉及意思能力欠缺者保护与相对人合理信赖的保护，而意思能力欠缺者保护在制度构造上则存在如何处理不因过度保护而限制行为自由的问题。只有对这些法政策的价值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深入、系统的思考，并对未成年人、成年精神障碍者的现代人权保护趋势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构造出内容合理、理念先进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这里面提到了"人权保护"的概念。

图片：过度的保护可能是一种伤害（图源网络）

那么，现代比较先进的人权保护观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能不提到《残疾人权利公约》（简称CRPD）。《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于2006年12月13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2007年3月30日开放供签字。《公约》有82个签字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有44个签字国，有1个缔约国批准了《公约》。这是有史以来在开放供签字之日获得签字数量最多的联合国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是21世纪第一个综合性人权条约，也是首个开放供区域一体化组织签字的人权公约。它标志着人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和方法发生了"示范性转变"。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条规定了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原则：

下面是对第12条的解释[8]：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就中国依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第35条提交的报告做出的审议结论（节选）：

《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规定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而相关司法裁决在我们国家的司法实务中基本上依赖精神状况的司法鉴定。精神状况的司法鉴定基本属于纯医学的范畴。而在与我们国家民法有着相同传统的日本，情况要稍好一些。我听日本的律师同行介绍他们国家的成年人的行为能力的法律判断是通过一个由医生、律师、社工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而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仍然是医生。

黄雪涛在她的博客《精神障碍司法鉴定，还会存在多久》提到了三条意见：

首先，"法律能力"，是社会构建，也就是说，人们自己定义出来的，规定出来的，是权利配置，根本不是所谓的"客观事实"。企图用发现客观事实的"科学"方法去寻找，注定是找不到。

其次，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本身也是某个专业人士的个人主观意见，不是什么"客观事实"。不同专家，有不同意见，那是最自然不过的现象。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来祈求获得无可争议的唯一正确答案，这是缘木求鱼。法官需要学会放弃这份期待。各类程序法已经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已经是立法者对这个问题的恰当回答。

第三， 根据中国2008年加入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法律能力应该人人平等，不应划分等级。这部《公约》，就是应对和积累了无数这类争论，最新得出来的解决思路。中国加入CRPD，就基本定下了中国社会在"法律能力"这个泥潭议题的解决方向。即使目前中国的专家们还不知道，也不理解。这只是时间问题。

黄雪涛律师还提到应当取消精神司法鉴定的剥夺性识别功能，精神司法鉴定识别的目的应当是建立在善意的配置合适资源、提供支持性帮助的基础之上的。

1898年生效的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虽然借鉴德国民法典设立了总则编）第14条至第18条专门规定了"妻的无能力"。这种具有严重性别歧视的规定，直至1947年才被删除。

《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精神不正常的人、聋子、哑吧和患不治之症的人，由于不能管理自己的事务，都必须为他们指定保佐人。

这里面包含的对女性、聋人、语言障碍者、患绝症之人的在行为能力方面的歧视已经在立法上消除了。既然监护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过往存在着歧视，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认定我们现今的制度不存在歧视。

既然过往存在的歧视有一些已经被消除了，那么我们应该对于反歧视建立信心。

我们来看一组统计数据与一则新闻：

（数据来源文章《性别与残障》，链接： http://www.canjiren.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2&id=26996）

（新闻来源：澎湃新闻《安徽男子与精神病女同居13年育四孩，一审因强奸罪获刑三年》，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9619）

问题是：一边是残障女性普遍受到性侵犯，另外一边是精神障碍者无法获取同等的婚育的权利，原本可能幸福的家庭面临亲人离散，两边都是血淋淋的现实。那么精神障碍者的性保护与婚育权的之间是否能找到平衡和统一？如果能，那么要如何去做呢？

[1]也叫十二表法，是古罗马国家立法的纪念碑，也是最早的罗马法文献。公元前五世纪时，罗马的法律还是习惯法，它的解释权操在贵族法官手里。法官利用这个权利为贵族谋利益。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经过长期的斗争，于公元前449年逼使贵族成立十人委员会（十人团）制定和公布了成文法。因这个文法刻在十二块牌子（铜表）上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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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士已成年，是否还需要监护人？"| 有关自主决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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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作为主讲人参与了少数派在4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有关自主决策的能力--监护、民事行为能力与支持性自主决策"的线上圆桌活动。少数派和我确定本次圆桌是在二月底，当时确认的主题时，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民事行为能力"这个选项。 因为现实中，残障朋友们，在这方面被误解、被歧视的程度非常之深。以至于我一个律师，因为肢体残疾，在办理残疾证时，被要求必须在"监护人"一栏填写上父母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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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于 2017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曾先后服务于先心病家庭心理支持、公益创新、青少年发展、社区禁毒、精神健康等多家社会组织。

在那之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社工，只有在香港电影里零星地见到过"社工"这个字眼，但我并不了解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二上学期，教《个案工作》的老师提议我们可以去尝试做一些非正式的个案，以便练习所学到的面谈知识和技巧。

大四，我来到上海阳光精神心理康复服务社实习。

面试的时候，社长问我：怎么看待精神疾病很难痊愈、可能要终身服药这件事。

我有个阿姨，她的儿子比我大一两岁，先天患有自闭症。

这孩子还小的时候，大人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尝试"治好"他的自闭症，看了很多医生，去了很多特殊学校，甚至去参加海豚康复，尝试了各种办法，但是他的自闭症并没有"治好"，甚至一直很严重。

他不会说话，小小年纪脾气也很差，会突然没由来地生气，在地上赖着不走。

后来，阿姨一家貌似放弃了"治好自闭症"这件事，他们尽量照顾孩子的喜好和行为：他喜欢和时间相关的东西，就给他买各种钟表、日历；他有些强迫行为，就让他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去生活。这个孩子的脾气越来越好，康复的效果也日渐明显，还学会了不少生活技能。

所以，我想：在很多时候，治好精神疾病可能只是"我们的"期待。

但是，往往让患者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不是这种期待和否定，而是接纳、理解、包容。

于是，我正式成为了一名精神健康社工，负责医院内和社区的精神康复项目。

在精卫中心住院病房里，我为住院的精神康复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康复服务，包括生活技能课程、社交技能课程、职业康复课程等，还有人际交往团体、运动课、手工课和各种节日活动等团体康复活动。

我们也在医院里普及社区康复资源，让他们知道出院以后，社区有哪些康复资源可供选择，以及社区康复有哪些注意事项。

我们也提供各种健康课程和健康上的训练，帮助他们降低药物副反应对身体的影响，培养健康理念，养成健康习惯，通过健康管理重新获得对自己身体主导权。

曹家渡精障人士同伴支持项目

长期住院使他们的很多社会功能在慢慢退化。

康复训练可以减缓社会功能退化的速度，也可以帮助他们恢复一些社会功能，比如生活能力、社交能力。

如果有一天他们可以出院了，这些能力也可以帮助他们适应社区的生活，回归社会。

长期住院的患者不太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帮助他们了解社区康复资源，这样他们出院以后，可以选择到社区当中参加康复活动，不用每天都待在家里，可以接受一些专业的帮助。

2018年世界精神卫生日静安精卫倡导活动

有些病人是因为他们的阳性症状非常严重，难以出院。

同时，还有一些康复者，他们的疾病状况是适合出院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家属可能并不愿意把他们接出去。

还有些康复者，他可能已经没有家人了，他的监护权在社区居委会，更难以出院。

每次我去上课的时候，很多康复者都很有表达的欲望，那是因为他们非常希望能够跟我们交流。

他们在医院里面非常地孤独，除了病友外，他们只能和医生、护士交流。 有的时候，这种孤独的情绪可能会在病房里面蔓延：他们一想到出院是件很困难的事，他们可能要在医院里面住很久，甚至可能是一辈子，就觉得非常的绝望和痛苦。

身为社工，我可能很难在出院方面帮助到他们什么，但是我可以尝试着去理解他们的情绪、陪伴他们，尝试和他们的家属沟通，在他们每次有微小进步的时候，发现并鼓励他们。

有次我上完课，有个康复者跟我说：

"李老师，你每次来上课的时候，我都会穿最好看的衣服。你周四来我们医院，每周二周三我就会问护士周四的天气情况。如果下雨，我就担心你不来了。如果是大太阳，我就担心你过来的路上太热。你如果请假了，我就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我每次看到你，都很高兴。"

于是，我找了一个公益采访的工作，主要负责采访复旦儿科医院住院部的先心病儿童家庭，同时为他们提供简单的心理疏导服务。

那是上海最冷的一个冬天，冬雨下得我的心都湿了。

有一个小女婴，非常可爱，脸圆嘟嘟，眼睛亮晶晶，因为供血不足，她原本白嫩的脸蛋儿显得青一块儿紫一块儿。

她的病情很严重，手术的成功概率很低。所幸，她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在 ICU待了几天就转回普通病房了。

医生说，她在缓慢地康复中。

当时，我很高兴，每一个幸存的生命都是上天的礼遇。

回去后，我写了一篇稿子来记录她的故事和奇迹。

我问护士，她去哪儿了，护士说昨天晚上小女孩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已经离开了人世。

她的家人已经离开了医院，我难以想象他们是怀着怎样悲痛的心情走出这冰冷的病房。

那年冬天，上海的温度常常低至零下，还总是下着淅淅沥沥的雨。

有一个家庭，经常坐在儿科医院室外的长椅上。

现在，他们的孩子住在ICU里，他们担心如果出现什么状况，医生找他们，他们来不及赶过来。 于是，他们就每天在医院里的长椅里等消息，孩子已经在ICU里住了一个月了，他们希望孩子能早日脱离危险，从ICU里出来。

天气太冷了，他们就捡塑料瓶子装热水捂手，一边抵御南方的湿冷，一边等着命运的宣判。

还有一个家庭，他们来自贵州少数民族贫困县，一家人都是农民。

他们家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

贵州当地多雨，在山上搭帐篷不仅寒冷潮湿，还有可能面临着各种危险。为了来上海看病，一家人需要在火车上连站三十几个小时。

社工在服务对象面前不能展现太多自己的脆弱。

结束后，对死亡的恐惧、对他人的无力和对生命的困惑唯有通过泪水才可宣泄。

但是，这却是目前的政策法律所覆盖不到的。

大学开学，社工的第一节课，老师问我们："有多少人是被调剂到社工专业的？"

在政法类院校里，非法学专业是有些尴尬的存在。

非法专业的学生大多是都是冲着法学专业来到这所高校的，我们社工专业的学生和整所学校的法律氛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们整个专业每年只有一个班级，我们不用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一起上热门的法学大课，不用抢座，不用抢热门的法学老师的必修课。

我们的社工专业课大多是30人的小课，在课上，我们进行小组讨论、玩团体游戏、案例分析、拍视频、模拟表演，有时候我们还出去参访，到强戒所、监狱等。

大二开始时，超过一半的同学报了法学辅修。

而大三时，大部分的同学都报了司法考试。

似乎大家都没想过要当一名社工，也许是因为这仍旧需要一点勇气，需要对这个行业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新入职公务员社会实践

罗素曾经说过，支撑他人生的三大动力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自2017年起正式投身精神健康社会工作。 目前担任上海阳光精神心理康复服务社项目主管一职， 与静安、长宁、崇明等多家精神卫生中心展开合作，主要服务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开展医院康复、社区康复、患者同伴支持、园艺治疗、社区倡导等项目。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定还记得里面的宋乔平，在最后一集里她沉着冷静地从闯入医院的应思聪手里夺下了玻璃片，让他安静了下来，而她的身份便是一名精神健康社工，她与她的丈夫林一骏大夫一起在一家精神科医院工作。

小编曾经和朋友安利说，也许这部片子是目前最好的一部能够让大家看到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样貌的片子，因为在大陆，精神健康社会工作（Mental Health Social Work，MHSW）仍是很少有人了解的领域，而精神健康社工则更是稀缺资源。

我们知道，精神疾病有生物、心理和社会这三个面向，许多社会因素都会影响精神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如果说精神科医生主要是在处理精神疾病的生物面向，心理治疗师主要是在处理心理面向，那么精神健康社工则更多地是在处理社会面向存在的问题。

那么，李坤梅的成长之路是怎样的呢？她是如何从社工学生蜕变为一名精神健康社工的？是什么因素驱使她走上了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又是什么因素让她坚持了下来？

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心声人物」是心声公益的人物专栏，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更多精神卫生从业者、创变者、亲历者、观察者及康复者的故事和感悟，我们希望向您呈现更多元的视角、更广阔的视野、更锐利的分析以及更直观的体验，带你深入精神卫生领域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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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历这些苦难，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没做什么 | 精卫社工李坤梅 心声人物v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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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于 2017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曾先后服务于先心病家庭心理支持、公益创新、青少年发展、社区禁毒、精神健康等多家社会组织。 在那之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社工，只有在香港电影里零星地见到过"社工"这个字眼，但我并不了解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二上学期，教《个案工作》的老师提议我们可以去尝试做一些非正式的个案，以便练习所学到的面谈知识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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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心理医院前，我理头、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站在镜子前。眼前的自己陌生且毫无生气。如果把生命比作河流，那一刻，我的河流干枯了。

2018年5月，我被诊断为抑郁症。当时，我刚研究生毕业，初入社会，在上海求职困难，我几经碰壁，害怕被父母师友问起，害怕收到消息，后来干脆卸载了微信，除了应聘，整日待在房间。

我要去的村小，位于广西某国家级贫困县，四周环绕着大山，距南宁市区大约120公里。全校共有126名学生，分属六个年级，采取寄宿制，当地老师只有6名。

我和其他支教老师一齐入住学校，分宿舍时，教师汪明选了最偏僻的房间，窗户外就是大山。经询问，我才知道，汪明经历过失败的考研。她希望在支教之余，可以不受打扰，让她准备第二年的考试。"城市里太过喧闹，静不下来，看不了书。"她说。

那一瞬间，顺子的话将我带回抑郁发作期间。那时，我也做过各类计划，从学习、找工作，再到外出与人交谈，每次都不成功，像是被写在注定失败的剧本里，无处挣脱。我理解顺子的渴望。

渐渐的，学校工作占据我的大部分时间。由于教师资源缺乏，每两个老师，要负责一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我教授三年级数学、体育、音乐、科学、道德、心理等课程。

记忆中，失眠始于16岁。最初只是前半夜惊醒，接着难以入睡，后来彻夜无眠。思维不受控制，白天睁着眼睛也像做梦，梦中情景交织眼前景象，真假难辨。

父母带我看过西医，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很配合地吃了两个多月的中药汤，症状也难以缓解。助眠枕头、助眠被子，亦全无效果。有一次，母亲突然问我，是不是有心事？我赶紧接上话："怎么会。"

村⾥⼟地资源有限，不少成年⼈外出务⼯。在我的班级⾥，留守⼉童与单亲家庭孩⼦人数占据三分之⼀。

孩子们大多孤单，喜欢寻求老师陪伴。汪明说，学生们一来，难以静下心看书，只好和他们约定，如果不紧急，尽量在第二天上课前再来敲门。

学生们认真地点头，但是关于紧急，学生们的定义和老师明显有区别。有一次，学生拼命敲门，只为了让汪明下楼去看彩虹，"马上就要消失了。"学生一脸焦急。汪明有些哭笑不得，和学生去了操场，雨后，山那边有一抹彩虹。

学生们也来敲我的门，送我课间画的画、做的手工。这是学生在向老师表达喜爱，起初，由于抑郁症，我常无动于衷，甚至觉得厌恶。

为了不让学生看出来，我钻进房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敲门声还在继续，孩子们一次次接近我的心理边界。我慢慢学着打开门，回到老师的角色，把抑郁情绪暂时反锁在门内。

情绪尚可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宿舍门口和学生聊天。有学生画了学校的广场，只有教学楼和水泥地。"没有树，我们就不用扫落叶了。"学生脸上透着一股得意，像是解决了世纪难题。

"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我问。

"我想当天文学家，研究天上的星星。"一个矮个子女生回答。村里的夜空很美，天气晴朗时，抬头就可以看见流动的银河。

那句话背后藏着我的不安。我的家庭还算幸福，父母从不争吵，对我一向宽容，极少措辞严厉。但另一方面，我像是必须要表现出幸福与快乐的演员，遇到不如意的事，也只能掩藏自己的感受。

久而久之，我的心事变成秘密，在人际关系中被动退缩，直到患上抑郁症。

在遇到另一个孩子的秘密时，陷于封闭世界的我像被撬开小口，出现少有的情感波动。

这里有的孩⼦从记事起就没有⻅过⺟亲，譬如燕燕。她很活泼，喜欢在⼈群⾥唱歌、上课回答问题，认真完成作业，⽤尽力气做好学⽣；同时，她又⼗分脆弱，会因为⼀道难题放弃整场考试，会因为举⼿没被⽼师看⻅就伤⼼大哭。

美术课上，燕燕画过很多图画，但从没有涂过颜色。我⼀直好奇，是什么夺⾛了她画⾥的⾊彩。

图 | 作者带领学生在帆布袋上画画

第⼆学期，燕燕拿着一张泛黄的大头贴，上面是个穿淡蓝⾊⾐服的⼥⼦。燕燕问我，她和里面的⼥⼦是否相像。据说，燕燕的母亲在⽣下她之后就弃她而去，但燕燕想知道，⺟亲到底是谁。

"我猜她是我妈妈。"燕燕把它夹在笔记本⾥，本子是和照⽚是⼀起找到的，燕燕觉得，这些是妈妈的东⻄。笔记本⾥有⼏篇⾼中⽇记和学习计划。

"妈妈可能读了⾼中。"在村⾥，上⾼中是让⼈骄傲的事，燕燕很满意她的发现。

她不敢问爷爷奶奶，怕他们把东西拿走。

燕燕稚⽓未脱，和照⽚上的⼥⼦看不出有多少联系。燕燕⼩⼼将照⽚收好，和我说，她要去读⾼中，要像妈妈⼀样。

我开始理解燕燕，从⼩失去⺟亲的孩⼦惧怕失败，如果失败，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都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守着自己的秘密。

我为她感到难过，那个周五，我特意⻅了燕燕的奶奶。放学之前，老人⼀直等在校⻔⼝，天热，她给燕燕准备了饮料。燕燕冲奶奶跑去，祖孙俩亲密地回家，燕燕又变得活泼，没⼈知晓她的心事。

我不得不从对自我的观照中抽出身来，思考一些被习惯性忽略的事物。

数学涉及生活中各种概念，譬如时间，长度，面积及质量。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些颇为抽象的概念。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里会加入学生熟悉的情境，比如，跑道一圈是400米。但我们小学没有标准跑道，甚至整个乡镇都没有，最近的操场，在40公里外的一中。

"多大才是标准操场？"学生们对着教材发问，我带着他们用皮尺丈量学校里不规整的运动场地，最长距离50米，我告诉他们："跑4个来回，就是400米。"

困惑同样出现在大巴的长度、飞机的速度、广场面积、购物中心的打折促销中，在他们眼里，教材努力创设的情境和抽象概念同样陌生。

学生们住校，生活起居也需要老师帮忙照料。

山里的学生精力充沛，爱跑爱跳，只能备好碘伏酒精用于划伤消毒。山间多蚊虫，一位老师靠自身资源找来医疗物资，包括绷带和药物，以及止痒用的药膏、肥皂水和牙膏。

大家搜集来矿泉水瓶，装满水，冰冻在食堂冰箱里，方便为扭伤的学生冰敷。

忙碌的节奏让我应接不暇，失眠问题却没再出现。医生告诉我，或许是工作繁忙，解决了我内心模糊的焦虑。

继她之后，我陆续发现，选择支教的老师，除了关注农村教育，也有一些自己的原因。钟毅曾在国企工作，因为受不了繁琐的流程以及应付不完的检查，希望在农村寻得简单清静。

但他闲不下来："我希望能改变这里，让这里变得更好。"他看向我，眼睛瞪得很大。我没有回答，看着他的眼神一点点黯淡下来，转身走了。

钟毅想做些事情，但总是不如意。开学不到两月，学校里迎来了几批检查。在村小，迎接检查是一件大事，检查的结果可能影响到第二年相关资源的分配。

为保证万无一失，校长增加了额外要求--干净，整洁，卫生。桌面上不能有灰尘，墙壁不能有蜘蛛网，校园里不能有落叶，学生只好一遍一遍打扫。

钟毅不喜欢校长的态度，如临大敌，像是领导比学生还重要。

因为书籍缺乏，图书馆里四个书架只摆满了前面两个，都是学生用的书籍。第三个书架勉强摆了些教科书和教参，第四个书架，干脆凑了些养鸡养鸭的农业用书。当地教师收入有限，大部分教师会养些家禽补贴家用。

检查人员只查看图书借阅记录和前两个书架上的书籍便走了。"怎么不去看那两个书架，也好给我们多运几批图书。"这些现状让他感到沮丧。钟毅和我讲述他的理想，但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我内心只剩下一个声音："我不想再抑郁了。"

我见到顺子的时候，她已经支教一年。她没说自己来支教的原因，但我知道，来支教之前，她也被诊断为抑郁症。

顺子正在网上募捐，计划假期带她的学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在笔记本上列出计划行程：深圳科技馆、深圳博物馆、世界之窗、深圳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大约4天的行程。"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出去过，我想在走之前，带他们去看看。"顺子说。

募捐的结果并不顺利，与预算相差很多，顺子托很多熟人，在交通与住宿的费用上，给了尽量低的价格。她还想带他们坐一次地铁，费用没法再缩减。

"你为什么要来支教。"在我第二次询问顺子的时候，她沉默许久，说："之前搞砸了那么多事情，总希望能真正做成一件事情，我就知足了。"顺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

几场面试都没有结果。最后一次，我看着其他求职者侃侃而谈，莫名生出疏离感，好像他们是舞台上的演员，我只是站在角落里的观众。轮到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

前排面试官盯着我看，对照简历上我获得的荣誉，他忽然笑着问我："你是怎么把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赔着笑脸："我也不懂。"

面试结束，汗水打湿了外套，带着股腥臭味，我回家躺了一天，像丢在下水道里的死鱼。由于失业，生活里多出大把时间。早上起床，我感到沮丧，盼望早点结束一天。两周之后，我预约了心理医院的门诊。

抑郁情绪困扰我多年，即使想拼尽全力挥出一拳，也像是打在空气中，无力且挫败。

拿到诊断结果，我迫切地想改变眼下的处境。长期生活在城市，我对农村生活一直有强烈的好奇。当我在网上看到招募支教的链接，便果断报了名。但对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我并不太关心。

2018年7月，我通过支教组织的面试，和其他19名老师，前往广西，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

我在书本里读到过"公益疗法"的说法。大致意思是，真诚地帮助别人，需要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进而看淡自身病症。助人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愉悦感，也是很有价值的体验。

"在城市，很少能看见这样的星星。"我回答。

"那我在这里长大，就更有可能去研究星星了。"孩子们一直保有特有的乐观。

根据2018年教育局的数据，广西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7%，考虑到城乡差距，在这所村小，绝大多数学生上不了高中。这就是他们一生所能接受的全部学校教育。

"我想当篮球运动员。"

"我想当老师，像你一样的老师。"

"我是什么样的老师？"我问。

"虽然很少和我们说话，经常待在房间里，但是你对我们都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口中听到我的样子，更没想过有人会想成为我这样的老师。

"那老师以后经常下来和你们说话，好不好。"

"好！"学生们一阵欢呼。

2019年7月，顺子结束支教。离开前，她被选为教师师德代表，同时募集到资金，带着14名学生去了深圳。

孩子们排着队坐地铁，又站成一排，在世界之窗的大门口合影，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

顺子给我留了封长信，回答两年前我问过的问题。顺子说，最初来支教，其实是想找个远离父母的地方结束生命。但现在，她写道："我想活着，想继续做些事情。"

钟毅靠自己给学校争取到一批捐赠，包含图书和电扇。图书室重新布置，四个书架上摆满了学生喜欢的书，又装了电扇，夏天也不觉得热。钟毅说，之前只是期待别人来改善，都快忘了自己也可以做些事情。

2020年新年，因疫情爆发，我和学⽣们迎来了⼀个漫⻓的寒假。

离校前，燕燕送给我⼀幅画。左边画着⾼楼⼤厦，戴眼镜的⼈⼤概是我。右边是⼀⼤⽚草坪，穿蓝⾊⾐服的⼥⼦带着⼩孩在草地上玩耍，是她想象中的母亲。这幅画，她用彩笔填上了色彩。

燕燕在⼀⻆写下："祝⽼师新年快乐，⼀路顺⻛，谢谢⽼师和我⼀起保守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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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后，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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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心理医院前，我理头、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站在镜子前。眼前的自己陌生且毫无生气。如果把生命比作河流，那一刻，我的河流干枯了。 2018年5月，我被诊断为抑郁症。当时，我刚研究生毕业，初入社会，在上海求职困难，我几经碰壁，害怕被父母师友问起，害怕收到消息，后来干脆卸载了微信，除了应聘，整日待在房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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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力相关的立法亟需修改。

2010年－2012年《精神卫生法》立法起草及审议期间，衡平机构发布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并响应《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公开征集意见，递交了立法建议。推动了在精神医学领域的法律，废除以医学术语"自知力"作为成年公民有无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并确立了精神障碍者在医疗上的自愿原则。
但由于我国《精神卫生法》带有强烈的精神医学行业立法性质，"行为能力－成人监护"从医学视角到权利视角的转型，无法在《精神卫生法》中完成。因医学视角导致社会隔离的歧视性法律障碍，散落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法体系中，因此，《民法典》，特别是《民法总则》的修订，是修补制度漏洞、除移障碍的关键机遇。
衡平机构基于多年来在"行为能力－成人监护"中的实务经验，对支持性自主决策的践行和多视角可行性研究，以及《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条的比较研究与国际交流，我们现对《民法总则》草案中成年人行为能力和监护制度部分，提出分析与建议。
一、草案中涉及成年人"行为能力与监护制度"的四大问题
本次草案在成年人"行为能力及监护制度"，增加了"议定监护"、"监护监督"，值得赞赏。但是， 草案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第25－36条、第121条、第122条、第123条，仍然存在以下四大问题：
1. 《民法总则》草案承认人人享有法律权利能力，但通过设置成年人"行为能力"概念，规定了部分成年公民实施的民法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对部分成年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即使意思表示真实，也不予承认。这是对草案第十三条人人享有"法律权利能力"的克减，违背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与《民法总则》草案第三第四条的"平等"与"意思自治"两项民法基本原则，构成冲突。
2. 监护人权力太大，监护责任过重；导致现实中，无利可图的监护竞相躲避，而有利可图的监护则引起恶意竞争。这也是导致成人监护制度在现实中被严重扭曲的制度原因。
3. "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无效，导致被监护人生活被全面干预，参与社会生活被隔离，个人能力发展受限；
4. 成年监护制度没有提供支持性决策机制，社会主体作为限制行为能力成年人的辅助者，服务者，没有合法地位，职权与责任不明。

综上，草案中关于成年监护制度， 与我国上位法及草案中的基本原则也存在冲突，对监护人、被监护人以及服务提供者都极为不利。也不符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的原则。
二、《民法总则》落实CRPD12条的立法建议
鉴于对以上四大问题的研究，我们建议人大法工委以《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条，以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关于第十二条的一般性意见：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作为修订"成年人行为能力、监护制度、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渊源，并采纳以下法理意见：
（一）承认 所有人，无论是否残疾或决策能力大小，都平等 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并有权加以行使； 因此，必须删除一切以残障、沟通能力、辨认行为能力为由的，对实施民事权利能力的剥夺。这需要 解决我国传统民法中，"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与《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法律能力"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建议：
1. 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被承认为一项权利，而非作为一种限制性保护措施；
2. 删除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承认所有成年人不管在何种情形下，均可保有一定的行为能力，避免出现由监护人全权决定、全权代理的情况。
3. 合并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限制行为能力"与"意思表示不真实"两套理论。删除成年人因"不能辨认自己行为"而导致法定无效的所有条款，切断成年人能力评估、障碍评估与"法定无效"之间的关联，将这部分"法定无效"的法律行为，纳入到有可能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导致"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中。使所有成年人都平等享有行使民事权利的机会，参与社会交往。
（二） 承认行使法律权利存在障碍的事实，对行使法律权利能力存在障碍的成年人，法律规定的能力补足措施，应最大程度上尊重成年人的意愿和个人特点，以"支持性自主决策"模式，取代现行的"替代性决策模式"，最大程度上避免使用垄断性的法定代理。具体的法理建议：
4. 切断成年人障碍评估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间的关联后，重新定义障碍评估与支持资源配置的关系。 "限制行为能力成年人"这一概念的立法目的，在于确认限制行为能力成年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遭遇障碍时，有权获得支持和协助，有权要求社会主体除移障碍。成年障碍者决策时获得支持，也有助降低行使撤销权的必要，降低社会交易风险。
5. 成年公民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遭遇障碍时，有权获得支持和协助，有权要求社会主体除移障碍。" 应在《民法总则》明确规定。
6. 未经司法程序宣告并明确列明的事项，不得设置替代性决策的法定代理。
7. 成年人障碍者获得的支持和协助，应以"尊重本人的自主性、意愿、喜好和选择"为原则，优先于"最大利益原则"。即使是替代决策的代理人也应该了解和依据本人的意愿和选择，而非依据代理决策者主观认为的"最大利益原则"。
（三）防止滥用保障措施，建立反馈机制，确保提供的协助符合个人需要。
8. 《民法总则》应有防止滥用措施，有异议机制的原则性条款。
9. 具体的制度安排，可以在单行立法中进一步规定。防止滥用的反馈与异议机制，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强制报告制度、监护监督、异议机制、法律援助、司法便利等具体环节与法律安排。
三、改革"成人监护制度"的制度转型建议
1. 我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责任，落实《公约》第十二条，将传统的监护制度，转型为支持性自主决策模式， 需要有一系列的法学研究、制度安排与社区支持系统建设， 此转型需要一定时间。
2. 仅就成人监护制度的设计，也需要涉及大量实体与程序的制度安排，因此，建议"成人监护制度"另外单行立法。 同时，作为纲领和倡导原则的《民法总则》，非常有必要为转型留下发展的制度空间， 移除制度障碍。
3. 制度设计时，应正视当前我国在残联登记的监护关系有400多万，其中绝大部分被监护人的行为能力限制，未经司法程序宣告。
4. 建议成立"成人监护制度"研究委员会，作为跨部门交流平台，除各政府部门、司法部门、服务行业与法学研究者之外，还应吸纳包括监护人、被监护人在内的最密切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民间社会团体，参与讨论立法与制度转型的相关政策安排。
5. 积极推动"成人监护"议题的法学研究，除民法学以外，还应包括法哲学、法理学、刑法学、程序法学、证据法学、精神卫生法学、到福利政策社会法学、 人权法学等多法律部门的综合研究。
6. 积极推动支持性自主决策与社区融合的试点项目，积累研究素材。
7. 采取相应措施提高 各利益相关方对精神障碍人士平等法律地位等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四、《民法总则》"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的效力"逐条修改建议
第二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
【 建议条款 】
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支持性措施后，如果被宣告／登记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障碍者的监护人、支持人、或是其他利害关系人仍然认为该成年障碍者实施的行为会造成过重的负担或风险，可以对该成年障碍者的这一具体行为进行干预，或要求认定其行为效力待定。
采取的干预措施应当以最小限制为限，且不应导致任何不可逆的后果。若有确据表明干预不当，则实施干预行为的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该成年障碍者有权针对限制行为能力宣告及实施法律行为的干预提出异议，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法律援助及其他所需的支持。
第二十三条 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根据其智力、精神健康恢复的状况，经本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前款规定的有关组织包括：本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 建议条款 】
成年人行使民事权利可能存在持续障碍的，经申请，人民法院可认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确保其有权获得支持和协助，以保障其行使民事法律权利。
经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认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第一百二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 建议条款 】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二十三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但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 建议条款 】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但是纯获利益的或者与其年龄、经验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以行为能力限制为由，违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意愿而撤销。
五、成人监护的修改建议
见附件一
六、结语
我们期待，上述意见，对修订符合现代理念的《民法典》、《民法总则》有所帮助，以确保我国所有成年人，包括400万在残联登记为被监护人的成年障碍者，都有权享有平等公民资格，有权实施法律行为，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自主自立地参与社会。期待《民法总则》能为多元可持续的支持和保护网络，除移现存的制度性障碍，奠定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以上意见，期待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并且考虑接纳。

此致
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

建议人：深圳衡平机构
黄雪涛 huangxuetao@ejichina.org
黄裔 lw11yh@leeds.ac.uk
www.ejichina.org
2016年7月31日
附件一： 《民法总则》草案成人监护制度条款修改建议
《民法总则》草案
第二章 自 然 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七条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是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 建议条款 】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是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权 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十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适用前款规定。
【 建议 】
删除。
第二十一条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 建议条款 】
成年人行使具体的民事法律行为遇到 障碍 的，有权要求相关的主体采取措施移除障碍，保障成年人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
成年人行使民事权利存在持续障碍的，可申请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有权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获得支持和协助，对其意思能力给予补足，或对其意愿作出最佳解释。
第二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
【 建议条款 】
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支持性措施后，如果被宣告／登记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障碍者的监护人、支持人、或是其他利害关系人仍然认为该成年障碍者实施的行为会造成过重的负担或风险，可以对该成年障碍者的这一具体行为进行干预，或要求认定其行为效力待定。
采取的干预措施应当以最小限制为限，且不应导致任何不可逆的后果。若有确据表明干预不当，则实施干预行为的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该成年障碍者有权针对限制行为能力宣告及实施法律行为的干预提出异议，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法律援助及其他所需的支持。
第二十三条 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根据其智力、精神健康恢复的状况，经本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前款规定的有关组织包括：本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 建议条款 】
成年人行使民事权利可能存在持续障碍的，经申请，人民法院可认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确保其有权获得支持和协助，以保障其行使民事法律权利。
经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认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二章 自 然 人
第二节 监护
第二十七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依次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子女；（四）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的。
第二十八条 监护人可以协议确定。协议确定监护人的，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
【 建议条款 】
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障碍者，有权要求选任具体的监护人和/或支持人，在具体事务上为自己提供照顾、支持或协助。
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障碍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与自己信赖的个人或组织协议确定监护或/和支持关系，监护人或/和支持人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多个监护人和支持人之间的关系，监护或/和支持的监督方式等事项。所达成的监护或/和支持关系应当具有法律效力。
随着情势及该成年障碍者需求的变化，该成年障碍者有权对经自主协议确立的监护或/和支持安排做出部分或全部变更。
与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障碍者有关的个人或组织有权利对上述经协议确立的监护或/和支持关系提出异议，如果有确据表明该成年障碍者是在受欺骗、威胁、恐吓的情况下确立的该监护或/和支持关系，或该监护或/和支持关系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则该监护或/和支持关系无效。
第二十九条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指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应当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
依照本条 第一款规定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监护责任。
【建议条款】
如果根据具体情况，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障碍者无法通过自主协议确定监护或支持关系，则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依次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子女；（四）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的。
监护人的选任和指定应由法院在做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宣告的同时确认。并明确监护人行使监护权利及承担监护义务和责任的具体事务范围及方式。
法院应当查明监护人候选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应当排除有利益冲突的监护人候选人。
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监护责任。
指定监护人后，如果被监护人能够通过自主协议决定监护或/和支持关系，则通过自主协议决定的监护或/和支持关系的效力应当优于指定的监护关系。
该成年障碍者没有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其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
第三十条 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
【 建议条款 】
无合资格的候选监护人／候选支持人，由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保证提供支持。
第三十一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近亲属、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承担监护责任。
【 建议条款 】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近亲属、其他愿意承担支持/监护责任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支持/监护人，支持/监护协议生效的情形，以及支持/监护人的权责范围。
支持/监护人在约定的支持/监护协议生效的情形发生后承担监护责任。
第三十二条 监护人依法行使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
第三十三条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在作出与被监护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独立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 建议条款 】
监护/支持人应当根据与被监护/支持人的协议，或法院指定的内容履行监护/支持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支持人的意愿，意愿不明的，应当最大程度地遵循对被监护/支持人的意愿的最佳解释。
监护/支持人侵害被监护/支持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监护人不履行监护/支持职责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监护/支持人的行为超越经协议或法院指定的权限范围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通过自主协议确立的监护/支持安排应当包含对该监护/支持关系的监督机制。
法院在指定监护人时，应当同时明确有关人员或组织对该监护关系的监督权、监督方式、和监督责任。
被监护/支持人有权以不同的方式对监护/支持人的行为提出异议或要求审查监护/支持人是否履职或越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法律援助及其他所需的支持。
第三十四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人员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为其指定新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三）有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
前款规定的有关人员和组织包括：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员，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有关人员和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 建议条款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被监护/支持人本人或有关人员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监护/支持人资格，并由被监护/支持人本人重新经自主协议安排监护/支持关系；无法通过自主协议安排的，由法院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为其指定新监护人：
（一）自主协议确立的监护/支持关系的被监护/支持人本人认为应当撤销，且根据自主协议确立的享有监护监督权责的监督主体同意的或法院经查明后认为应当撤销的；
（二）指定监护的被监护人认为应当撤销，且享有监护监督权责的主体同意，或法院经查明后认为应当撤销的；
（三）指定监护的监护监督主体认为应当撤销，且法院经查明后认为应当撤销的；
（四）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
（五）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
（六）有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
前款规定的有关人员和组织包括：其他监护/支持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员，享有监护监督权责的个人或机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 残疾人组织、法律服务组织、 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护关系终止：
（一）被监护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的；
（三）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的；
（四）由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的。监护关系终止后，被监护人仍然需要监护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
【 建议条款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护/支持关系终止
（一）自主协议确立的监护/支持关系的被监护/支持人认为应当终止的；
（二）指定监护的被监护人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三）指定监护的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 无法继续满足被监护人的需求的；
（四）被监护/支持人或者监护/支持人死亡的；
（五）由监护监督主体或人民法院认定的监护/支持关系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的。
监护/支持关系终止后，被监护/支持人仍然需要监护/支持的，应当通过自主协议另行确立监护/支持关系，无法通过自主协议确立的，由法院另行指定监护人。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第一百二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第一百二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 建议条款 】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二十三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但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但是纯获利益的或者与其年龄、经验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以行为能力限制为由，违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意愿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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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平机构关于《民法总则》草案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和监护制度的意见_消除残障歧视工作组_新浪博客_消除残障歧视工作组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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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平机构关于《民法总则》草案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和监护制度的意见_消除残障歧视工作组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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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力相关的立法亟需修改。 2010年－2012年《精神卫生法》立法起草及审议期间，衡平机构发布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并响应《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公开征集意见，递交了立法建议。推动了在精神医学领域的法律，废除以医学术语"自知力"作为成年公民有无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并确立了精神障碍者在医疗上的自愿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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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期，《民法总则》草案正向全国征集意见，其中的"行为能力和监护制度"相关条款，被指监护人权力太大，监护责任太重，因监护关系单一，导致被监护人的社会关系薄弱，能力发展受限，融入社会困难。相关利益方期待《民法总则》的修改更符合支持性自主决策。

基于此，本公众号在近期推出"监护制度ABC"栏目，监护制度到底是什么？支持性决策又是什么？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什么样的人会受影响？本篇将重点解释监护制度相关问题，在下一篇，我们也会带大家了解"支持性决策"的内容。

监护制度是一个允许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生活做决定的制度 ，是一项法律规定的制度。这些决定可以关于你的住所、你的朋友、你的钱财，以及对你的医疗护理。 有时候，被监护的人不被允许去投票、结婚或者照顾自己的孩子。

根据中国的法律，未成年人有监护人，原则上由父母担任监护人。在父母无法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也会由祖父母、继父母或者其他人承担这项责任。在这项制度下，未成年人不可以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做重要决定，但未成年人长大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成年人没有监护人，成年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

但是，有些成年人没有像其他成年人一样的权利。 根据现在的法律，有精神或心智障碍的成年人，在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之后，也会被指定一位监护人。 一旦被指定了监护人，这位成年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就会类似未成年人，并且像未成年人一样，不可以在没有得到监护人允许的情况下做重要决定。

尽管法律规定为成年人指定监护人应当经过特定的法律程序，但现实中，很多精神或心智障碍人士，以及障碍特征较为明显的残障人士都会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通过残联认定）被认为有监护人，并且在很多事情上无法依照自己的意愿做决定。

* 以下所指的被监护人都是成年人。

假设你和A 两个人一起去找房子住，其中你因为是精神障碍人士，被指定了监护人，A 没有。

你和A 找到了自己满意的房子，接下来就是要和房子的主人签租房子的合同。

你和A都觉得合同里有些内容不是很明白。 A找到一名律师，并且在律师的帮助下明白了合同的内容。

你也找到一名律师，但是律师发现你有监护人，没有答应帮助你，而是告诉你 如果想得到律师的帮助，就要让你的监护人和你一起来见律师。 但是你的监护人不想你自己出去找房子住，所以拒绝和你一起去找律师。

后来，你在A的帮助下明白了合同的内容，并且决定和A一起去签租房子的合同。A很快就签好租房子的合同，但是你就没有那么顺利。 房子的主人发现你是有监护人的，说不能和你签合同， 如果你想要租房子，就要让监护人一起过来，监护人签了合同才可以把房子租给你。 但是你的监护人还是不想你自己出去找房子住，所以仍然没有来帮你签合同。

A租到房子以后，觉得房租有点贵，就想可以让你一起住过来，两个人分摊房租。你很高兴。但是你发现自己没有钱付房租，因为你所有的钱都在监护人的账户里，由监护人管理。 如果监护人不愿意把钱给你，你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钱。

所以，最后你还是只能和自己的监护人只在一起。

你可以到法院去起诉监护人的决定，这也许要花很多的钱，并且有一定的困难。最糟糕的是，在中国， 你能否去法院独立诉讼，需要被鉴定有无诉讼能力，而后再看法院意见。 大多数情况下，你甚至不能独立到法院去起诉监护人，你需要TA人来代你提起诉讼。

监护制度令人失望，因为人们不能为自己做决定。

1）拒绝你和你喜欢的朋友或者家人在一起，因为监护人认为你不应该和TA们在一起。

2）强迫你搬进护理机构或者疗养院。

3）强迫你接受你不想要的治疗。

4）挪用或者滥用你的钱财。（这是不合法的哦）

5）剥夺你结婚生子的权利。

对于监护人可能做的事情， 被监护人经常无法保护自己，甚至可能连自己的处境都意识不到。

更糟糕的是，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监护制度的安排之下，TA周围熟悉了解TA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可能会越来越少，TA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差，所以TA会不可避免的更加依赖监护人。

会有不好的影响，影响非常大。

监护人可以在不告知你的情况下，动用你的钱财， 尽管监护人意图是用被监护人的钱财来帮助被监护人，但这些钱财仍然是 你无法控制的 。

有时候，监护人会在没有告诉被监护人的情况下， 为被监护人做出医疗方面的决定，尽管监护人是希望照顾到你的身体 ，但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却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做决定。

如果你被法院指定了一个政府部门或者陌生人当你的监护人，即使他们是好人，但对你一点都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为你做出相关的决定也是很普遍的事。TA们会为监护之下的许多残障人士做相同的决定，尽管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不同的东西。

最让人担心的是， 如果一直对你很好的监护人不在，或离世了，那你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可能无法花钱购买食物或者交租金，无法自己决定去哪里，并且因为长期单一的监护关系，你拥有的社会资源很少，最后即使给你自己做决定，你也会因为面临很多障碍而无法融入社会。

每个人的能力都是不同的， 所有人都会在一些事情上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或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有什么结果。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向周围的人求助，寻求他们的意见，但是最后，还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做决定。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应该是为我们开拓思路，给我们提供信息，为我们分析一件事情的好处和坏处，或者给我们提供其他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会明白什么是我们想要去做的，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决定。

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会变化的，就像打游戏的时候，如果永远不加入战斗，血槽就永远不会空，但是等级就永远不能提高。如果一个人总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生活，那自主、自立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得到发展。

本文改编自《支持残障人士自主决策指南》（The Right to Make Choices:International Laws and Decision-Making b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本文校对：黄裔，杨易霏

本指南由自闭症自倡导网络（Autistic Self Advocacy Network）编撰，中文版由衡平机构（EJI）翻译志愿团队译制。

李赞、陈博、黄洁莹、雪狼、包昉、李印臣、

杨易霏、张理宁、王仲涛、雪狼

杨易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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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成人监护制度导致被监护人的能力越来越差？ | 监护制度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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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期，《民法总则》草案正向全国征集意见，其中的"行为能力和监护制度"相关条款，被指监护人权力太大，监护责任太重，因监护关系单一，导致被监护人的社会关系薄弱，能力发展受限，融入社会困难。相关利益方期待《民法总则》的修改更符合支持性自主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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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马歇尔实践非暴力沟通在化解巴以冲突中所引起的"一点点"改变 --马歇尔蹭到了一顿大餐，呵呵。
在耶路撒冷，不同政治立场的以色列人参加了一个非暴力沟通研讨班。参加者使用非暴力沟通对容易引起争议的西岸问题发表他的意见。许多已在西岸建立家园的以色列人，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宗教使命。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巴勒斯坦人，而且来自那些承认这一地区将属于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期间，我和一位培训师示范了如何以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来倾听，然后请参加者轮流扮演其他人的立场。20分钟后，一位定居者宣布，如果她的政治对手能像刚才那样倾听她的心声，她愿意考虑放弃在西岸的定居点，并迁到国际认可的以色列领土。
在世界上，有些地区面临着激烈的暴力冲突以及棘手的种族、宗教或政治问题。非暴力沟通为这些地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办法。看到非暴力沟通培训的普及，以及人们使用它来调解以色列、巴勒斯坦、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以及其他地区的争端，我感到特别的满足。我和工作伙伴曾在贝尔格莱德紧张地工作三天，培训那里为和平工作的市民--他们的国家正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进行残酷的战争。我们刚抵达时，学员们看上去十分沮丧。随着培训的进行，我们听到他们咯咯的笑声。他们找到了力量的源泉，并与我们分享他们深深的感激和快乐之情。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在克罗地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向后开展了培训工作，我们再一次看到，通过运用非暴力沟通，这些处于战乱中的人们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能有机会到世界各地讲解非暴力沟通，体会它送激发的力量和喜悦。
实例："杀手""杀孩子的凶手""谋杀犯"
我曾在伯利恒德黑萨难民营中的一个清真寺讲解非暴力沟通。听众是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男子，大约有170人。那时巴勒斯坦人对美国人的态度并不友好。演说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听众中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我的翻译提醒我："他们正低声议论你是美国人！"此时，一位男子站了起来。他冲着我使劲喊道"谋杀犯！"许多人随声附和："杀手！""杀孩子的凶手！""谋杀犯！"
十分幸运的是，我能够全神贯注地体会那个男人当时的感受和需要。我对这种情况的发生早有预感。来难民营的路上，我看到几个前一天晚上射入难民营的催泪弹弹壳。每个弹壳上，"美国制造"这几个字都十分醒目。我知道，对于美国供应催泪弹和其他武器给以色列，这些难民心中充满愤怒。
我和那个成我为谋杀犯的男人开始对话：
我："你生气是因为你想要我的政府改变它使用的资源方式吗？"（我不知道我才得对不对，但关键是，我确实关心她的感受和需要。）
他："该死的，我当然生气！你以为我们需要催泪弹？我们需要的是排水管，不是你们的催泪弹！我们需要的是房子！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所以，你很愤怒，你想一些支持来改善生活条件并在政治上独立？"
他："你知道我们带着小孩在这里住27年时什么感觉吗？你对我们长期以来的生活状况有一点点认识吗？"
我："听起来，你感到绝望。你想知道，我或别人是不是能够真正了解这种生活的滋味？"
他："你想了解吗？告诉我，你有孩子吗？他们上学吗？他们有运动场吗？我儿子病了！他在水沟里玩耍！他的教室没有书！你见过没有书的学校吗？"
我："我注意到，你在这里培养孩子，是多么地痛苦！你想告诉我，你所要的正式所有父母想给孩子的--好的教育，以及健康的环境来让他们玩耍和成长。。。。"
他："不错，这些是最基本的。人权--你们美国人不是说这是人权吗？何不让更多的美国人来这里看看你们给这里带来了什么样的人权！"
我："你是希望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你们巨大的痛苦，并意识到我们政治活动的后果吗？"
我们的对话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他一直在表达痛苦，而我倾听每句话所包含的情感和需要。他主动帮助我了解他的心灵以及深深的不幸。我并不将他的话视为攻击，而是当作来自人类同胞的礼物。
当这位先生感到我领会了他的意思，他开始愿意听我讲我来难民营的目的。
一个小时后，这个原来称我为谋杀犯的男子邀请我去他的家里享用丰盛的斋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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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在尼日利亚化解种族冲突的实践案例摘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所著的《非暴力沟通--如何化解冲突》一书，洪玉雪译本。
引言
我调停过各式各样的冲突超过三十五年，像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管理阶层与劳工、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間的冲突，以及在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布隆迪、斯里兰卡和卢旺达的种族问题。从处理这些不同阶级的冲突当中，我了解到，和平地化解冲突並且做到每一个人都满意，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冲突的双方能建立一种人性的连系，化解冲突的可能性就显著地增加。
我发展了一种非暴力沟通（NonviolentCommunication），內容包含思想和沟通技巧，这套方法使我们和別人心意相通，紧密地結合在一起。我和我的同事非常高兴看到人们把非暴力沟通应用在个人生活、工作场合和政治活动上。
在下面的章节里，我要叙述有关非暴力沟通如何有助于和平地化解冲突。不论是当我们自己陷在冲突，或是当我们要调解别人的冲突，这套方法都可以派上用场。
当我被请去化解冲突时，我引导当事人彼此建立关怀和尊重的关系作为开始，唯有这样的关系出现之后，我才要他们进行探讨解決冲突的策略。这个时候我们不寻求妥协，而是寻求一个让大家都完全满意的解決之道。为练习这套化解冲突的方法，我们必须完全放弃要別人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专注在创造各种条件，让每一个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滿足。
为了进一步澄清两者的不同（一个着重于得到我们所要的，另一个则着重于满足每一个人所要的），让我们想像一下，若某人表现出来的行为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我们要求那个人做出不同的行为。以我们的经验，如果他认为我们只在意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他不信任我们同样关心如何满足他的需要，那么此人会抗拒我们的请求。唯有当事人相信他们自己的需要和价值都受到重视时，真正的合作才会受到鼓舞。非暴力沟通是基于表现尊重的行为，进而培养出真正的合作。
使用非暴力沟通来化解冲突
运用非暴力沟通来化解冲突的行为包括：
1，表达我们自己的需要；
2，体会他人的需要，不管他人如何表达他们自己；
3，察看是否各种需要都已经真正地被感受到了；
4，以同理心去倾听别人的需要；
5，把提议的解决方案或策略转换成积极的行动语言。
解决群体间的争端
当冲突牵扯到两个人以上时，为了显示如何应用这些相同的原则，让我们检视以下的例子。我曾受邀去调停尼日利亚两个部落间的种族冲突。早在几年前，这些部落间一直存在着极大的暴力行为，事实上，四分之一到人口被杀，一年里四百人中有一百人死亡。
看到这样的暴力情形，住在尼日利亚的一位同事，很努力找来两边的族长，试图说服他们和我见个面，看是否我们能够化解这个冲突。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获得他们的同意。
当我们走入会场，我的同事向我耳语说："马歇尔，会场会有一些紧张，要有心理准备，现场有三个人认识同在屋子里那个杀了他们孩子的人。"
好，刚开始是非常紧张，这两个部落间过去有许多的暴力行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真的在一起坐下来。
开始解决冲突会议的时候，我常常以针对人们需要的问题作为起头。我问双方说："首先，我想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中，你们各自的需要是什么。每一个人都了解其他人的需要以后，我们再来寻找满足这些需要的一些方法。"
不幸地是，就像前面那对夫妇一样，他们对需要没有一点的认识--他们只知道告诉我另一方哪里不对。他们没能回答我的问题，相反的，有一方的酋长从桌子的一方看着对面说："你们是谋杀者。"另一边回答说："你们想要统治我们，我们不要再忍受这些。"这两句话以后，气氛变得比刚开始的时候还要紧张。
很明显的，只是把双方的人聚在一起交谈不会有所帮助，除非他们知道如何建立联系、相互沟通。我的工作类似处理已婚夫妇一样，教他们去体会话语背后所反映的各种需要。
我转向一位刚说过"你们是谋杀者"的酋长，并跟他说："酋长，你是不是有安全上的需要，你希望可以确定不论发生任何冲突，除了暴力以外都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那酋长立即回答我说："当然，那就是我要说的！"好，当然他没有那样说。他说另一个人是谋杀者，并且作了一个评判，而不是表达他的需要。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把他的需要呈现在桌上了，所以我转向另一方的酋长说："酋长，请你回应一下，他所说的需要是什么？"那酋长以充满敌意的口气回应这个人说："那为什么你杀了我的儿子？"
这两部落间开始有些骚动。等情况安静下来，我说："酋长，我们等一下再处理你对他的需要的反应，但是在这时候，我建议你只听听他的需要。你能够回答我，他说的需要是什么吗？"他没办法做到。他的情绪太投入这个情况，以及投入对另一个人的批判。而无法听到另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重复我所听到的："酋长，我听到另一边的酋长说了他需要安全。他感受到需要安全，不管目前有什么样的冲突，他们希望能以某些方法处理，而不是暴力，你能够回想一下他的需要是什么，因此我才可以确定每一个人是否在沟通？"他没办法做到。我必须重复两到三次，他才能够听到另一方的需要。
我把过程反过来，并对第二位酋长说："我感谢你聆听他需要安全。现在我想要听听，在这里你的需要是什么。"他说："他们一直以来试图统治我们。他们是一群专制的人，他们自认为比每一族的人强。"他的话再次开启了和另一边的争斗。我必须插嘴说："请大家冷静一下。"大家安静下来后，我试着体会他所说另一边是专制的，这样的说法背后反映了什么需要。我问："酋长，从你的说法来看，你的需要是要求平等吗？你需要感受到在这族群里受到平等的对待吗？"然后他说："是的，当然！"
现在再一次，我的工作就是让另一边的酋长听到，但那不是很容易，我花了三到四次不断重复，才能够让另一边的酋长了解这个人所要表达的，最后那酋长终于听到另一方的酋长所说的得到平等的需要。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让两边表达他们的需要，并倾听彼此的需要之后（这花了将近两小时），另一个不曾说话的酋长突然跳起来，看着我很激动地说了一堆话。我不懂他们的语言，所以我非常好奇，以他这样激动的样子想要向我表达什么，我急切地等待翻译。我非常感动听到翻译说："那酋长说，我们不能以一天来学习这种沟通方式，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这种方法沟通，我们就不用互相残杀。"
我告诉那翻译员："请告诉那酋长，我很感谢他能看到当我们倾听彼此的需要时所发生的事。告诉他，今天我的目的是来帮助大家和平地化解冲突，做到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并且我希望每个人能了解到以这种方式沟通的价值。如果双方的人喜欢，我们很高兴来培训每一个部落里的人用这种方式沟通，因此未来的冲突都能以这种方法解决，而不是暴力。"
那酋长想要成为受训练的一员，事实上在我那天离开之前，两族都有人要成为我的学员，他们热切地要学习这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每一个人听到任何讯息背后隐藏的需要。我很高兴地宣布，两个部落间的战争那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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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非暴力沟通（nvc）案例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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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非暴力沟通（NVC）案例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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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马歇尔实践非暴力沟通在化解巴以冲突中所引起的"一点点"改变 --马歇尔蹭到了一顿大餐，呵呵。在耶路撒冷，不同政治立场的以色列人参加了一个非暴力沟通研讨班。参加者使用非暴力沟通对容易引起争议的西岸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