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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展示了家长为https://mp.weixin.qq.com/s/lnB64e97wPz30QIpO_Szfg表述了文化资本的使用是如何让课外班对其进行改变的。其中，课外班使用了多个方式，1：问题构建（将儿童能力不足归因于家长教育方式问题（如面谈表现差源于家庭表达习惯），引发家长自我反思与学习需求。）使得家长反思以及报班。2：协作培养（让家长回归参与儿童教育）。文化资本的生成：家长形成以“制造教育竞争优势”为核心的三大资本：教育认知：认同“需持续学习做家长”。教育技能：掌握陪伴、辅导等专业化技能。教育习惯：养成监督、打卡等竞争所需习惯。与“附近”的关联丰富的、生活化的教育实践被简化为标准化的、可购买的技术。来自社区的、多元的支持网络被来自市场的、单一东西所取代。孩子成长中本该拥有的、充满偶然性和烟火气的社区生活，被一个目标纯粹、路径单一、高度内卷的“升学流水线” 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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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展示了家长为https://mp.weixin.qq.com/s/lnB64e97wPz30QIpO_Szfg表述了文化资本的使用是如何让课外班对其进行改变的。其中，课外班使用了多个方式，1：问题构建（将儿童能力不足归因于家长教育方式问题（如面谈表现差源于家庭表达习惯），引发家长自我反思与学习需求。）使得家长反思以及报班。2：协作培养（让家长回归参与儿童教育）。文化资本的生成：家长形成以“制造教育竞争优势”为核心的三大资本：教育认知：认同“需持续学习做家长”。教育技能：掌握陪伴、辅导等专业化技能。教育习惯：养成监督、打卡等竞争所需习惯。与“附近”的关联丰富的、生活化的教育实践被简化为标准化的、可购买的技术。来自社区的、多元的支持网络被来自市场的、单一东西所取代。孩子成长中本该拥有的、充满偶然性和烟火气的社区生活，被一个目标纯粹、路径单一、高度内卷的“升学流水线” 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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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带着大量关于课外补习班的资料参与研究小组汇报，试图梳理这些机构的教育体系，着重描述其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和培养学生的方式。然而，多位师友在讨论中指出，我们关注的这些议题在相关文献中已得到充分探讨，较难实现学术突破。在此过程中，沈洪成老师提示我们，应关注课外补习班培训家长这一社会现象，并指出这是当前教育社会学中一个尚未被充分探讨的重要议题。

在师友们的启发下，我们重新审视田野材料，并注意到一个此前被忽视却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现象：在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机构与家长的互动极为频繁，且已呈现高度制度化的特征。许多大型课外补习机构会定期召开家长会。一些受访家长表示，这些机构提供的教育信息和策略既专业又实用。此外，机构还通过微信群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教师也会主动与家长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我们逐渐意识到，补习班的运作逻辑远不止于教孩子这么简单。诸如组织各类家校交流会、在微信群中同步课程信息、教师主动与家长进行一对一沟通等日常安排，实则构成了一种隐性的培训家长机制。补习机构正深刻塑造着"如何做家长"的观念与方式。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将研究重心从课堂教学转向补习机构对家长的培训实践，并尝试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探讨"培训家长"在教育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这家"幼升小"补习机构不仅面向孩子开展系统的课程培训，而且建立了一套针对家长的家庭教育培训体系。与中学生家长不同，孩子处于幼升小阶段的家长刚接触升学竞争体系，不少家长对教育政策和升学路径感到迷茫，因此倾向寻求课外补习班的指引。有鉴于此，我们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幼升小阶段 在有关影子教育的既有研究中，这一阶段仍是相对被忽视的领域。该阶段课外补习班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性讨论。

最初动笔时，我们试图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家幼升小课外补习机构如何培训中产阶层家长。既有研究强调，中产家庭因拥有相对丰富的文化资本，在子女教育方面往往更有策略性与自主性。然而，不少田野发现挑战了我们的既有认知。在幼升小这个特殊阶段，很多家长时常陷入焦虑与迷茫，不确定"应该如何教育孩子"。面对日益复杂的升学机制，他们感到有必要学习如何做家长，为孩子的教育竞争做好准备。

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补习班中的家长中不乏职业精英，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授课教师。按常理推断，这些家长似乎不太可能心甘情愿地被补习班教师培训甚至管理。然而，在日常的教育互动中，尽管部分家长会对教师的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提出质疑，但他们大多积极参与机构组织的各类家长培训，接受教师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在补习班教师看来，虽然这些家长拥有较高的学历，却往往"不会教"孩子 他们既缺少对一线民办小学升学逻辑的理解，也未能形成有效的教养策略。因此，他们是需要培训的对象。

虽然我们观察到这些颇具张力的教育现象，但彼时的分析视角尚不清晰，理论对话点也尚未确立。我们起初尝试用文化资本的激活这一分析视角来解释培训家长这一现象。我们认为，课外补习班的家庭教育培训激活了中产阶层家庭的文化资本优势。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一分析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在田野中看到的复杂现实。例如，补习班中有一位母亲是外企高管，起初她秉持自由民主的教养理念，送完孩子便匆匆离开，既很少主动与教师交流，也拒绝配合课后训练。然而，当她发现孩子的学业表现因此明显落后时，就逐渐改变了立场。这一案例让我们意识到，补习班不仅在激活中产家庭已有的文化资本，而且在塑造家长的教养观和教育参与方式，将家长纳入一套更加制度化与应试化的教养逻辑之中。

文章初稿曾投稿至中国社会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儿童发展与社会"论坛，并有幸获得汇报机会。在论文评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的石磊老师与复旦大学的田丰老师对文章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两位老师不约而同地指出，虽然文章呈现了细致而生动的田野材料，但整体的理论对话仍不够明确。田丰老师进一步指出，在课外补习班培训家长的过程中，文化资本的性质经历了从"主动性"到"被动性"的转变。既有研究通常将文化资本视为家庭主动培育并自由调用的资源，然而在一线民办小学招生机制的压力下，家长的教养方式逐步被课外补习机构改造。正是借助民办小学的筛选逻辑，课外补习班得以实现对中产家庭文化资本的重新塑造。此时，家长如何教养孩子不再完全由家长自身理念所主导，而是被学校招生与教育培训市场的双重逻辑引导与塑造。基于此，我们尝试将研究视角从"文化资本的激活"转向"文化资本的塑造"，相关理论讨论已在拙文中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这篇文章的起点是一篇硕士论文。一路走来，从最初的框架到逐渐具备期刊论文的基本形态，再到如今的发表版本，其间经历了多次修改，几乎"判若两文"。

学术写作之难不仅在于论证的严谨，而且在于语言的精炼。文章初稿行文冗长，段落结构松散，核心观点不清晰。所幸写作过程中有诸多师友的陪伴与支持，大家一同研读文稿、逐段推敲，让写作之旅成为一场富有启发的对话。衷心感谢沈洪成老师在研究选题与理论对话方面给予的悉心指导；特别感谢丁百仁老师、薛芳璿老师、周东洋老师对文章修改稿提出的宝贵意见；也要感谢葛雨薇和吴雨杨两位学友，他们总能敏锐地指出我们未曾察觉的问题，并耐心陪伴我们打磨文稿。正是在各位师友的帮助下，文章理论对话逐渐清晰，结构更加凝练，表达日益精确。

在修改定稿阶段，我们衷心感谢编辑部老师在审稿与修改过程中给予的专业支持。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中肯而深刻的意见，无论是理论对话的深化，还是结构表达的优化，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与帮助。在此，谨向各位老师表达诚挚的谢意。

写作是一场关乎耐心与细心的修行。感谢一路同行的师友，让我们的写作之路多了些温暖，也多了些力量。我们将继续带着对学术的敬畏、对现实的关切，踏实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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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记丨课外补习班里的家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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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带着大量关于课外补习班的资料参与研究小组汇报，试图梳理这些机构的教育体系，着重描述其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和培养学生的方式。然而，多位师友在讨论中指出，我们关注的这些议题在相关文献中已得到充分探讨，较难实现学术突破。在此过程中，沈洪成老师提示我们，应关注课外补习班培训家长这一社会现象，并指出这是当前教育社会学中一个尚未被充分探讨的重要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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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rI1sPskqK1K5BondWW-swg

我今天分享的文章是“现代性的止痛片——塔罗亚文化的社会学阐释。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探讨了塔罗牌为什么能吸引当代年轻人。在理性至上的现代社会，塔罗牌如何为青年提供了一个应对焦虑的临时性解释的出口。塔罗牌在现代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大家变迷信了，而是因为它成了现代生活的一颗“情绪止痛片”。在如今高压的社会，它恰好提供了“止痛”功能：首先，容易上手或者是参与。参与者看牌面图画就能参与，像个小游戏。其次，塔罗师会和你聊天，让你感觉被关注、被理解。

这篇文章让我立刻联想到我“附近”的一个现象。我注意到，我的朋友圈里会有人经常分享塔罗占卜的链接或者是通过占卜得到的结果，或者抱怨最近很水逆，在寻求运势指引。这就像一种共同的语言，大家用“抽到了什么牌”、“星座运势提醒我注意什么”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达自己的迷茫和期待。它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和情绪释放的渠道，这正是文章里所说的，青年寻求的情感连接的缩影。

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和疑问是它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身边的“玄学”，意识到这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和心理机制在起作用。我也很好奇这种通过塔罗牌获得的即时慰藉，是否会削弱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根本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的耐心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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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分享的文章是《红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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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分享的文章是《红绿灯下的行为价值 ——旅欧纪行之五》这篇文章是是彭兆荣教授从人类学角度，以日常可见的红绿灯为切入点展开分析。他对比了红黄绿三色灯的符号意义，尤其点出容易被忽视的黄灯过渡价值。结合旅欧经历描述了德、法、意三国人在红绿灯前的不同表现，体现出各自的民族性格。还剖析了中西方在交通规则背后的价值差异，最后指出，人们在红绿灯下的通行选择，其实是民族性格、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的细微体现，藏着值得深究的社会逻辑。

我去过德、法、意三国，真切感受到当地人对红绿灯的态度差异：德国人再没人没车也会等绿灯，法国人看没危险就会闯红灯，意大利摩托车手常无视红灯。而我每天骑车上下学，北京繁华路口有志愿者拦闯红灯的自行车、电动车，见过外卖小哥和大爷大妈因赶时间想闯被劝阻。以前我只觉得这是不守规矩，现在才发现，这和文章说的 “社会重结果、轻过程” 很像，而这个每天路过的十字路口，就是我从未仔细留意过的 “附近”。

以前我只把红绿灯当成普通的交通工具，读了文章才发现它像一面镜子，既能照出不同民族的性格，也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这让我意识到，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其实都深藏着背后的文化和社会逻辑，平常多留意，就能发现很多隐藏的道理。我提的问题是：除了红绿灯，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 “习以为常的小事”（比如排队、垃圾分类），也能像镜子一样反映民族性格或社会价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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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分享的文章是《中学校园里，“好朋友”在渐渐消失》。这篇文章主要观察并反思了中学生现在的校园社交状态：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学生现在主动退出校园社交圈？核心的观点主要因为校园的高压状态以及互联网社交的快速发展之下，中学生认为在校园社交中投入更少情感可以减少社交压力。然而，这也被探讨为一种自主选择的孤独感。

这让我联想到我的身边也有很多人主要的社交途径其实是网络，甚至会在网络空间上发表对于现实生活中关系的抵触情绪。有很多人会在朋友圈向网络朋友吐槽现实校园中的人，并且表现出极其抵触现实情感连接的态度。朋友与交好圈子作为很重要的“附近”，在我身边的大部分人眼里是很不稳定的，反倒是线上朋友的虚拟“附近”更能带给他们安全感。

这篇文章让我想到：如果虚拟空间的发展一直加速（例如快速发展的AI），虚拟中的看似完美的情感“附近”会不会更加快人们对于现实情感“附近”的厌恶？教育压力之下所创造的“竞争性”的“附近”是否会给中学生带来更长久的社交困难？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更深入探究数字时代成长的青少年被虚拟空间和高强度学业竞争所创造的社交问题：这些环境的时代性特征是否与现在青少年普遍的“社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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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校园里，“好朋友”在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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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是正在用指向过去的方法，教育着指向未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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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的文章是《青年群体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行为——一项基于虚拟民族志的研究》。这篇文章讲的主要内容是青年在微信朋友圈中通过文字、图片和互动等方式进行自我呈现，这种自我呈现受青年心理发展特征与中国特有的文化影响，体现了个体表达欲望与社会认同需求之间的平衡。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发朋友圈且也喜欢关注其他人发的朋友圈的人，所以文章让我有了很熟悉的感觉。每天我都能看到很多条的朋友圈，内容各不相同，人们可能是为了单纯分享、获得认同感、满足自己等理由而发朋友圈。而我个人也有很强的分享欲从而去发朋友圈，比如发一些云的照片。同时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交际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强化一些关系，比如点赞、评论。当然也可能弱化一些关系，比如分组屏蔽，或许附近在某种程度上也因此而消失了。

我认为还有一些研究可以发散、深入。青年群体的真实性困境与印象管理策略、数字身份与社会阶层再生产、青少年在同平台自我呈现方式是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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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行为——一项基于虚拟民族志的研究_王玲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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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来自中国青年研究，《消失的附近：当代青年社交障碍的类型学分析》。文章提出转型化社会中，青年与“附近”（邻里、亲戚、身边熟人等日常社交场景）关系日趋疏离，呈现“礼貌的疏远”，如回避走亲戚、不愿与邻居往来、依赖口罩建立“社交屏障”等，即项飙所述“消失的附近”。文章主要研究了青年与“附近”交往的四种典型类型，逃避型（以“社恐”为外在表现，通过回避“照面”、保持距离获得安全感，视“附近”社交为“骚扰”，口罩成为“社交屏障）、倦怠型（对“附近”社交无兴趣、无动力，依赖市场外包（外卖、快递、虚拟社交）满足需求，社交沦为避免“尴尬”的表面行为）、功利型（以理性计算为核心，衡量社交的“成本-收益”）、徘徊型（内心矛盾：既渴望与“附近”建立情感联结，又因对风险的警惕而犹豫试探，行动上呈现“靠近-疏离”的迂回）。研究发现，青年与“附近”交往的四种类型，本质是转型社会“个体化、外包化、理性化、风险化”趋势在社交层面的具体呈现，四类形态虽差异显著，但共同导致“附近”消失与青年群体性孤独；现实中青年可能兼具多种类型特征，呈现复杂性与动态性。

在课程学习中，我也常倾向于和成绩优异、能力突出的同学组队，因为能借助他们的优势提升作业或考试成绩，这种基于 “功利性收益” 的社交选择，正对应文章中 “功利型” 青年的社交逻辑 —— 以理性计算衡量社交价值。

而校园里那些独自戴口罩坐在角落的同学，他们用口罩和独处构建社交边界，回避与同学、老师的日常互动，这与文章里 “逃避型” 青年依赖 “社交屏障” 获得安全感、疏离 “附近” 的表现高度契合，都是 “消失的附近” 在校园场景中的具体呈现。

我发现从 “社会结构转型与个体行为互动” 的角度，理解青年 “附近” 消失并非单纯个体选择，而是个体化、外包化等社会趋势的微观投射。

对比 “Z 世代” 与 “70 后”“80 后” 在 “附近” 认知与交往模式上有怎样的差异？针对不同类型社恐青年（逃避型、倦怠型等）如何有效帮助他们的 “附近”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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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日趋个体化的时代，与周遭建立联结的动力逐步下降，其交往形态呈现出一种礼貌的疏远的刻意控制[1]。比如逢年过节不愿走亲戚，不喜欢与邻居往来，厌恶寒暄过问他人"私生活"，不给别人"添麻烦"也怕自己"受麻烦"，通过佩戴口罩保持一种"社交屏障"，等等。这种现象或许是项飙所谓的"消失的附近"，即青年对附近呈现出漠然的心态，究其原因在于周围即时性的社会交往挤压了他们情感正常生长的空间。因此，"附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场景的视域在青年的意识中消失了[2]。

这种"附近消失"的最直接后果是导致青少年的群体性孤独，正如三浦展所说，"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前提是，知道自己可能会永远孤独，即使当下不孤独，也不知何时会变得孤独"[3]。现实中，我们在都市里随处可见亲情、爱情和友情缺位的"空巢青年"，他们是都市陌生人和心灵孤独的旅行者，有的只能将情感转移到宠物身上，寻找情感空缺的慰藉和情感寄托的替代[4]。值得注意的是，"附近"的消失不仅引发青年群体的情感孤独，而且使其失去他人的实感体认，他们也逐渐在熟视无睹中变得麻木，周遭与自我的存在变得愈发虚无，进而又造成了存在性孤独。

毋庸置疑，我们身处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私人领域的转变是社会转型传导使然，理解人际交往一直是透析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因而转型化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经典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和发展，社会将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即从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个体结合转化为异质性的、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交往联结纽带，这将带来更加紧密的社会交往[5]。齐美尔则认为，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人际关系的距离化，表现为"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是被征服，精神世界中的距离就越增加"[6]，漂泊、游离其间的人们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陌生人。这种转型社会的社会交往特征在青年群体中更为凸显，如怀特著名的《街角社会》揭示了移民浪潮中波士顿贫民区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社会交往的内部结构[7]。这些典型研究为我们理解当代青年社会交往中"消失的附近"奠定了基础。

然而，现有研究中关于"附近"的探讨重视不足，少有的研究仅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8]，或关注其社会治理价值[9]，对熟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微观日常生活考察不足，鲜活的个体话语往往被淹没在总体的宏大叙事中，难以凸显青年的主体性。有鉴于此，我们延伸出几个问题:当代青年为什么选择回避与"附近"的往来?缺少与"附近"的联结他们内心是否经历痛苦与挣扎?如何才能突破此种社交障碍?对此，如果借助一种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视角审视，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主宰着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反应和行为选择的倾向，构成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10]。以此为观照，鉴于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的流变和复杂性，本研究尝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甄别和筛选，借助类型学的视角选取典型案例，辅以深度访谈窥探青年社交退缩背后的心灵图景，并围绕内在心态和外在行为将其社会交往归结为"逃避""倦怠""功利"和"徘徊"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管窥青年与"附近"交往的整体图景，进而透视转型化社会作用于青年与"附近"交往的背后机制，以期丰富"附近"的研究。

"社恐"一词原是指代神经症患者的医学术语，如今已成了青年逃避社交的代名词，它暗含着敏感、焦虑及恐惧等多重心理状态。对于青年人何以"社恐"学界存在诸多解释，有人将其解读为青年人的独立自我对积极社交传统价值规训的抵抗，不再固守人 情面子，面对不同对象选择惜字如金或热情畅聊的个性化交往策略[11]。或是在个体化社会转向中成长的青年一代的"自恋情结"，表现为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仅专注于个人目标和自我兴趣[12]。在此，我们借助卡伦·霍尼《我们内心的冲突》中对"逃避人类型"神经症患者的阐述来审视青年与"附近"的交往类型:当自我孤立能够真的得到保障并起作用，便能获得一种安全感;如果孤立趋势被妨碍且无法发生作用，则产生焦虑不安。换言之，当"逃避人"能够与他人保持距离时就能获得安全感，而一旦因某种缘故导致"魔圈"被践踏或被擅自闯入则感觉受到威胁。因为个体缺少应付生活的其他途径，所以在不能维护与他人的感情距离时便惊慌失措，只能独善其身，将逃避众人和躲藏作为一种自我防御的手段[13]。以此为借镜，我们可以照见一些浸润了个体文化的青年习惯于生活中的离群索居，对熟人社会表现出敏感、惶恐和抵触，不断采取逃避的方式应对来自"附近"的"骚扰"。

个案1:W是一名北京高校在读研究生，不论是寒暑假回到乡镇老家还是在北京的学习环境中，都感到了来自"附近"的压迫感和自己内心深处对这些"不必要的骚扰"的抗拒，这集中体现在"照面"这个微小的细节上。在家附近，W觉得和门卫不熟，就不会打招呼。面对邻居，远远看到了就绕道走。爬楼梯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就想着快点跑，省得打招呼。实在面对面遇到了没办法，只能打招呼，也尽量简短冷漠，不给邻居大爷大妈攀谈的机会。W说:"我看到陌生人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浑身难受的感觉。

我很怕他们问东问西，'有没有对象?''以后要读博士啊......毕业三十多岁了'。"为了避免"照面"，她在乡镇老家当起了尽量避免出门的"宅女"。但即使在北京这座相对"个体化"的大都市，在面对朝夕相处的导师时依然没有消减"附近"的社交焦虑:"那天我刚好下课遇到了导师，我一路跟他一起走回办公室，他走得特别快，我小跑，我就想赶紧到办公室，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W在生活中与导师"照面"也时常感到无所适从。但当下，来自"附近"无可遁形的"照面焦虑"因为口罩的日常化而获得了保护的屏障。W欣慰地说道:"我觉得戴上口罩之后，无形中好像增加了一份安全感，就是这种边界感。特别是疫情三年，让这种'社交逃避'变成理所应当甚至是强制性，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我现在就离不开口罩，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尽管我已经阳过了。"掩盖了面部，保持了距离，熄灭了凝视，在"魔圈"四周筑起了坚固的堡垒，驱散了嘈杂的社会声音，W遁入并安定在了独立的"避难所"中。

"打招呼""唠家常"原本是熟人社会中表示礼貌和友好的惯习，人们通过亲切的"客套"表达对周围人的关注和关心，达到建立、维护社交关系的目的，进而连接起周遭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可以说这些是集体社会的"遗产"。同时，青年成长于一个"大脱嵌"的转型化时代，自我脱嵌于旧有的迷魅的社会与宇宙，他们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大存在链的一个环节，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我是价值和意义的来源[14]。新旧文化范式的张力内化为W内心的冲突-虽然W也明白"打招呼"是一种传统社会沿袭下来作为一个"友好人"的规范，但在私人领域的神圣意识中，没来由的照面反而成为一种需要警惕的他者的入侵，于是只好选择通过恐惧的逃避作为保全自我领地的抵抗。"如果我问别人，别人也会来问我"，出于这样的考虑，青年的"冷漠"成为自然而然的反应，交往限定在"虚假表层"的范围内，以彬彬有礼的方式保持彼此间的距离，借以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逃避相互间的"碰撞"可能带来的"恐慌"与"震惊"[15]。

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逃避"附近"或许是一种刻意打造并维持陌生化的情绪劳动，此种行为姿态应对的并非就此别过的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而是青年周遭最熟悉的"陌生人"。或许也正是社会现实赋予他们对熟人陌生化的自我防御机制以存在意义:在个体化社会及少子化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长期习惯于独自面对单一生活的挑战，压抑烦琐的人际需求成为一种保护性"盔甲"。同时在一个充满竞争的所谓的"内卷化"社会中，彼此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很少能够产生并维持一种互惠性和纯粹的情感联结。然而，在与陌生人关系相对的青年亲密关系实践中常常出现不能自拔的"恋爱脑"和令人窒息的精神控制，这本质上或许是一种对情感需求的报复性补偿，关系破裂的后果常常导致其自我的崩溃。长期忽视的情感需求一旦得以满足就令青年欲罢不能，一旦得而复失往往能够使其一蹶不振，因此可以说情感联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奢侈品。因而，保持与"附近"的距离，暗含着个体化社会中青年的自我脆弱，折射出对"附近"的不信任，甚至干脆切割与青年拒绝"附近"也衍生了新的困境，正如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中指出:"个体不得不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和空虚"[16]。躲藏在胶囊里的青年永远无法脱离社会性，反而身陷囹圄:被变幻莫测的发展围困，被单打独斗的竞争围困，被词不达意的交流围困，被无处排解的情绪围困，被陌生失控的自我围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青年即使摆脱了过去人们对群体的依附性，也难以从他所置身的周围群体中获得精神力量，形成健康的个性已经越来越困难[17]。换言之，青年对"附近"的逃避并不意味着独立和强大，相反仅仅是一种自我脆弱、不安的防御-一种对旧有秩序的贬斥和难以在新世界站稳脚跟的混乱。这场逃难不存在于附近，而根植于青年进退失据、惴惴不安的内心。

内卷焦虑的极限或许是社会性倦怠，随着加速社会的到来，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都能感受到意欲躺平的倦怠感，且会落入一种机器人式的生活范式，很容易失去观看周遭和深入思考的能力，形成一种缄默文化。这种倦怠一定程度上耗竭了个体的语言能力和心灵，成为一种无声的暴力，摧毁了一切共同体，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18]。同时，现代生活的外包化使得青年可以在"附近"之外通过市场途径轻松地满足自己的多重需求，为人际倦怠提供进一步滋生的土壤，为社交躺平提供现实兜底。正如项飙提到的，生活的方便带来最少的人际互动，使得人际关系变成一种负担，加速了"附近"的消失[19]。比如尽管等外卖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不少大学生还会因为害怕在餐厅遇到熟人而选择外卖，不去一步之遥的餐厅就餐。由此不难理解，吃饭有外卖、购物可快递、朋友可网租、恋人靠虚拟......在外包化社会中，青年轻松便捷的生活方式消解了他们在"附近"主动构建人际网络的欲望。概言之，这类倦怠的青年对"附近"提不起兴趣，也没有建立联结的欲望和动力。个案2:Y是一名在农村长大的独生子，工作生活在大城市中。他对于"附近"的交往呈现出一种无兴趣的倦怠状态。在家时Y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需要请求别人的帮助，也不愿意与"附近"进行面对面交流，每天只需要从卧室走到厨房吃"附近"的关系。

父母做好的饭菜，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满足。即使是在邻里之间经常串门的农村地区，他也可以做到几个月不出门，甚至家中有人来访时，他也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他们说他们的，我看我的手机"。当"附近"对他表现出好奇，他也会感觉到不适:"问一两个问题点到为止就得了，他跟你攀谈的时候好像会进入一种比较兴奋的状态，一直问一直问一直说，有时候我还挺烦的。"在不得不出门买东西时，他也尽量避免与人交流。"我不会主动深入攀谈，因为我没有什么想从别人身上了解的东西，而且攀谈还会想怎么回答，有点尴尬呢。"在一些必要的时刻，他也会开口敷衍一下，但实际上对交流并没有兴趣。"可能会觉得如果不说点什么会有点尴尬，就问问。一方面是为了得体的呈现，另一方面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友好，不让人觉得那么冷漠、不近人情、不好接近之类的。"在Y的讲述中，与"附近"的交流只是为了避免"尴尬"的一种表面的行为选择，而关于"尴尬"的理解，他认为，"尴尬就是比如当一个人说一句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得体地去回复和应对他"。所谓的"尴尬"，产生于乡土社会驱使人们做出符合规范的行为要求与长期栖居于自我封闭的空间内导致社交能力退行之间的矛盾，后者源于与"附近"社交欲望的衰退，正如他所说:"就算是邻居，空间只是提供了一个相遇的机会，但是没有产生更深一层联结的动力"，"我平时没怎么主动跟人产生过联结，我也确实没有这个兴趣"。当他回到都市，快递和外卖是他获取基本生活物资的方式，互联网上与网友超越时空的交流填补了他在生活环境周围寻觅友情和爱情的需求，有时他发现自己一天到晚都没怎么开口说过话，却也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我为什么要跟门卫讲话?楼管宿管阿姨我也不会。我不会打招呼，陌生人不打招呼，有什么尴尬的，况且我也很少见到他们，没有那么长时间让你问这些，更不会去拉家常。"在都市中，Y的社交欲望被外包化社会消解，熟人社会规范再难迫使他与"附近"拉扯，曾经的尴尬荡然无存，"附近"已在其视域中消失。

个体与周遭建立联结的欲望和动力同剥夺感息息相关，具体表现为物质匮乏引发礼物的流动，信息短缺带来对外界的好奇，情感寂寞促使人们以邻为友。或可以说，未满足的需求与欲望是个体与"附近"产生积极的社会交往的原初动力。物质匮乏的时代促使人们与"附近"保持一种较为密切的往来关系，信息上的短缺促使个体常常聚在一起以形成"信息互补"，这也形成了合作和友好的关系形态。然而在物质丰裕的社会中，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彼此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原本通过周围互助才能实现的物质需求被"附近"之外的现代市场包揽。例如，便捷的交通和精确的算法，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即可收到跨越空间的快递和外卖。这种变化在青年群体身上得以集中体现，成长于流动现代性的青年总是掌握和应用新技术最快的群体，他们是快递和外卖等新事物的稳定受众，同时也构成了网民的核心群体。不仅如此，互联网为青年群体精准推送了其最感兴趣的信息，相比之下"附近"带给他们的可能是乏味又无趣的。青年的情感需求能够在"附近"之外找到替代，如网络交流逐步替代了具身化的交流方式，"虚拟恋人"等情感商品也在侵入、离间着真实的社会关系[20]。这些远方的虚拟关系因为距离感而激发了更多美好的想象空间，使得青年不愿在近距离鲜活的关系中体会滤镜破碎的失望。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下的青年成长于物质和情感资源集中供给的核心家庭，在成长过程中少有机会发展出与兄弟姐妹或邻里建立共享关系的能力，待人接物能力的笨拙使他们更加不愿在"附近"感受社交挫败，反而强化了情感商品对现实关系的替代功能。在外包社会中，商业逻辑取代了情感逻辑，消费欲望消解了社交欲望，"附近"熟人圈的功能被不断地向外分解。这一切使当代青年只需要躺在舒适圈内就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加剧了青年对在"附近"建立关系的倦怠。当外包社会将一切都以"商品化"的形式为青年群体安排好时，他们本能的惰性被唤醒了，欲望会献祭于便捷，"附近"也就无须存在了。

边沁认为，人选择什么行为之前必须进行功利的衡量，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幸福的最大化[21]。虽然功利主义并非利益的哲学而是道德的哲学，但在本文指涉的青年社交行为情境里，理性主义的利益计算逻辑也已渗透进青年与"附近"往来的行为意识之中。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市场将经济活动从社会活动中剥离出来，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经济，并逐渐演变到将社会关系纳入经济活动的范畴[22]。理性主义价值计算的逻辑进一步渗透、离间了从前的人情关系，人们冰冷看待自己与周围人关系的同时也驱散了温情，这在成长于大转型社会的青年一代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在此我们刻画一类功利的青年与"附近"的交往样态:理性已然占领高地，情感被驱逐到边缘，在表演式的往来下时刻谨慎地衡量着眼前的交往到底是不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个案3:L成长于农村，工作生活在南方一座新一线城市中，他既不逃避也不倦怠与"附近"的往来，但理性计算一直贯穿在他的意识与行动之中，对每一次往来都严格地进行着"有没有必要"的检视和审查。L会根据与"附近"交往的成本和收益决定自己的主动作为与表现。当面对高铁上完全不认识的人，L有求于人时就可以自然主动与其交流，建立起一种临时信息搜索关系。当周围人谈论他不感兴趣的话题时，他就会保持沉默并且完全不想参与。L如是说:"当我觉得这个社交收益大于成本时，我就会选择去社交，而没有收益的时候我就不会去社交，所有的交往本质上都是一种收益。"对L而言社交成本不仅包括心理上的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不必要的事情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交，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而对于收益的衡量不仅局限在生活中实际得到的帮助，还包括一些简单的精神上的愉悦:"如果不能让你开心你就没有必要去做。"相应地，面对周围人发出的社交信号，他也会警惕被对方利用的可能:

"平时跟我没什么联系，一上来就要我帮他做事情，我就有一种被利用的感受，跟他联系你也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会选择拒绝。"甚至在处理与邻居的关系时，他坦言:"能发生关系的就是真的发生一些矛盾之类的，不然能不交往就不交往。"在这样一种交往形态中，温情已经被驱逐到关系的边缘，理性的世界也是一个冰冷的世界。虽然L与附近不乏一些"必要性"往来，但他却常常感到冷清:"冷漠那肯定是有的嘛，跟周边人交情浅，就没什么联结。"

"有没有必要"是许多青年与"附近"往来时有意无意的考量。L与"附近"的交往呈现出的功利性一定程度上也是诸多青年的缩影。然而，这样的往来较少涉及情感投入，建立起的关系也仅仅是一种临时的工具性关系。即便涉及情感上的往来，也会审慎地预测、评估对方能否回馈相应的情绪价值。这样的交往始终只是浮于浅层的表演，青年与"附近"看似在交流，实则在进行"利益权衡"，并没有真正走出自我去感受"附近"的存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青年前一秒还与"附近"谈笑风生，下一秒就恢复到素不相识的状态。在青年与"附近"交易式的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社会的作用，凡事都要经过衡量投入与产出是否成正比的理性计算，尤其是对那些看似不可估量和非理性的情感要素。值得注意的是，"时间"作为青年在与"附近"交往的考量中反复出现的话语，显现出现代理性社会中时钟的霸权。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社会的微观面向与宏观面向乃是通过各种时间结构而联结起来的"[23]，"时间"具有的稳定性、有序性、纪律性、控制性等特征，构成了社会系统中一切事物高效运转的基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主力的青年在其中只能如陀螺一样加速运转。然而，"与时间赛跑"的焦虑同时也带来了浮躁和虚空，青年在碎片化的时间裹挟中日益麻木，个体不是时间的主人而是时间的"奴隶"，为时间而活的生命迷失了生活的意义。这对"附近"关系的真正建立更是瓦解性的，因为在一段关系中投入的时间长短正是双方关系亲疏的重要标尺。在传统社会中，凭借人际信任，人情的欠与还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延迟性，其间双方一直处在微妙的联系之中。而当下，青年与"附近"的功利性社交仅仅是一种即时高效的人情结算。不仅如此，在与"附近"的搜索性关系中，人际交往呈现出表面性、短暂性和松散性，缺乏情感交流甚至产生虚假的情感理解。"附近"在物理上存在，在情感上或许已经消失。在功利化的社交实践中，情感无法在狭窄的时间内速成，联结的真实性被掏空，"附近"在一次次的理性计算中消失。

"徘徊"意指往返回旋，来回走动，用来形容一个人犹豫不决的样子。当一个人内心存在互相矛盾的想法时，行动上就会出现迟疑和停止。我们在此用"徘徊"一词刻画青年与"附近"交往的样态。"徘徊"是许多青年内心混乱困惑在行动上的显现，一方面，贝克认为当下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此刻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24]，因而谨慎、三思成了青年在面对未知和陌生人时保障安全的策略。另一方面，青年内心又具有强烈的归属和爱的需求，渴望与身边人建立情感联系。两种心理都在青年的内心根植，当一种声音无法占据主导地位时，二者之间的张力阻滞着青年与"附近"展开交往。徘徊于"附近"的青年，向往着在"附近"建立起具身化的实感联结，同时风险化社会下的不安又警醒着青年不能贸然行动，这也使得他们与"附近"的交往演变为一种迂回式的试探。

个案4:X是一名在境外留学的青年，暂时借住在当地的亲戚家中。语言上的交流屏障、快节奏的生活及后疫情时代口罩佩戴的日常化等，时常让她感到游离于"附近"的交往之外。"没有聊天，因为他们都讲广东话，我不会讲也听不太懂。也没有时间聊天，这里每个人走路都很快，我现在也变得走得很快，因为我上课老是会迟到。"X并不习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与"附近"进行交流，即使是在迷路时，宁可自己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回打转，也不愿开口向"附近"的人请求帮助。平日在学校里也不太与老师同学交流，再加上大家都戴着口罩，她常常不知道老师和同学的脸长什么样子。X说:"有一天我疑惑老师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直到我旁边那个同学大惊失色地说:'怎么没戴口罩!'我才知道原来是他今天没戴口罩。其实他只没戴了三秒，因为疫情我们就很紧张，还好我是'社恐'，坐得离他比较远。"在个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大都市并不存在熟人社会的凝视，加上口罩的日常化使X避免与"附近"的交往本可以被彻底合理化，然而，她的讲述中总是包含着很多对他人的感知和观察的细节，事实上反映出她内心依然存在对于"附近"的好奇和建立情感联结的渴望:"地铁上你经常可以看到牵手或者是拥抱的情侣，我上次看到一个很感动的是，一个阿公和一个阿婆，他们就是两个人，一个左手拄着拐杖，一个右手拄着拐杖，但是他们空出来的那只手还是牵在一起的。本来想拍下来，又觉得不太好意思。"虽然她对在周遭建立关系存在着恐惧和防备，但在一天夜里借着互联网的匿名屏障，她渴望与附近建立友谊的想法占了上风，在社交媒体上面向"附近的人"发布了寻找玩伴的交友帖子:"我就问有没有想要一起去玩的。一个男生来问我说可不可以一起出去玩，我说我不擅长和男生相处，只找女生。然后居然让我荣升教育领域的热度贴，有毛病吧，点赞挺多的，因为这样我反而又害怕了。"X与"附近"的交往实践，始终处在一种迂回徘徊的状态，既想要靠近又害怕受伤，既渴望亲密又趋于疏离。

与"生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不同，当代青年一直生活在日常秩序可能会被偶然事件穿透的风险之中[25]。在X身上具体表现为流动的独行异乡人可能遭遇的排斥和人身安全威胁、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与疾疫危机、当下性别秩序中女性可能遭遇的人身迫害以及精神文化危机等。在流变、易逝、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对风险的感知决定了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在玛丽·道格拉斯看来，危险是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而造成的恐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不断地用维持洁净、排除污秽来划清界限，以保证原有的秩序[26]。而陌生人是来自外部世界并且潜在地让人感到疑虑的人[27]，本身就是危险的人物，由此，让"附近"的陌生人闯入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带来污染、混乱和恐惧。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青年不得不对"附近"保持距离和警觉，进而导致了陌生化。尤其是在风险化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青年过着一种独来独往的生活，与"附近"的社会交往愈发减少，变得更加关注自我，同时也远离了爱。因为爱首先是走出自我边界、克服自恋的给予，具体条件包括对他人的专心、耐心和最大关注[28]。而被爱则需要打开自我边界，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觉意图，允许别人的了解与进入。不仅如此，自我封闭导致与外界交流的匮乏使其更加难以表达或者感知自己。正是因为当代青年为了规避"附近"的风险转而过度关注自我，反而对自己是什么人也感觉不确定，导致行动上出现迟疑、停止、半途而废。风险社会中，在"附近"徘徊的青年，自我割裂成相异的两面。正如卡伦·霍尼所说:"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种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控制着我们的生活"[29]。在边缘不断试探的青年，始终如浮萍般漂泊在人群之外，在"附近"终究是无根基的人。

从流动现代性的视角看，社会是一个从过去接连到现在的有机体，是一个向连续而深刻的变迁开放的过程。我们将探究青年与"消失的附近"放置在转型化社会的脉络之中进行类型化分析，以厘清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发现不论是逃避的青年、倦怠的青年、功利的青年还是徘徊的青年，这四种与"附近"交往的类型本质上是转型社会中个体化、外包化、理性化和风险化的发展作用于青年社会交往的具体呈现，共同造成了"附近"的消失。然而，处在旧有秩序逐渐解离、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时，浮躁、失序、混乱是社会向前的必经之路。身处"附近"的青年或拉扯在熟人社会与个体社会的规范之间，或在便捷的社会生活中对"附近"兴味索然，或时刻将其视为一笔冰冷的交易，抑或是在风险中还渴望实实在在的爱。现实情境中的青年是复杂的、动态的，或许诸多类型特征兼有之。我们将这些多棱镜式的呈现归结为四种典型，并看到不同样态之间共在的青年群体性孤独。

最后，我们将消解群体性孤独的希望诉诸一种集体之爱。以共同感对抗孤独是阿伦特对虚无主义进行反思的结果，她认为个体的存在永远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的存在，只有在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共同感，在此世界是一个共在之世界[30]。而要实现共在，爱与友谊的能力极为重要。需要澄清的是，这种爱既不是虐待式的支配，也不是寄生般的依附，关系本身就是目的。在借鉴弗洛姆观点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爱的实践艺术不仅是"给予"也是"接受"，这表现在能够看见、感受、承接爱并且存续感恩之心，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爱是一个圈，而爱出者爱返回。通过这样一种集体之爱的实践把彼此勾连起来，每个青年在其中都能找到归依、价值和意义，共同重建"消失的附近"。相信凭借冷静清醒的理解和爱的实践艺术，青年能在风云变幻的现代社会中生活得更好。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乡村转向及城乡协同演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BSH1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林媛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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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附近:当代青年社交障碍的类型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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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来自“中国青年研究”公众号，标题是《青少年“偷感”现象的心态表征与生理机理》。文章中解释了“偷感”是指年轻人在社交、工作等场合因拘谨或害怕被关注而表现出的谨慎小心心理状态，是人们与当下的“附近”（如工作、学习等）暂时断联，却又被强制拽回后的一种局促不安的心理。文章中指出，“偷感“的形成与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压力，私域的重构与圈群认同的自我赋能密切相关，这也体现了青年主体性从外向表达逐渐转化为自我隐匿的新形态。

看完这篇文章，我立马联想到了初中的一个“偷感“很重的朋友。她是一个资深”二次元“（甚至可以说有一些过度依赖），放寒暑假几乎足不出户。她的社交基本局限于线上和”同担“们的聊天，可以说是与”附近“近乎脱节。有一次暑假，我约她一起出去吃饭，发现不管是在地铁站、商场、还是餐厅里，她都显得有些畏手畏脚的局促，我当时就笑称她”偷感很强“。但这也让我感受到，”偷感”的形成与对“附近”的感知力减弱（或切断）密不可分。

这篇文章让我从新的角度思考了“偷感”的产生与“附近”的关系，在数字化时代发展的今天，这些电子社交平台及电子通讯到底是拉近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让“附近”的范围变得广泛，强化了圈群认同，从而促进青年人的外向表达以减少“偷感”，还是弱化了“附近”的存在以及其中的圈群认同感，推动青年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更强的“偷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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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偷感”现象的心态表征与生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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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版本，提取码px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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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fZNjprSaxIcmmqDoKUj3M8GbXgm4fHU6waJJJwPQ0CBTOyBZQL8RIzK5SsuXOGKEcOSHt8liQwScJ_tkn7JlZeKXqcaqLS4XKmpSWr4br1DxPhyJEykCnZKMlAlJV3j16-WR0RTs6NT9eXI6nNkMDuhXSfM42JVZxOeKXZFnJ4__aljq2KH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我今天要分享的文章名是《数字时代的中国青年文化变迁：趣味模式、社会区隔与平台化》。文章将75251个b站用户的信息整理分析并通过长达十年的数字痕迹进行 “计算扎根” 分析，描绘了中国青年文化在数字时代的结构特征、区隔逻辑与历史变迁。论文得出了五个主要的结论。首先是“杂食性主导，单食性并存。”也就是说数字时代的青年文化并非单一，而是以兴趣广泛、包容开放为主体，但同时，兴趣专注、边界清晰的模式依然稳固存在。第二是，性别与世代是关键的区隔轴线。平台的演化进程,其发展动力和文化地位提高。

这让我想到，在我初一的时候在b站认识了一位有共同喜好的人，加好友后每天聊每天聊相机认识了另外几人，聊的东西逐渐从最开始只是同坑的话题逐渐转到日常生活。整个初中三年一天内群语音通话挂到六七个小时。我现在意识到，可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地理位置的“附近”。但网络，特别是社交平台和兴趣社区，构建了一种 “趣缘附近” 或 “数字附近”。也许“附近”可以定义为能让我们找到归属感、自我存在和自我价值的事物。虽然现在没有再联系，不过这恰巧和“附近”的流动性是相似的，比如搬家也会导致周围的人和事渐渐远离。

但回到我刚刚重点讲的两个结论。不管是“单食性”和信息茧房的存在还是非常明显的区隔轴线。这无疑会使我们的交友和遇到的社区受限。与地理上的受限不同，这种受限往往代表着认识的人会变得“统一”“单调”，无论是从年龄，性别，喜好甚至思维模式。这也提醒着我们要找到现实和数字附近的平衡，不能一味沉溺在数字附近里。

这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考：算法在多大程度上“制造”了我们的“附近”？ 我们以为是自由选择找到了同好，但有没有可能是算法为我们预设和筛选了这些同好？这种极易建立也极易消散的关系，是否让我们对现实中的、需要慢经营的“附近”关系失去了耐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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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中国青年文化变迁：趣味模式、社会区隔与平台化_刘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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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文章是张乐的《“回不去的菜市场”：上海打浦桥菜场关闭田野》。这篇文章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作者蹲守打浦桥日月光菜市场从“热闹早市”到“铁门落锁”的死亡倒计时。核心发现是——菜市场不是卖菜的，是卖“附近”的：它有气味地图（鱼腥+酱油+柴油=家门口）、有讨价还价的“表演剧本”（“五块！”“三块！”“四块三，成交！”），还有时间感（早6点开市，8点人潮退去，像闹钟一样准）。可一旦拆迁，居民被迫搬进“叮咚买菜”APP，这些可闻、可聊、可回忆的“附近”就蒸发了。核心内容是菜场作为社区“附近”空间的消逝。

这让我联想到自己小时候，父母有时候会带我去离家距离不是很近也不远的菜市场，在每次去那块儿都能闻到鱼腥味儿和菜自带的泥土的气息。我还记得有时候我的父母为了锻炼我的沟通能力，让我自己去砍价或者买菜。我每次都非常担心和害怕，但大部分时候还是成功的。这为我在日后沟通交流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并让当时我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但在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个菜市场就被改造成了一家商场和很大的一个停车场。现在超市里一切自助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线上买菜，少了那种边买边聊家常的温暖，感觉“附近”变陌生了。

这篇文章让我从人类学视角重新审视城市更新中的文化失落：失落的不是建筑，而是嵌入日常的社交仪式。它启发我思考，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线上生鲜平台如何重构社区记忆？或者，类似菜场这样的“低科技”空间在数字化时代还有哪些替代？如果“附近”注定要被算法取代，我们还能设计出什么“可感知、可协商、可回忆”的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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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菜市场”：上海打浦桥菜场关闭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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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文章是《卖掉唯一住房的人》。本文采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讲述了三个家庭卖掉唯一住房的故事。房产曾是中国家庭最坚不可摧的信仰，承载着居住者的归属感。如今，这些卖掉唯一住房的人们，正在重塑社会对于房子和资产的观念。项飙在提出“附近”这个概念时，无疑将房产作为了构建个体附近空间的中心。但在房市动荡的当下，尤其对于那些背负巨额房贷的购房者，房产反倒成了降低生活质量的负担。

这篇文章让我联想到我妈妈的一位同事买房的故事。作为一个香港人，在成年之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件约定俗成的事。四十岁时，她贷款买下了一间80平的期房，并因此开始了预估长达20年的还债生活。工作得来的大部分收入都要用来还房贷，买房之后她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生活中她省吃俭用，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标准，尽可能减少一切额外开销。此外，因为购置的是期房，她需要等待至少8年才能真正住进自己的房子。在此期间，她能做的唯有租房度日。我意识到房产束缚了购房者行为，导致他们时刻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无暇关注生活的美好。这也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个体与外界的联系，换言之，令附近消失。

这篇文章让我思考，在卖掉唯一住房后，那些开始四处租房的人是否构建了一种具有流动性的附近？这种附近在生活中是如何体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阿蒂夫·迈恩在《房债》一书中指出：“债务是反保险的”。为什么很多人明知道债务对生活有着巨大影响但依然会选择贷款。最后，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探究那些因卖掉房产而失去的归属感的人是如何重新找回归属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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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自住房的人，后来去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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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研究论文的转载，题目是《青年“断亲”的行为逻辑与亲属关系再生产》。这里的“断亲”是指使家庭关系疏离的行为，比如过年不回老家，走朋友而不走亲戚等等。文章找了两类人做田野调查：中年人（代表父母一辈）以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文章指出，青年选择“断亲”并不是彻底断绝关系，认为亲缘关系不再重要。无论个体化程度多高，青年都会有与亲人感到联系的情感需求。关系断裂源于青年群体难以在自我与家庭、虚拟与现实、关系数量与质量之间平衡，最终导致冲突产生与关系破裂。青年既希望获得对自我生活的掌控感，又容易迷失在选择多样的世界中。不过，青年自身具有反身性，会对自己进行反思调整，尝试重塑亲属关系，最终在自我与他人间实现相对平衡。但如何在社会范围内帮助他们更加平稳、快速地度过这种秩序失衡状态，仍然是社会关切的重要问题。从家庭角度看，如今由于家庭倾向于把资源集中给下一代，通过托举年轻世代来，比方说，跨越阶级，家庭的功能性会更加明显，情感功能则会略显减弱。

虽然不完全认同文章的观点，但这还是让我联想到了我生活中的事。有时放寒暑假时，我也会有点纠结，是要回一趟老家还是出去玩。之前，比如小学时，我对于回老家每次都是很兴奋的，好像假期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回去。可随着我长大（主要是随着交际圈的扩大，还有更爱往外跑了），我逐渐也有些感觉单调。道德上，我认为是要“走亲戚”的，但同时也很想“走朋友”，跟朋友一起出去。父母倒是建议我按自己的想法选，不要在这种本应让自己开心的事上纠结，但我仍会感到纠结。不过，看完这篇文章，尤其是关于青年的反身性，我现在觉得这件事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灵活处理解决，比如合理安排时间，一个假期把两边同时满足（尤其是现在时间更多了）。如果能两边都合理兼顾，就不用待在一边的同时惦记着另一边。

这让我思考：年轻人的这种由反身性带来的对于自身行为的反思调整，是不是在定义一种新型的，更基于自主选择，相互理解的亲属关系？文章认为虽然青年会去平衡和维护亲缘关系，家本质上还是变了的。我觉得或许只是因为在这种新的亲属关系里，给年轻人和其亲人的选择余地都更大了，所以显得没有之前联系感强，但这其实是一种更灵活，相互尊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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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以一场南欧大停电为具体案例展开深入探讨。在大停电期间，城市的数字设施（如网络、电子通讯等）陷入瘫痪，人们被迫脱离了日常依赖的数字生活场景。此时，原本被数字世界遮蔽的 “附近” 开始显现：人们无法再通过手机与远方的人保持紧密联系，转而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物理空间与现实中的人。

文章指出，数字技术在带来便捷与广泛连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 “附近” 的疏离。而像大停电这样的意外事件，能让人们暂时摆脱数字枷锁，重新审视并回归 “附近”，与身边的人、事、物建立真实的互动与联结。通过这种对比，凸显出 “附近” 对于构建真实、温暖且具在地性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价值，呼吁人们在数字时代，不能忽视对 “附近” 的关注与维系，要寻找重建 “附近” 的可能路径。

看到这篇文章，我立刻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平时我总沉浸在手机里，刷社交软件、看视频，和邻居几乎零交流。可前段时间小区电梯故障，大家都得走楼梯，在楼梯间，原本陌生的邻居们开始互相打招呼，分享等电梯时的趣事，还会提醒老人慢点走。那一刻，我感觉 “附近” 回来了，数字世界的隔阂被打破，身边的人和事变得鲜活起来

这篇文章让我从新的角度思考，在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附近” 的重建除了依靠停电这类偶然事件，还有没有更主动、更持续的方式？、同时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习惯了数字生活，他们真的愿意花时间去重建 “附近” 吗？这种重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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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停电引发的人类学思考——寻找丢失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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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中午，一场毫无征兆的大规模停电席卷了整个南欧，波及西班牙、葡萄牙及南法部分地区。作为亲历者，我在加利西亚圣地亚哥街头目睹了整个城市的停摆：交通瘫痪、办公楼宕机、商铺关闭，原本高速运转的城市仿佛被按下暂停键。天性乐观的西班牙人倒也不抱怨，他们随即涌向街头，索性将停电当作一场假期来享受。无论是埋头工作的白领，还是赶作业的学生，此刻都放下设备，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点杯冷饮，分享停电带来的无奈与片刻的轻松。这场突如其来的社会性“断联”，仿佛让我们短暂回到了那个没有智能手机、人与人靠面对面交流的年代。这是一幅久违的画面，一幅属于“附近”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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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包雯沁作者的《重构附近:数字附近何以重塑个体的空间感知及地方感——基于数字地图 App 的考察》

这篇文章以高德、百度、腾讯等数字地图App的“附近”功能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数字附近”如何通过数据体制、算法推荐和界面设计重塑个体对空间的理解和地方感的形成。核心观点是：数字附近通过内容分类、可见性机制和平台规则，重构了人与现实空间的关系，导致城市边缘社区在数字界面中“消失”，同时强化了消费导向的空间秩序，加剧了地理信息的不平等和空间权力的不平衡。

读这篇文章让我立刻想到自己使用高德地图或大众点评查找附近餐厅、咖啡店的经历。我常常依赖评分高低和推荐热度来选择目的地，而忽略了一些没有“数字化存在”的小店或街边摊。暑假去充满烟火气的成都玩，我在一个老城区跟着导航找一家网红书店拍照打卡地，结果完全错过了路上好几家有趣的老式手工艺品店和本地小吃摊，它们因为不在数字地图的推荐列表中，就像“不存在”一样。这让我意识到，我的“附近”体验已经被算法深深塑造，甚至取代了我对现实空间的自主探索。

数字地图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空间媒介”，它悄无声息地重构了我们感知城市的方式。“可见性”好像成为一种可被平台售卖的资源，到底“谁有权定义我们的附近”。

这些让我思考：1. 平台如何通过算法“遮蔽”某些群体或空间？是否形成了一种“数字隔离”？2. 年轻一代与老一辈对“附近”的感知方式有何不同？数字媒介是否加剧了这种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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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附近：数字附近何以重塑个体的空间感知及地方感——基于数字地图App的考察_包雯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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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s9mhvzsHFQNk_4Gg-Ni_8g

这个文章讲述了五位“拆二代”的故事，他们原本以为城市拆迁将带来生活的飞跃，却在漫长的等待与经济下行中，被迫面对延迟、停滞与梦想幻灭。文章以细腻的叙事呈现了宏大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的脆弱处境：安置房迟迟未交付、房票制度操作复杂、房价持续下跌、财富幻象破灭。曾被视为幸运儿的人们，最终沦为被时代洪流中的普通乘客。这种从希望到失落的转变，揭示了当代中国城市化叙事中一种被中断的未来感与“失落的附近”：那些被拆迁的人失去了土地与社区，也失去了可预期的生活路径。

这篇文章让我联想到了我见到的附近的变化。我最近回到初中住的地方，看到熟悉的街区被围挡替代，原有的街坊关系、日常空间与地方记忆逐渐消失。文章中张天力在送外卖的时候隙驻足凝视未完工的安置房，这一动作象征了许多普通人在“发展”与“等待”之间的矛盾心态——他们的生活被搁置在一个临时的时空中，既无法回到过去的村落，也无法真正进入被许诺的城市生活。这样的“空间断裂”与“社会漂浮”构成了城市化语境下典型的情感困境。

这篇文章的启发在于它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城市化背后的人类学意义。城市化不仅是经济与空间的再生产，更是社会关系与生活秩序的再构。被“拆迁”的不只是物理空间，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纽带与集体记忆。

或许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房价下行、城市更新放缓的当下，这些被迁移者如何重建自身的社会网络？他们如何在新的空间秩序中重新定义“家”的意义与“归属”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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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拆二代”开始送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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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幸运儿，只有被时代列车裹挟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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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jYQe3jTuXaO3tx_uaJsDtA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文章是《“假装上班”与当代青年“重建附近”的尝试》。这篇文章研究了中国出现的一些“假装上班公司”现象，这类公司以低价出租办公桌，供年轻人远离职场内卷、寻找自我发展的空间，成为一种年轻人在了你内卷躺平之间“重构附近”、获得力量的自救方式。

我联想到身边有个朋友，她是一位插画师，因为在家画画工作常被家人误解成“不务正业”，家人的不支持让她那段时间经常向我诉苦。后来她无意中加入了一个社交的群，里面有很多像她一样志同道合的人，在那里她发的画受到很多人的赞美，她更加专注创作。此外和同频的人交流、参与接力绘画也让她获得了很多灵感，很快我发现她变得心态更积极，业务和绘画能力也提升了。

这让我思考，这种“假装上班”模式对年轻人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是怎样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这类空间在不同城市的发展差异，以及它对当代青年社交模式和自我认同的塑造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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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上班”与当代青年“重建附近”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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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躺平摆烂，而是趁此机会腾出更多时间空间，去思索、行动、蜕变，寻回迎战内卷躺平的底气，以在经济困境之中完成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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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620A08H6Y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no-redirect=1

我今天分享的文章是《2023年轻人搭子社交报告》。该报告基于Soul App平台对3000多名年轻人的调研，深入分析了“搭子”这一新型社交方式。文章指出，“搭子”是一种基于共同兴趣的轻社交关系，具有“轻盈与稳固并存”的特点，超八成年轻人曾将“搭子”升级为朋友，反映出年轻人在原子化社会中重构社交关系的努力。

关于我的“附近”联系与理论关联：

这篇文章让我立刻联想到我平时在学校里的“饭搭子”、“学习搭子”“上课搭子”甚至“蹭课搭子”等。许多同学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寻找各种“搭子”，约定时间一起陪伴彼此。这让我想到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附近的消失”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正经历一种变化：人们非常关注自我（小世界），也非常关注宏大的、全球性的世界，但恰恰对物理和社交上的“附近”——比如邻居、社区成员——失去了兴趣和感知能力。

然而，“搭子”的流行，似乎是对“附近消失”的一种回应与重构。它并不是要回归传统的、基于地缘的邻里关系，而是以一种新的、基于兴趣和场景的方式，重新编织出一个功能性的“附近”。我的“自习搭子”最初只是一个“功能性的陪伴”，但后来我们开始分享资料、聊生活琐事，慢慢成了朋友。这个过程，恰恰是将一个“工具性”的搭子，重新嵌入情感与信任，创造出了一个属于我的、新的“附近”。

这也让我深受启发：我们是否可以把“搭子”理解为一种数字时代的“附近”的变体？它不再是项飙所描述的基于固定地理空间的邻里，而是一种流动的、按需拼装的“场景化附近”。

由此还引发出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在高度流动的都市生活中，“搭子”关系是如何作为一种替代性方案，重构年轻人的“附近感”与社会支持的？ 我们可以通过民族志的方法，深入观察不同类型的“搭子”群体，描绘他们如何从线上匹配到线下互动，并最终形成某种程度的共同体认同。

我最后的疑问是：这种高度自主选择、功能导向的“搭子”关系，在重建“附近”的同时，是否也加剧了社交的“过滤泡沫”和“功能性分层”？我们是否只与我们选择相似的“搭子”交往，从而失去了传统“附近”所带来的那种偶然性和异质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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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文章来自“青年研究”公众号，标题是《家庭背景与青少年失败恐惧——资源与情感的双重作用》。文章以质性研究为基础，核心观点是家庭的“资源供给”（如经济、教育支持）与“情感氛围”会双重影响青少年的失败恐惧：资源不足可能让青少年缺乏试错底气，而过度期待或负面评价的情感氛围，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恐惧，甚至让他们逃避挑战。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初中一位成绩优异的同学，他常年稳居年级榜首，父母为他请一对一家教、报竞赛班，投入了大量教育资源。即使成绩如此优异，他还是会每次大型考试前都极度焦虑，考前失眠，考完试会出满身虚汗的那种。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父母总在考得好时对他说“这是应该的”，成绩波动就强调“别白费我们的钱”。这正应和了文章中“资源与情感双重作用”的结论。而最近网上热议的“家庭托底”话题也让我感慨：很多人觉得“物质托底就不怕失败”，但这位同学的经历说明，没有情感包容的托底，拥有充足的物质资源，反而会加重失败恐惧。

这篇文章让我跳出“抗压能力弱”的固有认知，意识到家庭这个“附近”才是关键。这让我思考：当下热议的“家庭托底”，若只重物质不重情感，是否都会像我那个同学一样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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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恐惧是指人们在从事某种活动时， 由于担心达不到自己或他人设定的目标而产生的消极心理，通常包含羞愧、焦虑等情绪体验（ ）。失败恐惧反映了个体如何定义、感知与应对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失败。青少年处于身心迅速发展、多重成长挑战交织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心理状态相对敏感脆弱，但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伴随着社会、学校与家庭环境变迁，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变得突出，有数据显示14.8%的中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郭菲等，2023）。也有研究指出，将学业成就的目标建立在同辈比较并倾向于回避失败的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显著更高（Steare et al.，2024）。面对竞争与不确定性增强的社会环境，降低失败恐惧有助于青少年理性面对挫折，在不断试错中提升能力，实现全面发展。因此，深入分析青少年失败恐惧的现状及影响机制，对理解青少年心理问题成因、提升心理健康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失败恐惧的作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探索。既有研究虽已关注到家长教养方式的作用，但多聚焦于家长控制与惩罚等负面行为（Deneault et al.，2020；Sagar & Lavallee，2010），对家长的正面教养方式关注不足。有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Yeung et al.，2002），并且良好的亲子关系亦可缓解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风险（程琳等，2023）。因此，父母情感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失败恐惧之间既可能作为中介机制，也可能独立地发挥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使用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相关数据，尝试对如下问题进行探究。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失败恐惧具有何种影响效应？第二，在上述影响中，父母的情感支持是否发挥了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

家庭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失败恐惧？借鉴有关成年初显期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框架（Swartz et al.，2011），本文将家庭对青少年失败恐惧的作用区分为"脚手架"（scaffold）和"安全网"（safety net）两种角色。其中，脚手架指家庭会通过日常稳定的物质、时间和情感投入促进子女能力发展，培养子女面对失败时的心理韧性。安全网指在子女遭遇困难时，家庭会及时介入并制定应对策略，为子女发展起到托底作用，降低失败的负面影响。

既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探究了家庭发挥脚手架作用的具体路径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影响。例如，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会为子女选择更优质的重点学校（方长春，2005），增加课外辅导与兴趣培训投入，并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高雅文化活动参与机会（洪岩璧、赵延东，2014；李忠路、邱泽奇，2016）。这些资源在提升子女认知能力与学业表现的同时，也会促进非认知能力发展，培养应对失败的心理调节能力。具体而言，高质量学校中教师的情感支持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与情绪稳定性（张要要，2023）。参加艺术和体育类培训有助于促进同辈互动并增进社交的正向反馈，同时锻炼青少年的耐心、自信与应对挫折的能力（付卫东、陈安妮，2024）。文化资本（如藏书量和参观博物馆等）也有助于提高自我效能感和教育期望，减少个体在失败时对自身能力及未来规划的怀疑（罗芳、关江华，2017）。家庭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也会影响青少年对资源可得性的感知，进而影响他们对未来发展的预期（陈曦等，2015）。

青少年的失败恐惧也会受到家庭日常互动的影响。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失败恐惧是个体将重要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内化为自我认知的结果（Birney et al.，1969）。父母过高的要求和控制、对失败的消极情感反馈和惩罚行为等均会加剧子女的失败恐惧（Sagar & Lavallee，2010）。而父母对子女情绪的关切、与子女围绕成长挫折进行积极沟通，则会有效缓解青少年对失败的恐惧（Peterson et al.，2025）。家庭压力模型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家庭中父母心理压力和家庭冲突程度不同，进而导致家庭间教养行为的差异（Yeung et al.，2002）。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则从再生产的角度出发，将父母教养行为的阶层差异解释为文化资本与惯习的区隔（洪岩璧、赵延东，2014）。尽管理论路径不同，上述研究均表明家庭脚手架功能的发挥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影响，优势阶层家庭更注重情感沟通，为子女营造支持性环境以减少失败恐惧，促进子女的身心健康与能力发展。

与此同时，家庭的安全网功能对缓解青少年失败恐惧同样具有关键作用。延续布迪厄文化资本的视角，有学者采用民族志方法分析了中国精英家庭如何帮助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过程，并发现家庭对文化资本的运用具有回应性，需要特定情境作为激活条件（Chiang，2022）。这项研究也指出面对以客观考试成绩为选拔标准的教育体系，中国精英家庭的父母同样依赖学校进行备考指导，日常较少深入参与子女学习。但当子女成绩下滑，甚至被录取至精英高校存在风险时，父母会迅速介入，通过增加家校沟通、参与辅导或规划留学等备选方案以保障教育获得。这项研究还发现在子女步入社会后，精英家庭也会运用其社会关系网络为子女提供就业机会，延续教育与职业路径中的托底角色。在高度竞争与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精英家庭更了解何时与如何帮助子女降低失败风险。

家庭安全网的保护作用也可能源于亲子间的情感连接。既有研究借鉴经济学的利他主义和社会学的权变理论，强调家庭代际支持以无条件的情感为基础，为需要帮助的个体提供支持（Silverstein，2006）。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成年初显期青年，但也为理解家庭如何减少青少年失败恐惧提供了重要参考。有研究发现，父母为子女提供的资源与支持随子女生命历程而变化（Swartz et al.，2011）。在子女面临育儿压力、离婚、经济困难等时刻，父母会及时增加各种支持以缓解子女的生活与心理压力。尽管这些支持源自情感连接，家庭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发挥安全网的作用仍然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Kalmijn，2024）。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在资源和信息上的优势使其更有能力在子女失败时提供有效的建议与实际帮助。

虽然家庭为子女发展提供的安全网并非时刻处于激活状态，但安全网本身即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子女的失败恐惧。家庭社会经济资源决定了父母为子女托底的能力。对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来说，他们意识到家庭会采取策略为自己潜在的失败托底，不仅会减少对当前学业失败的焦虑，也会使他们对学业、工作乃至家庭等方面的未来规划更具信心。

基于上述对家庭脚手架和安全网功能及其阶层差异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青少年失败恐惧存在阶层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的失败恐惧程度越低。

本文使用的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以下简称为PISA）2018年在中国的调查数据。PISA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为OECD）于2000年发起，每三年进行一次，旨在从学生的知识素养和现实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对基础教育进行跨国家（地区）比较。近年来，青少年在多维度的心理状况成为PISA的评估重点，失败恐惧便是其中之一。对中国的调查主要采用两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四省市共361所学校的12058名学生参加调查。PISA调查对象为15岁的在校学生，除少量异常值外，样本分布于初中二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同时，本文采用个案剔除法清理了在核心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少量样本，最终分析样本量为11816。

1.失败恐惧
失败恐惧是本文的因变量。在PISA问卷中，失败恐惧通过以下三个题目测量，分别是"当我失败时，我会担心别人对我的看法""当我失败时，我会担心自己天分不足""当我失败时，我会怀疑自己对未来的计划"。选项设置为：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同意=3，非常同意=4。这三个题目分别对应了失败恐惧的三个维度。此外，PISA项目组还采用项目反应理论的双参数模型构建了失败恐惧的综合得分，并以OECD成员国家（地区）的总体均值与标准差为基准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分为0表示失败恐惧程度处于OECD成员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数值越大表示失败恐惧程度越高。为了对失败恐惧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本文在分析中同时检验了青少年失败恐惧的综合得分和各维度的具体表现。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本文的核心自变量，采用PISA项目组提供的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测量。该指数综合考虑了父母受教育年限（取父母中受教育年限较高者）、父母职业地位（取父母中职业地位较高者）、家庭物质与文化资源等三个家庭背景特征，由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而成，并同样以OECD成员国家（地区）的总体均值与标准差为基准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父母受教育年限采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转化为对应的受教育年限；父母职业地位由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家庭物质与文化资源在问卷中由书籍、学习场所、汽车等资源的拥有情况测量。这三个家庭背景特征具有一定相关性，但从不同维度反映了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采用综合指标有助于全面考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多维特征。
3.父母情感支持
父母情感支持在本文中同时作为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问卷采用三个题目测量父母情感支持，分别是"我父母支持我在学习上的努力和成绩""我父母鼓励我要自信""当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我的父母会支持我"。选项设置均为四等级李克特量表，得分1 4分别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PISA项目组也使用项目 论的双参数模型构建了父母情感支持的综合指标，并以OECD成员国家（地区）的总体均值与标准差为基准进行标准化处理。出于研究目的和分析模型简洁性的考虑，本文采用该综合指标作为父母情感支持的测量变量。
4.其他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干扰，本文引入了与学生和学校特征有关的控制变量。其中，学生特征不仅包括性别和教育阶段等基本信息，还包括以往理论与实证研究涉及的其他与青少年失败恐惧相关的因素，如是否留级、成长型思维、PISA测试成绩、学业重视程度和竞争程度感知等（汪雅霜、王雅晶，2022；Elliot & McGregor，2001）。学校层面的特征主要包括学校所在地城乡类型、学校的硬件与师资短缺指数等。

本文的数据分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失败恐惧的影响。PISA数据包含学校和个体两个层次，学生个体层次嵌套于学校层次，因此本文使用两层随机截距模型进行统计分析。零模型结果显示，青少年失败恐惧综合得分及三个具体维度的组内相关系数（ICC）低于科恩（Cohen，1988）确定的多层次模型使用的经验标准。但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多层次模型的拟合优度显著高于线性回归模型。基于PISA数据的多层次嵌套结构及模型拟合结果，本文选择使用多层次模型进行分析。第二，检验父母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本文主要使用多层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Krull & MacKinnon，2001）。具体而言，本研究的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均为学生层级变量，因此使用低层级中介模型即1-1-1模型。标准误与置信区间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估计。第三，通过设置交互项和分组回归的方式，探究父母情感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失败恐惧之间的调节作用。

表2报告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失败恐惧影响的两层随机截距模型估计结果。

表2的模型1是对失败恐惧综合得分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失败恐惧综合得分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对失败的恐惧程度越低，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模型2至模型4是对失败恐惧各维度的具体分析。结果显示，失败时担心别人看法、担心自身天分和怀疑未来计划等三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的社会阶层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对各维度失败后果的恐惧程度均越低。从系数数值上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失败时担心自身天分方面的影响最大。

表3展示了基于多层中介效应模型的各路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

表3的模型1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情感支持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越多。模型2至模型5中父母情感支持对失败恐惧的综合得分以及各具体维度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表明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越多，青少年在面临失败时的恐惧程度越低。

在对各路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5000次随机抽样，进一步检验父母情感支持的中介效应。表4报告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失败恐惧影响的间接效应分解结果。

表4中失败恐惧综合得分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增加父母情感支持的方式间接减少青少年的失败恐惧，并且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发挥的作用占总效应的16.73%。

就失败恐惧的各具体维度而言，父母情感支持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父母情感支持间接降低青少年面对失败时对别人看法和自身天分的担心程度，以及对未来规划的怀疑程度。从间接效应的解释比例上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失败时怀疑未来计划这一维度的影响中有20.31%源自父母情感支持的中介机制。相较而言，这一比例在失败时担心别人看法和担心自身天分两个维度相对略低，分别为14.18%和15.75%。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2得到支持。

除作为中介机制外，父母情感支持也可能增强或减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失败恐惧的影响。本研究纳入了父母情感支持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以检验父母情感支持的调节作用，表5报告了模型估计结果。

表6的结果显示，父母情感支持的影响在失败时担心别人的看法这一维度上存在组别差异。具体而言，父母情感支持对较低和中等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的青少年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青少年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在失败恐惧综合得分和其他两个具体维度上，父母情感支持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不存在组间差异。因此，本文研究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

对父母情感支持的调节作用在失败恐惧不同维度上呈现的差异，可能的解释是，对他人看法的担心侧重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层面，父母通过提供积极的关注与回应等情感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青少年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从而弥补青少年因家庭背景而带来的社交劣势，减少对他人看法的过度焦虑。而对自身天分和未来规划的担忧则与能力和机会密切相关，二者更依赖家庭客观资源。虽然父母情感支持能够给予一定的情感慰藉，但在弥补因家庭客观资源导致的能力与机会不足上，这种支持的影响相对有限，难以缓解青少年对学业竞争、未来职业发展、社会流动机会等问题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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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与青少年失败恐惧--资源与情感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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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恐惧是指人们在从事某种活动时， 由于担心达不到自己或他人设定的目标而产生的消极心理，通常包含羞愧、焦虑等情绪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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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在说：在原子化的都市里，年轻人会通过咖啡馆或星巴克这样的“第三空间”，找到线下的连接。过去邻里式的“附近”已经消失，但这种现代空间更符合当代年轻人的需求——既有社交的必要，又能保持边界。比如我自己，其实很不喜欢走街串巷那种缺乏距离感的生活。亲戚让人讨厌，就是因为他们会越界，打听你的家庭、收入、学习情况。但在星巴克，你和别人只是聊兴趣、聊生活，不会被冒犯，反而更容易分享。这就是它的价值：让人们在不破坏边界的情况下，短暂相交，构建属于自己的“附近”。

这也让我联想到一些经历。比如在 Swarthmore 访校时，虽然没有建立深厚的联系，但那种小镇氛围就让我感受到“附近”。有一次晚上九点多遇到一个牵狗的教授或教职工，聊了几句，就觉得特别美好。还有今天看到老师们和家人在一起，氛围轻松，同事像朋友一样相处，你还能和老师的小孩聊上几句。这些小小的交集，会让人觉得关系被拉近，却又不会冒犯到隐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代的“附近”。

不过我认为项飙的意思，并不是让我们回到那种没有隐私和边界的旧式“附近”。他强调的还有一个层面，就是“附近”不该只局限于和你阶层相似、教育程度相同的人交往。过去的生活方式会让你被动卷入一个更复杂的群体，让你自然而然地去了解不同人的生活，从而对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因为隐私和安全感成了更强的需求。银行卡密码、手机密码、家庭住址等等，都让“保护自己”变成必需。于是很多人觉得和不同阶层的人交集存在风险，甚至会担心对方可能带来威胁。

正因这种不信任感，年轻人更倾向于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寻找“附近”。星巴克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它满足了安全感的要求，让人们在相对可控的环境里遇见彼此，构建新的“附近”。所以我在想，项飙是不是只是指出“附近的消失”，并没有真的要我们重建过去那种？如果真要重建，也只能是一个更强调隐私与安全的新版本。星巴克或许就是一种尝试。虽然不完美，但至少让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里，“附近”依然可能存在，只不过不再是被迫的，而是基于选择与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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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不是论文摘要，而是你为3分钟口头分享准备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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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文章核心内容： 用一两句话概括这篇文章研究了什么？核心观点或发现是什么？

b. 我的“附近”联系： 这篇文章让你立刻联想到了自己生活中的什么现象或经历？请具体描述。

c. 启发与疑问： 这篇文章给你带来了什么新的思考角度？它可能引发出哪些值得深入探究的研究选题？你还有什么没弄懂的问题？